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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美術是本我的放逐和情感的宣泄圖式

【摘要】民間美術有著特殊的心理構筑基礎。農民創(chuàng)作者在民間美術作品中表達時不自覺地、潛意識地流露出自身的真實觀念和情感體驗,表現出十分自由的精神意志。另外,民間美術具有宣泄情感的作用和功能,使其成為民間美術創(chuàng)作者治療內心苦楚、擺脫現實苦難的補償方式,使得民間美術呈現出強烈的個體性特征和精神慰藉內涵。

【關鍵詞】民間美術 情感宣泄 農耕文化

【中圖分類號】J205       【文獻標識碼】A

引言

長久以來,民間美術一詞的定義在知識界眾說紛紜,但是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毛澤東給予的“群眾的美術”一說道出了民間美術的本質。民間美術與其對應的“非民間”美術在創(chuàng)作主體、創(chuàng)作觀念、創(chuàng)作手法等方面都有著鮮明的不同。民間美術是由農民創(chuàng)作的,二者的關系是對應的。民間美術是創(chuàng)作主體(包括個體和群體)精神的視覺性外現,創(chuàng)作者的精神世界是民間美術的根基。①一方面,民間美術是人們看得見、摸得著的“物品”和“現象”,有物質的屬性,但是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民間美術承載著看不見、摸不著的“文化”屬性。它包含有抽象的文化生態(tài)、文化系統(tǒng),并且與它所處的社會環(huán)境有著密切的邏輯關系。社會是人與人之間、自然之間、事物之間的關系結構,民間美術作為“物”的結果,它們在文化意義上承載著這些前因后果。②

人是一種活體的存在,其不能超越時空的,尤其是不能擺脫個人所處特定的時空環(huán)境所形成和運行的文化規(guī)制,諸如倫理準則、道德規(guī)范、行為方式、思維模式等而孤立存在。農民與土地,與聚落的捆綁使得農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更多地呈現出農耕性、民族性和世俗性的特征。

民族的歷史造就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并塑造出每個人的文化心理結構。一個人生于何種國度,就會浸淫于何種文化氛圍,順應于何種思想規(guī)制,并在這種大的社會環(huán)境背景下,生成個體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基質”。

民間美術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形態(tài),其特殊性就在于它與其生存的地理環(huán)境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具有強烈的地域性、民俗性和文化性??梢哉f,地理分野為民俗文化的生存發(fā)展提供與之適宜的環(huán)境土壤和歷史際遇的同時,也為其在結果的積淀和風格的形成提供了特有的養(yǎng)分和深層文化基因。地理環(huán)境是民俗文化生存的基本條件,也是其內涵解析最可信的客觀參照。

民間美術有著特殊的文化—心理構筑基礎

民間民眾有著特殊的文化—心理結構,這一點在民間美術中非常鮮明地體現出來。在中國特殊的歷史進程中,作為民間美術創(chuàng)作主體的農民受農耕文明和儒家思想的浸淫程度是非常深的,農耕觀念和儒家思想早已浸入農民心底,沉入民族群體的文化基因之中,構筑成榮格所說的“集體無意識”的部分。但是,每一個相對割據的地理區(qū)塊總是在大的民族文化共性之上生發(fā)出自己特殊的文化因子。陜北地區(qū)有著悠久的歷史、豐富的地域文化,尤其有著十分獨特的民間美術形態(tài),呈現出較強的原生性和地域性特點,特別是其獨特的審美觀念、世俗功能、展演方式等都與陜北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有著重要的關聯(lián)。例如在陜北地區(qū),民間美術關于“生殖”、“繁衍”、“祈福”、“祭祀”、“祛病”的內容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成為陜北人世俗生活的永恒主題,這些觀念和表達方式也是農民藝術表現世代遵循的“范式”,并成為一種個體和群體生命追求的“核心價值”。在陜北的一些民間美術作品中,盡管形式是多樣的,材料是多樣的,技法是多樣的,但是表現觀念和內涵是不變的,是與古老傳統(tǒng)一脈相承,剪紙“抓髻娃娃”、面花“長脖子人人”、石刻“炕頭獅子”、農民畫“毛野人”等作品,盡管世代有之,造型差異之大、格調之多變令人吃驚,然而,它們卻從來沒有超越陜北民間美術之自身構成的表現內容和內涵之“規(guī)定性”。加之,陜北特殊地域審美進程塑造出獨特的表現手法,擺出一件作品,它所呈現的風貌、手法、性格,讓一個明眼人清楚地認出它就是陜北的民間美術,而不是其他地區(qū)的??梢哉f,一個農民創(chuàng)作者在藝術作品中表達觀念時,不自覺地、潛意識地留露出傳統(tǒng)文化因子對其的影響成分,以及對早期傳承下來的手法的承繼,盡管有的創(chuàng)作者認為自己是傳統(tǒng)的叛逆,或者是背離傳統(tǒng)的,實際上從來不是這樣。

