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始終以國家發(fā)展為己任，不僅在天文學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還為青少年科技人才的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拼盡全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回想起不久前代表恩師王綬琯先生出席“德耀中華——第八屆全國道德模范頒獎儀式”的情景，國家天文臺研究員韓金林動情地說。
天上有一顆國際編號為3171號的小行星，名叫“王綬琯星”，標注著王綬琯在天文領域的杰出貢獻。1952年，正在倫敦大學天文臺工作的王綬琯收到時任紫金山天文臺臺長張鈺哲邀請后，立即決定回國開創(chuàng)新中國的天文學事業(yè)。
經過艱苦努力，王綬琯和同事們在不到兩年時間里將中國的授時精度提高到百分之一秒，為中國授時以及天體測量研究躋身國際先進行列奠定了基礎。自此，“北京時間”響徹祖國大地。
王綬琯曾長期主持我國天文學的總體發(fā)展，領導研制成功中國首臺射電天文望遠鏡等多種重要觀測設備，取得了多項巡天觀測科學成果。2008年，大天區(qū)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望遠鏡（LAMOST）在河北興隆建成，這是王綬琯和幾代科研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結果。借助于此，人們對宇宙天體光譜的獲取效率比以往提高幾千倍，使得我國在銀河系研究居于國際領先地位。
除了前沿科學研究，王綬琯還經常在中學、科技館、天文館講演座談，編著了大量受青少年喜愛的科普讀物。
上世紀九十年代，王綬琯曾經同一些高三學生談論大學志愿，這些中學生都不打算未來從事科學研究。王綬琯陷入沉思：“中國還有多少青少年愿意在科海遨游？”
1997年，王綬琯致信北京市科協(xié)青少年部部長周琳，稱他在科普活動中接觸過的許多優(yōu)秀學生，后來無聲無息了。“作為前輩的我們這一代人，反躬自問，是否也有失職之處？應該有一個組織，給他們領路。”
1999年，由王綬琯倡議，錢學森、王大珩、路甬祥、白春禮等61位著名科學家（其中院士45人，“兩彈一星”科學家5人）聯(lián)合發(fā)起成立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以下簡稱俱樂部）。俱樂部組織學有余力、有志于科學的優(yōu)秀高中學生，利用課余和假期“走近科學”，求師交友，然后“走進科學”，到國家一流實驗室體驗科學家團隊的科研活動，開啟了科技人才早期發(fā)現(xiàn)與培養(yǎng)的探索實踐。
俱樂部成立之初，王綬琯四處溝通合作細節(jié)。“不能把俱樂部的活動當成考試競賽的‘敲門磚’。”從俱樂部成立時起，王綬琯就堅決反對摻雜任何應試教育、應賽教育的思想和做法。
“如果每年平均能有100名‘可能的科學苗子’參加科研實踐，其中有2%—3%日后會成為頂尖人才，那么經年累月，效果還是可觀的。為保住這些‘可能的科學苗子’，我們沒有理由不盡力。”王綬琯說。
經過22年發(fā)展，俱樂部基地校由最初的4所發(fā)展到31所。先后有721位導師和5萬多名中學生參加俱樂部的科研活動，其中3100多名中學生走進278個科研團隊及國家重點實驗室，進行平均為期一年的“科研實踐活動”。一批俱樂部早期會員已在各自領域嶄露頭角，一些學生成長為國際科學前沿領軍人物。
在二十多年中，王綬琯為俱樂部的發(fā)展四處奔波。為解決俱樂部的經費問題，他捐出了全部稿費，并自費購買大量書籍捐給甘肅、青海等偏遠地區(qū)的學校。及至身體虛弱無法行走，他讓女兒推著輪椅參加俱樂部活動。即便躺在病榻上，自稱“眼睛、耳朵都開始罷工”，這位被孩子們稱為“科學啟明星”的老人仍在關心著俱樂部的未來：“中國要強盛，科技必須自立自強。我們盡力根植一片深厚的土壤，讓科學之樹枝繁葉茂。”
2021年1月28日，98歲的王綬琯與世長辭。追思會上，沒有哀樂，一曲《夜空中最亮的星》在大廳中循環(huán)播放，也久久回蕩在人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