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張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溫儒敏（山東大學文科一級教授）
程光煒（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趙稀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趙學勇（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核心閱讀
●漢學的理論方法及研究動機，離不開西方學術背景，如果完全不考慮這些，拿來就用甚至以此為標準，“身份”問題就出現(xiàn)了。文學研究走向“泛文化研究”，“現(xiàn)代性”走向過度闡釋，就是這種盲目跟風的最新體現(xiàn)
●一些國外學者的學術訓練是不錯的，但一是理論預設，二是在與中國文學背后歷史傳統(tǒng)、文化氣候和地理的結合上比較生硬。如何既不刻意排斥也不盲目追逐漢學，從而形成新的學術研究的張力和增長點，已是緊迫的任務
●具有局限性的漢學能夠在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影響甚廣，說明當下的文學研究還缺乏足夠的文化自信。我們可以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文學研究思想的前提下，汲取中國文學研究的話語體系，借鑒西方文學研究的成功經驗，進行自主創(chuàng)新的嘗試和探索
近年來，隨著中華文化影響力的擴大，海外漢學研究日益興盛，并對國內的學術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應該承認，相比于國內的學術研究，海外漢學在研究視角、研究方法、治學理路上有其獨到之處，適當參考借鑒不無裨益。但是，如果一味推崇，盲目追隨，無疑是錯誤的，需要加以反思。
為何要反思“漢學心態(tài)”
張江：近些年比較流行的文化研究，漢學家在所謂“現(xiàn)代性”的闡釋方面有許多成果都值得肯定，而且對于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視野的拓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不過，由于盲目“跟風”，就又出現(xiàn)了新的偏向：文學研究走向“泛文化研究”，“現(xiàn)代性”走向過度闡釋，等等。所謂“漢學心態(tài)”與“仿漢學”風氣，在這兩方面是表現(xiàn)得較為突出的。有些“仿漢學”的文章看上去新鮮、別致，但終究是“隔”，缺少分寸感，缺少對歷史的同情與理解。漢學的成果可以借鑒，但總還要有自己的理解與投入，而不是簡單地克隆。
溫儒敏：近十年來，我在幾篇文章中都談到，要反思我們的學術研究，特別是文學評論與研究中日趨流行的“漢學心態(tài)”。作為外國人研究中國文化、歷史、語言、文學等方面的學問，漢學主要是面向西方讀者的，是外國了解中國文化的窗口。從另一方面看，以西方為擬想讀者的漢學，可以作為我們觀察研究本土文化的“他者”。近百年來，中國現(xiàn)代學術的發(fā)生與成長，離不開包括對漢學在內的外國學術的借鑒。但有些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者和評論家，甚至包括頗有名氣的學者，對漢學特別是對美國漢學過分崇拜，把漢學作為追趕的學術標準，形成了一種樂此不疲的風尚。這種盲目崇拜海外漢學的心態(tài)，并不利于學科的健康發(fā)展。
可能有人會說，都講“全球化”了，學術還分什么國界？如果是科學技術，那無可非議，先進的東西拿來就用。但是人文學科包括文學研究恐怕不能這樣，還需考慮國情、民族性。漢學研究有相當一部分屬于人文學科，其理論方法，以及研究的動機、動力，離不開西方的學術背景，有它自己的學術譜系。如果完全不考慮這些，拿來就用，甚至以此為標準、為時尚、為風氣，心態(tài)和姿態(tài)都和海外漢學家差不多了，“身份”問題也就出現(xiàn)了。所謂“漢學心態(tài)”，不一定就是崇洋媚外，但起碼沒有過濾與選擇，是一種盲目的“逐新”。
客觀看待海外漢學研究
張江：我相信，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中國文化、歷史、語言、文學等，沒有人比中國人自己更熟悉，更了解，更能闡釋清楚。對文學而言，更是如此。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不是語言文字的簡單組合，它背后是博大精深、氣象萬千的本民族的文化、歷史、風俗等等，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才提出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因此，對海外漢學研究，我們必須客觀理性視之，對它的短板和局限要有清醒的認識。
程光煒：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中的“漢學視角”，是指由西方學術著作翻譯和華人學者將西學轉譯成漢語這兩個管道輸入中國大陸的一種學術思維方式。這跟全球化語境中，中國大學為實現(xiàn)國際化目標，大力提倡與國外一流大學合作交流和接軌的制度環(huán)境有很大的關系。站在改革開放的角度，這種合作的交流和接軌是十分必要的，有顯著的現(xiàn)實意義。
但如果走向極端，把“漢學視角”變成體現(xiàn)中國學者的學術形象、確立其學術地位的根本前提，就大成問題了。一旦將這種“漢學視角”建構成權威性的學術高地，將其物質化為一種晉升身份的外在因素，那么，對這種視角的歷史性反思也將開始。近年來，我去國外或港澳地區(qū)出席本專業(yè)學術會議，與相關大學開展合作交流時發(fā)現(xiàn)，其學術訓練還是不錯的，但要說其眼光、水準明顯高國內一籌，也很難說?？傮w印象，一是西方理論意圖在他們的研究和批評中過于明顯，有一種以理論帶歷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傾向，給人理論預設之感；二是西方理論在與中國文學背后歷史傳統(tǒng)、文化氣候和地理的結合上比較生硬，有一種強勢要求后者服從前者的理論優(yōu)越感。反倒不如國內一些具有敏銳歷史眼光和深厚學術功力的學者，在理論與史實的結合上做得自然貼切和深入，他們在嚴謹歷史分析上層層推進得出的結論，更能令人信服。相反，一些國外學者與研究對象之間比較隔膜。例如，他們無法理解上世紀80年代傷痕反思小說背后復雜的歷史經驗和個人記憶，不能接受十七年文學中社會主義經驗的書寫，對莫言、賈平凹小說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文學的深刻勾連，也基本視而不見，我想，這既有研究和文學批評盲目臣服于理論的功利心態(tài)，也與這種漢學視角無法與中國實踐、中國故事真正接軌有一定關系。
經過最近十幾年中國大學國際化的進程，人們可能已經意識到，需從本土經驗出發(fā)，立足中國社會實踐和中國故事，在與文學理論相結合的再創(chuàng)新上更進一步。如何自覺反思，重新審視漢學視角，既不刻意排斥它的存在，也不盲目追逐，從而形成新的學術研究的張力和增長點，已經是一項緊迫的任務。這種反思性建構，不僅可以扭轉唯西學是從的不良傾向，培養(yǎng)研究者更自覺的歷史觀察和分析能力，而且可以改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制度環(huán)境。在我看來，這才是一種符合“中國經驗”實際的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態(tài)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