然而藝術創(chuàng)作畢竟是創(chuàng)造性活動,民間美術作品不是單純的工藝性生成,它們是創(chuàng)作者靈感、內心情感以及“沖動”帶來的結果,從這一角度上講,民間美術與官方藝術一樣,是絕對“有我”的藝術,參雜著創(chuàng)作者的思想和精神因素。藝術作品是人的產物,必然帶有人的烙印,人具有除性本能以外的多重的、復雜的、豐富的體驗和情感。弗洛伊德認為藝術作品經過苦心經營后,使一般人受壓抑的愿望得到滿足;藝術有宣泄的作用,比如藝術治療;藝術不僅是一種補償手段,也是一種社會性的治療手段和公眾擺脫苦難的出路;藝術作品是藝術家本人夢幻的真實寫照。③民間美術亦如此,作品的創(chuàng)作過程就是創(chuàng)作者追尋自我靈魂旅程。一件民間美術的創(chuàng)作總是有一個特殊的緣頭:父親對幼子的祈福,會打制一尊炕頭石獅;母親對待嫁女兒的寄情,會蒸一鍋面花小樣;老太太對現實社會困難的逃避,會剪出一個“異度世界”剪紙;老人對幸福生活的向往,會描繪一幅全景農民畫來,等等。民間美術有著特殊的創(chuàng)作動機,它們總是帶有強烈的農耕文明觀念和世俗性精神因素以及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直接的“情感與愛”的訴求。作品中承載的濃郁的、沉重的情感與愛,例如,在陜北剪紙作品中,滿是“男女耦合”、“魚蓮之歡”、“繁衍子嗣”的內容,然而此處恰恰是母親(長輩)對女兒(孩子)最為真摯的愛的體現。在過去農村地區(qū),這類主題是個體和群體生命價值最為核心的追求和體現,只有實現這些“愿望”,一個人才能獲得幸福、尊重乃至生命價值。長輩的這種載負于“剪紙”的期盼正是在特殊的社會文化規(guī)制的背景下所采取的對孩子的保護和關懷的獨特方式,是一種充滿強烈情感的、誠摯的,且又是承載責任和無可選擇的方式,所以民間美術也是一種帶有沉重意味的精神內涵。它絕不僅僅是一副剪紙,或者一個面花燕燕,或者石獅子,而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

民間美術是創(chuàng)作者“本我”的放逐

民間美術甚至擁有著宗教般的價值,它們構筑著農民的信仰。一些作品的創(chuàng)作過程是非常虔誠的,更重要的是以一種“本我”放逐的方式投入其中。創(chuàng)作者忘卻一切生活紛擾,拋棄一切社會規(guī)制,敞開自己的精神世界,遵循個體內心意識,發(fā)揮豐富想象能力,投入到自由且純粹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

