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書話】
2017年1月22日（農歷臘月二十五）中午12時18分，當代著名國學大師、紅學大師馮其庸先生仙逝，這一天離他的生日只差四天。而在2017年1月《光明書榜》上推薦的10種圖書中，關于馮老的書就有兩種，即《風雨平生——馮其庸口述自傳》《瓜飯樓抄庚辰本〈石頭記〉》，老先生似乎了卻了他的心愿，所以安詳?shù)碾x去。正如他的口述史所說，他的一生可謂歷經(jīng)風雨，而又波瀾壯闊，他是一個靠“瓜飯”養(yǎng)育從農村走出來的大師，是一個具有玄奘一樣百折不撓取經(jīng)精神而從事學術研究的大師，馮其庸先生就是一個傳奇。馮老的離去，震動了多少人的心弦，人們的悼念，是對馮老的敬重，更是深切地感受到，這個需要大師的時代又少了一位大師。
提到馮其庸，人們就會想到《紅樓夢》和紅學。的確，馮其庸先生是以紅學名世的。毫無疑問，馮其庸先生是當代最具代表性、最具影響力的紅學大家，他著述等身，學富五車，在他35卷《瓜飯樓叢稿》中，有關曹雪芹和《紅樓夢》研究的著作就有：《論庚辰本》《〈石頭記〉脂本研究》《曹雪芹家世新考》《曹雪芹家世·紅樓夢文物圖錄》《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夢邊集》《漱石集》等等。馮其庸先生在曹雪芹家世研究、《紅樓夢》版本研究、《紅樓夢》思想藝術研究等方面多有建樹，他的許多著作文章都是新時期紅學發(fā)展標志性的成果。
與《紅樓夢》結緣四十多年
馮其庸先生與《紅樓夢》結緣，首先是從研究曹雪芹家世與《紅樓夢》版本入手的，他在這兩方面的成就尤其巨大。馮先生認為，研究文學作品，離不開“知人論世”。《紅樓夢》不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但《紅樓夢》的創(chuàng)作包含著作者對自己家庭往事的回憶、哀傷和思考，這就需要弄清作者家世，否則，其他方面的研究很難深入下去。馮先生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就確定了走歷史文獻考證和地面遺存調查相結合的學術道路，一輩子也沒有放棄這種堅持。因此在進入曹雪芹家世研究領域的時候，他十分重視文獻史料的發(fā)現(xiàn)考證與遺存實物的發(fā)現(xiàn)調查相結合。四十多年來，馮其庸先生在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一）他的重要學術著作《曹雪芹家世新考》以大量史料雄辯地論證了《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的可靠性，進一步確立了曹雪芹祖籍遼陽說；（二）他與著名清史專家李華先生發(fā)現(xiàn)了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寧府志》中的《曹璽傳》和康熙六十年刊《上元縣志》中的《曹璽傳》，為曹雪芹家世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史料，解決了曹雪芹家世研究中許多重要問題；（三）在《清太宗實錄》中發(fā)現(xiàn)曹雪芹高祖曹振彥原為正白旗旗主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據(jù)此人們得以確切地知道曹雪芹上世的旗籍、軍職等情況；（四）他在河北省淶水縣發(fā)現(xiàn)了五慶堂曹氏塋地，進一步證實了五慶堂曹譜的可靠性；（五）他通過對康熙甘氏家譜的研究，進一步證實了五慶堂曹譜中三房與四房同出一源的關系，有力地論證了曹雪芹祖籍確為遼陽而不是豐潤；（六）他通過對現(xiàn)存遼寧省遼陽市博物館中有曹雪芹高祖記載的三塊石碑的研究，為曹雪芹祖籍在遼陽找到了重要的文物證據(jù)。馮其庸先生在曹雪芹家世史料上一系列重要發(fā)現(xiàn)和研究成果，有力地推動了有關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馮其庸先生是曹雪芹祖籍遼陽說的主要代表，他的觀點已被絕大多數(shù)紅學研究者所接受。
馮其庸先生從一開始就十分注意對《紅樓夢》版本的研究，尤其是在《紅樓夢》早期抄本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十分引人注目。早在1975年3月，他與著名紅學家吳恩裕先生合作研究新發(fā)現(xiàn)的三回又兩個半回的《紅樓夢》抄本，發(fā)現(xiàn)這就是己卯本的散佚部分，并從此抄本（包括未散佚部分）中避“祥”字、“曉”字的諱，因而考證出此抄本原是清怡親王允祥、弘曉家的原抄本，而怡親王又與曹雪芹家有著重要的聯(lián)系，所以它的底本有可能直接來自曹家，這一驚人的發(fā)現(xiàn)對《紅樓夢》早期抄本的研究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1977年7月，馮其庸先生完成了《論庚辰本》一書，這是最早的一本系統(tǒng)研究已卯本與庚辰本關系的學術專著。在書中他論證了現(xiàn)存庚辰本不是由四個本子拼湊而成的，而是據(jù)己卯本過錄的，是僅次于作者手稿的一個抄本，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從而確立了庚辰本特殊珍貴的地位。馮其庸先生還先后研究了甲戌本、甲辰本、列寧格勒藏抄本、程甲本等等，他第一次提出了甲戌本不避“玄”字諱的問題，肯定了甲辰本在早期抄本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他還論證了列藏本的底本確系脂本，他高度評價了程甲本的歷史功績。這一系列研究成果，都在紅學領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
