（五）在國際交往中，提倡王道，反對霸道。“王道”一詞，在《尚書·洪范》篇及《孟子·梁惠王》一章已見，王道、霸道，同樣是儒家的政治術(shù)語。中國在處理國際事務(wù)過程，先是嚴夷夏之防，后又主講信修睦。但列強交侵，國無寧日，尤其是世界上等而下之的日本，明治以來，相繼戰(zhàn)勝大清國和俄羅斯，居然成為遠東強權(quán)，用孫中山的話，是“逞其帝國主義之野心，忘其維新志士之懷抱”，而向中國大肆擴張，竟膽敢實施其亡華政策。孫中山歷來反對“以小事大”或“以大字小”，主張濟溺扶傾、國際平等。他批判帝國主義的“國際主義”。晚年的孫中山，將行王反霸的原則擴展到國際關(guān)系中去，1924年11月他在神戶高等女子學(xué)校作“大亞細亞主義”演講，將其思想發(fā)揮到了極致。他對聽眾說：“你們?nèi)毡久褡寮鹊玫搅藲W美的霸道的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zhì)，從今以后對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nèi)毡緡袢ピ攲徤鲹瘛?rdquo;[22] 當(dāng)日本政治陷入右傾狂熱的時候，這種規(guī)勸也是說了白說，歷史已證明并將繼續(xù)證明這點。
（六）孫中山歷來重視武裝斗爭和宣傳造勢，他的宣傳工作的范本是孔子的言行。孫中山從事革命，依靠筆桿子與槍桿子，他抓宣傳，以喚起民眾，迄晚年未嘗少懈。1923年12月30日在廣州對國民黨員的演說中，他說，世界的文明進步，半是由于宣傳，中國文化也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中國最有名的人是孔子，他周游列國，是做什么事呢？是注重當(dāng)時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他刪《詩》《書》，作《春秋》，是為什么事呢？是注重后世宣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所以傳播到全國，以至于現(xiàn)在，便有文化。今日中國的舊文化能夠和歐美的新文化并駕齊驅(qū)的原因，都是由于孔子在二千年以前所做的宣傳工夫。”[23] 他還舉例，說湯武革命成功，是由于他們始初用七十里和百里之地做根本，政治搞好了，民眾擁護，一經(jīng)發(fā)動，連四夷都響應(yīng)，便推倒了暴政。可見革命成功極快的方法，宣傳要用九成（功夫），武力只可用一成（功夫）。這和他經(jīng)常引用的拿破侖的名言“一支筆勝過三千毛瑟槍”，意義正復(fù)相同。
（七）孫中山晚年極力宣傳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思想。在《民權(quán)主義》第一講中，他說，“兩千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張民權(quán)?？鬃诱f：‘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便是主張民權(quán)的大同世界。又‘言必稱堯舜’，就是因為堯舜不是家天下。”[24] 他強調(diào)立黨、為政均是為公不為私，仰慕三代之治，便是基于“民胞物與”、“仁民愛物”、“天下為公”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公天下”的思想。1923年11月16日致犬養(yǎng)毅函中，他還全文引錄了《禮記·禮運》篇中“大道之行也”的一段文字，不但在國內(nèi)宣傳，還推向海外?！抖Y運》篇還僅僅是講“大同”，但孫中山將之發(fā)展為“世界大同”和“大同主義”，說要“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chǔ)，去統(tǒng)一世界，成一大同之治”。[25] 這個世界能否實現(xiàn)大同，無法逆料，但兩千多年來中國先民的美好愿望并經(jīng)孫中山反復(fù)宣傳莊嚴華麗的境界，與今日世人所樂道的“地球村”，庶幾近之。
綜上所述，不難發(fā)現(xiàn)，孫中山熟悉孔孟儒學(xué)，愈老愈尊，而且，其為振興中華民族，欲使之“駕歐美而上之”，實現(xiàn)偉大的強國夢，而提倡傳統(tǒng)道德繼承論，對我國固有思想的因襲是多方面的，主要是表現(xiàn)在其重新解釋三民主義的講演中。除了帶有時代色彩和增加一些新內(nèi)容外，還對其所肯定的傳統(tǒng)思想盡其所能作了改造。實事求是地說，他之昌言恢復(fù)舊道德，未必能起多大的作用，但他的舊道德（傳統(tǒng)文化）繼承論對當(dāng)時泛濫的民族虛無主義思潮，無疑是一個有力的反擊。他不愿意看到西方形形色色的思想流入中國，以作為低廉的推銷場所。當(dāng)然他也不是維護一切形式的國粹。孫中山“允執(zhí)其中”，閃爍理智之光，這是孫中山思想可取之處，其為世人所記取推行者亦當(dāng)在此。
[1] 《孫中山全集》，1981年，中華書局出版，第17，22，46，47，48頁。
[2]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1991年，中華書局，第155、158、172頁。
[3]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1冊，第195頁。
[4]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441-442頁。
[5] 《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383、384頁。
[6] 《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頁。
[7] 《孫中山全集》第2卷，第553頁。
[8] 《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第1176頁。
[9]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上冊，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84年增訂本，第104-105頁。
[10] （日）安井三吉、陳德仁：《孫文〈“大亞細亞主義”講演〉資料集》，京都·法律文化出版社，第296-197頁。
[11] 《馬林在中國的有關(guān)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頁。又戴季陶在《孫文主義之哲學(xué)的基礎(chǔ)》一書中，記載不同，孫謂，“中國有一個正統(tǒng)的道德思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繼承這一個正統(tǒng)思想來發(fā)揚光大的。”孫還重復(fù)說了一次。戴指稱孫自認為是中國道統(tǒng)的傳人。
[12] 《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532頁。
[13] 《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62頁。
[14] 《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112頁。
[15] 《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42、245、247、248、249頁。
[16] 《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10頁。
[17] 《孫中山全集》第6卷，第16頁。
[18] 《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第2058頁。
[19] 《孫中山全集》第7卷，第60頁。
[20]《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535頁。
[21]《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83頁。
[22]《孫中山全集》第11卷，第409頁。
[23] 《孫中山全集》第8卷，第566-567頁。
[24] 《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62頁。
[25] 《孫中山全集》第9卷，第25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