弗洛伊德提出,在人類自覺意識之外,還存在著一種人們沒有意識到的內驅力,這個內驅力時刻影響著人的精神世界,同時對其行為起到支配作用。④在藝術作品創(chuàng)作過程中,心靈結構是主宰創(chuàng)作者肢體行動的主要動能。這個神秘而又深邃的心理世界有著可以很容易被認知的“意識”形態(tài),同時更多的是不易被察覺、潛藏在心靈深處的“無意識”狀態(tài)中。民間美術有一些非常具有“個人圖式”的作品,它們“面貌”奇特、手法“怪異”,夾雜著十分神秘的符號,并且在整體上呈現出獨特的風格和氣質。例如陜北剪紙名人高鳳蓮、王蘭畔和曹佃祥,三者的剪紙作品顯現出強烈的個性色彩,且差異極大。而這種差異常常叫人吃驚和難以理解,人們都難以找到比較三者的切入點,而造成這種狀況,就是由于三人的心境之差異所致。實際上,這才是民間美術真正的價值所在,民間美術不是對現實的模仿,不是膚淺情感的直接表露,它總是要連接于創(chuàng)作者個體內心的更深處,個人的世界在作品中也得到延伸。民間美術的精神不在世間,而在心境,它們無關大是大非的民族氣節(jié),無關宏觀的宇宙奧秘,無關對全人類的終極關懷,而是圍繞著創(chuàng)作者自身以及群體世俗生活所關聯(lián)的自閉的認知世界。藝術可以使他們找到真正的自我,同時也承載著個體情感的價值取向,用其獨一無二的價值特征滿足情感的抒發(fā),而不是通過理性的、智慧的思維方式設置某一個模式。這種創(chuàng)作方式帶有即興的成分,創(chuàng)作者遵循內心,自由發(fā)揮,每來靈感,創(chuàng)作激情便難以遏制,于是便隨意賦形,意到手到、手到形到、形到則圖成。這種創(chuàng)作方式帶來的作品常常是預先所不知的,過程也是不可控制的,然而創(chuàng)作者卻是最為享受這一過程,產生一種莫名的快感,作品呈現出出人意料的風貌。實際上,這種創(chuàng)作過程的不可控制和創(chuàng)作結果的不可預見是有創(chuàng)作主體“精神自由”行動的結果。這可能才是真正的藝術創(chuàng)作過程。

創(chuàng)作主體創(chuàng)作的“自由”帶來的快感是創(chuàng)作行為的驅動力,這種魔力般的力量促使人擺脫“世俗思想”的約束,遵從趨樂的本能,直尋內心最為“真實的訴求”。這種訴求是隱藏在作者心底的一直被“自我”壓抑的部分,它們是呈碎片、非邏輯、悖逆和荒誕,以及蠢蠢欲動的觀念因子。它們也許是非常原始的,源于個體的幼年時代,或許是人類整體“童年”所潛藏來下的“意念”片段。這些因素就如弗洛伊德所說的夢的內容中的人類“精神古物”。這些殘留的意念是“存留著我們不再能徑直達到的人性的原始部分”,神秘亦不可言說。在陜北剪紙中就有大量的生者、死者、仙人、鬼魅、歷史人物、現世圖景和神化幻想同時并陳;原始圖騰,儒家教義和迷信共置一處;人獸合體,花鳥相接的圖案,這些內容或許就是處于潛在狀態(tài)的原始意象,是遠古圖騰和宗教圖符的遺示。當人的精神系統(tǒng)出現了“追溯”的心理暗示,潛藏于心靈深處的原始意象就有可能顯露出來,呈現為剪紙人“眼里”的現實與神,人與獸同臺演出的一個想象混沌而豐富、情感熱烈而粗豪的浪漫世界。

民間美術是農民特殊潛意識的表達,主要是借助知覺材料,并無語言的參與。知覺材料表達能力比語言更優(yōu)越,這種優(yōu)越在于他的直接性、圖像性、非邏輯性、形象性,這些特性能與思想觀念對應起來。藝術作品再現荒誕、雜錯、混亂面貌的能力,正是創(chuàng)作者表達頭腦思想內容所需要的。從這一角度上說,這樣的藝術作品才是真實的,是最能反映創(chuàng)作者“本我”的面貌,反映出去除時空文化規(guī)制個人生命過程中的最普遍的特征。這一過程也是創(chuàng)作者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緒,無羈的想象綜合的結果,帶有濃厚的主觀愿望的色彩和對某些圖式語言符號有巫術宗教般的熱情。

民間美術有著特殊的圖符形式

民間美術是農民內心世界的延伸,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其明顯的傳統(tǒng)繼承性和連續(xù)性,顯示出世俗性圖符的一般性特征(共性)。例如中國人對“龍”、“紅色”的認知和感受,剪紙的“魚”的圖符語言,農民畫中的色彩,都帶有古老的意蘊和內容。然而這些行為絕不僅僅是教育的結果,而是人類早期生命經驗凝凍下來的,就如動物生下來就會哺乳;人的趨光懼暗;對異性的愛等,自然而神奇。使用它們的動機成為人的規(guī)定性所包含的部分并顯現出比其他動物高級因子的力量。這種偏好可能不是人類偶然的選擇而后形成的思維慣性,而是人類基因組織決定的,是生命力自然驅動的結果,亦有著深刻的生理原因。音樂與歌唱中的哭腔和喜劇給人的感受,切實地說明著各自規(guī)定性的存在。因而,民間美術有著特殊的藝術風貌和格調,粗獷、神秘、純粹、充滿想象,等等。例如在農民畫作品中,畫作鋪天蓋地,滿幅而來,畫面塞得滿滿的,幾乎不留空白。這也似乎“笨拙”,然而,它卻給予人們空靈精致的藝術所不能替代的豐滿樸實的意境,分外的粗、重、拙、稚,然而,也是分外的單純、洗練。它由于不以自身形象為自足目的,反而顯得開放而不封閉。它以簡化的輪廓為形象,變粗獷而有氣勢,更帶有非寫實的浪漫風味。一些作品十分簡潔,但是在農民眼里則依然有著豐富的內涵,民間美術中一個簡單的線條或符號,實際是從寫實的形象演化而來,其內容(意義)已積淀(融化)其中了,它成為“有意味的形式”,處于共同文化基因的農民可以解讀它,但是他者卻只能感受到線條或符號所呈現的規(guī)范化的一般形式美。