馮其庸先生十分注重對曹雪芹創(chuàng)作思想和《紅樓夢》思想藝術的研究，先后發(fā)表了《千古文章未盡才》《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chuàng)作》《曹雪芹與紅樓夢》《紅樓夢的時代及其他》《關于當前紅樓夢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等重要論文，出版了《論紅樓夢思想》等學術專著，對曹雪芹的思想和《紅樓夢》的思想藝術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他指出，曹雪芹是一位超前的思想家，他的批判是屬于他自己的時代，他的理想?yún)s是屬于未來的時代。馮先生高度評價了《紅樓夢》的思想藝術成就，他認為《紅樓夢》是反映資本主義萌芽性質的經(jīng)濟因素的新的民主思想，《紅樓夢》在思想上起到了啟蒙的作用。他說：“《紅樓夢》里的理想人物，是代表歷史發(fā)展的進步趨向的，他們在尋找新的人生道路而又不知從何找起。賈寶玉堅決不走仕途經(jīng)濟的道路，就是對舊的官方設定的封建時代的人生道路的否定……他們追求婚姻的獨立自主、自由選擇和尊重女性這兩點，已是他們人生中的兩個閃光的亮點了……所以賈寶玉林黛玉這一對新人的思想內涵具有先進的歷史動向和豐富的歷史內涵，是一對不朽的藝術典型，它閃射著黎明前黑暗中的一絲晨曦。”馮先生對《紅樓夢》思想傾向的定性，在新時期紅學發(fā)展中具有重要的影響。馮先生還十分重視紅樓夢的當代傳播，他明確提出，應該把讀沒讀過《紅樓夢》作為衡量人們文化素養(yǎng)的標志之一。
馮其庸先生不僅以其豐富的著述確立了他在紅學史上的地位，更在于他是新時期紅學發(fā)展的主要推動者。1975年，馮其庸先生參加了《紅樓夢》校注小組，這在他的人生歷程中是一個重要轉折，因為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紅樓夢》和紅學就成了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當時《紅樓夢》校注組組長是著名詩人袁水拍，著名紅學家李希凡先生和馮其庸先生擔任副組長，爾后不久，就由馮其庸先生實際負責全部業(yè)務工作，在以后長達七年的時間里，馮其庸先生一直主持著這項工作。他和校注組的專家學者歷經(jīng)坎坷，克服種種困難，于1982年將《紅樓夢》新校注本交付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是紅學史上第一次以庚辰本為底本的校注排印本，從此廣大讀者有了一部更接近曹雪芹原著并詳加校注的《紅樓夢》讀本，受到學術界高度評價，至今這部“新校注本”發(fā)行量已達500萬套，成為當今最具影響、最為普及的《紅樓夢》通行本。1979年，馮其庸先生還與一些紅學研究者創(chuàng)辦了大型學術?？都t樓夢學刊》，馮其庸先生與王朝聞先生任主編，后又與李希凡先生共同擔任主編，馮其庸先生為學刊的生存與發(fā)展傾注了大量的心血?！都t樓夢學刊》創(chuàng)刊至今已有三十八個年頭，發(fā)表紅學文章數(shù)千萬字，在培養(yǎng)紅學隊伍，團結紅學研究者，繁榮紅學事業(yè)諸方面，起到了紐帶和推動作用。1980年8月，馮其庸先生還與其他紅學前輩共同發(fā)起召開了第一屆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并在會上成立中國紅樓夢學會，他任副會長兼秘書長，馮先生是建立中國紅樓夢學會的主要推動者和組織者，1985年在貴陽舉辦的全國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馮先生當選為會長。在馮其庸先生的領導下，中國紅樓夢學會參與組織了數(shù)十次全國性的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和三次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對紅學事業(yè)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馮其庸先生還曾兩次赴美講學，參加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舉辦的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率團赴新加坡舉辦紅樓夢文化藝術展，帶領專家組赴蘇聯(lián)鑒定列寧格勒藏本《紅樓夢》，他為推動中外文化交流，為把《紅樓夢》和紅學推向世界做了大量的工作?？梢哉f，新時期紅學發(fā)展幾乎所有重大的活動都與馮其庸先生有著密切的關系，他為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推動紅學事業(yè)的發(fā)展所做出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馮其庸先生的名字已與《紅樓夢》、與紅學緊緊地聯(lián)在一起。毋庸置疑，馮其庸是新時期紅學第一人，他對新時期紅學發(fā)展作出的貢獻無人能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