民間美術的圖式再現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一種移入感情,屬于“見其大意”式的形象,是想象的真實,而不是直觀性的形體感覺的真實。農民創(chuàng)作者摒棄了世俗的邏輯關系,現實的物象狀態(tài),以一種不加分化的整體狀態(tài)或者凸顯某一典型特征的方式呈現出來。一種是超時空的全景呈現。例如在農民畫中的“過年”活動大場景中,不同時間的活動,不同的活動內容,都同時布置在畫面中,并且采取一種沒有透視、沒有遮擋、沒有比例的“平鋪”方式陳列。在一些剪紙作品中,甚至一只驢同時出現兩個不同角度的頭;另一種是局部替代整體。“十斤獅子九斤頭,兩只眼睛一張口”,碩大的頭,開闊的口,就打造成一尊石刻炕頭獅子;兩只耳朵,配以形態(tài),就塑造出面花兔子的形象。這是一種極其抽象寫意的手法,高度概括,且又形象鮮活。民間美術有其獨立的審美準則和造型“范式”,它自成體系,且不受當代“官方”的藝術理論經驗所制約,也并不在意他者的評判,農民創(chuàng)作者對每一件作品、每一個創(chuàng)作過程都賦予了自己的藝術知覺感受,最大限度地釋放自身的本能,實現自己“內心”圖符世界在現實世界中的顯現。

結論

民間美術是從物質延伸出來的文化產物,這種文化性處于社會結構中的相互作用、相互聯(lián)系、交錯形成的看不見的立體關系網絡中。它在顯性的物質形式之外,蘊含著深厚的隱性的非物質性元素,而創(chuàng)作者的主觀意念和情感則是其重要的構成。農民創(chuàng)作者在世俗生活中徜徉在多彩的民間美術作品中,汲取了民間美術的“共時性”元素,又在自身的生活體驗和心理認知基礎上,對民間美術作品進行創(chuàng)作。可以說民間美術是農民創(chuàng)作者敞開心扉的內心獨白,在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他們常常擺脫特定社會的整體性規(guī)范和準則(尤其是倫理價值),擺脫文化規(guī)制對個體身心的桎梏。民間美術創(chuàng)作是解放創(chuàng)作者個體的創(chuàng)造性的過程,釋放出了農民藝術創(chuàng)作的原動力,扯掉“遮蔽心眼的覆蓋物”,顯露農民階層的真實內心。在這一過程中,農民創(chuàng)作者獲得了多重“自由”,他們釋放出本我,遵循內心的真實,并通過這一方式,宣泄內心的苦楚,獲取精神上的滿足和內在的平靜。所以,民間美術作品在內涵和圖式上得到了更多的可能性,使其脫離了狹隘時空條件的限制指向更為廣闊的人類本體,更加貼近本真的生命和自由的靈魂,最終在整體上變得異常豐富和復雜,產生了藝術作為人類精神產品的更為普遍的意義,具有永恒的價值。

(作者為榆林學院副教授;本文系陜西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編號:14JZ069)

【注釋】

①楊雨佳:《陜北民間美術研究》,西安: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第23頁。

②顧浩:“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語境‘民間美術’研究屬性的詰問”,《美術觀察》,2015年第10期,第106頁。

③孫嘉藝:“從精神分析學看藝術創(chuàng)作”,《美與時代(下)》,2012年第12期,第43頁。

④周楊,蘇曉民:“‘無意識’在繪畫創(chuàng)作中的循變”,《文藝爭鳴》,2012年第12期,第138頁。

責編 /許國榮(實習)

[責任編輯:張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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