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錢穆著，商務(wù)印書館出版
歷史的價值評價包括很廣泛，但核心是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道德評價。在社會生活或歷史的寫作中不可能排除道德的評價，不可能像氣象預(yù)報員報告天氣一樣。因為社會歷史是人的活動，你面對這些事不可能沒有感情的參與。所謂客觀性，只是對事的要求，而評價往往具有傾向性。事實的絕對客觀性很難，但必須提出事實的客觀性要求，否則就沒有歷史科學(xué)。但價值評價的中立性是不可能的。在處理兩者關(guān)系時，價值評價的對錯是非應(yīng)該以是否以事實為依據(jù)作為判斷。凡是與事實不符的所謂評價，往往是主觀的偏見。如果歷史不具客觀性，那歷史書寫的根據(jù)是什么呢？歷史評價必須以事實為依據(jù)。
歷史人物的道德評價，不能拘于小節(jié)而無視大節(jié)
歷史人物的道德評價，不能拘于小節(jié)而無視大節(jié)，或者說苛求私德而忘卻公德。英國歷史學(xué)家愛德華·卡爾在他那本名噪一時的《歷史是什么？》中反對把道德評價引入歷史研究。他說：“毋庸置疑，當今已不要求歷史學(xué)家對其筆下人物進行道德的審判。歷史學(xué)家的立場與道德家的立場不必一致。亨利八世或許是一位壞丈夫，卻是一位好國王。”這當然可能，正如希特勒是殺人魔王，可與愛娃情深愛篤，難道希特勒能稱為道德高尚嗎？卡爾也知道完全排除道德評價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合適的，因此他加上一個條件：“只有當前一種品質(zhì)對歷史事件產(chǎn)生影響時，歷史學(xué)家才會對他的這一性格發(fā)生興趣。假如他的道德過失像亨利二世一樣對公共事務(wù)并沒有產(chǎn)生多大的明顯影響，歷史學(xué)家則不需要關(guān)注這個問題。不僅惡行如此，而且美德也是如此。巴斯德和愛因斯坦在私生活方面是人們的榜樣，甚至是完美的榜樣。但是，假設(shè)他們是不忠的丈夫、狠心的父親、寡廉鮮恥的同事，那么會削弱他們的歷史成就嗎？”這個說法有道理。歷史學(xué)家不應(yīng)關(guān)心與歷史事件無關(guān)的私德，可當他們的殘忍、暴虐與反歷史的罪行結(jié)合在一起時，道德評價則是正當?shù)模乔逅阕镄械囊徊糠?。二?zhàn)后的東京宣判，既有戰(zhàn)爭罪行的事實依據(jù)，也有對戰(zhàn)爭罪犯反人類罪的道德譴責。
牟宗三先生在《歷史哲學(xué)》中說：“歷史判斷既非道德判斷，亦非科學(xué)方法之下的知識判斷。道德判斷足以抹殺歷史，知識判斷則是把事理之事物理化使之成為非歷史(此若用之于處理文獻材料是恰當?shù)?。但光道德判斷固足以抹殺歷史，然就歷史而言，無道德判斷亦不行(道德在此不能是中立的)。蓋若無道德判斷，便無是非。所以在此，吾人只就道德判斷與歷史判斷兩者之對比而融合之而皆予以承認。”對歷史作過杰出貢獻的人物，也會涉及道德評價問題。這種評價是重公德而不能拘小節(jié)。道德瑕疵不能掩蓋他們的歷史貢獻。人無完人，金無足赤。對歷史杰出人物道德的過分苛求，把歷史變?yōu)榈赖陆炭茣皇茄芯繗v史的正確方法。
中國古代歷史觀和歷史書往往把道德評價擺在首位：“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朱熹認為讀歷史書也應(yīng)該如此：“讀史當觀其大倫理、大機會、大治亂得失。”王朝興亡盛衰得失當然不能系于統(tǒng)治者一人之道德水平，但王朝興替盛衰轉(zhuǎn)變中的大機會、大治亂得失，在歷史研究中確實具有重要價值，而統(tǒng)治者的個人道德因素在其中的作用也值得總結(jié)。這個意見無疑具有相當?shù)臍v史觀察敏銳性。儒家學(xué)說突出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道德評價，其重要意義是突出歷史研究的人文價值，重視歷史研究中事件和人物評價的道德評價，可以避免歷史事實單純實證主義研究的不足。
對偉大人物的歷史評價必須聚焦他的時代需要和時代背景
對偉大人物的理解不能單純聚焦于他個人，而必須是他的時代需要和文化背景，這樣我們才能理解他何以產(chǎn)生、為什么會產(chǎn)生。就偉大人物個人研究個人，不可能真正理解個人，因此必須提出個人與時代的關(guān)系。既然是歷史人物，對他們的評價當然不能離開歷史。偉大歷史人物就是歷史的一部分。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也就是對這一時期歷史的評價。鄧小平在講到對毛澤東的評價時說：“對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的批評不能過分，不能出格，因為否定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意味著否定我們國家的一段重要歷史。”習(xí)近平總書記同樣指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yīng)該放在其所處時代和社會的歷史條件下去分析，不能離開對歷史條件、歷史過程的全面認識和對歷史規(guī)律的科學(xué)把握，不能忽略歷史必然性和歷史偶然性的關(guān)系。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不能用今天的時代條件、發(fā)展水平、認識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業(yè)績來。”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對秦始皇有過公正評價。他說：“秦并六國,中國史第一次走上全國大統(tǒng)一的路。”“秦政府對統(tǒng)一事業(yè),亦大有努力,舉其要者,如廢封建行郡縣。”“巡行郡邑，筑馳道。統(tǒng)整各地制度風(fēng)俗。開拓邊境,防御外寇。此皆為完成大一統(tǒng)的新局面所應(yīng)有之努力。大體言之,秦代政治的后面,實有一個高遠的理想。秦政不失為順著時代的要求與趨勢而為的一種進步的政治。”錢先生雖對儒家文化的倡導(dǎo)最力,但并沒有步歷代儒者一筆抹殺秦始皇的仁義道德論的歷史觀。
李斯實為秦國開國功臣，為二世所殺，李斯死后不久秦國滅亡。后世在讀《史記·李斯傳》時，只會感到他是個慣于權(quán)術(shù)的陰謀家。可是在梁啟超先生看來，“李斯的功業(yè)很大，創(chuàng)定秦代的開國規(guī)模；間接又是后代的矩范”，“漢代制度，十之八九，從秦代學(xué)來”。梁先生說：“李斯是一個大學(xué)者，又是頭一個統(tǒng)一時代的宰相，憑他的學(xué)問和事功，都算得上歷史上的偉大人物，很值得表彰一下。”
歷史人物無須道德評價，勝利者不受道德約束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道德判斷是由判斷主體的道德觀念決定的。單純道德評價的最大局限，是它以道德規(guī)范為尺度評價歷史人物的行為，而不顧及這種行為長遠的歷史影響和作用。幾乎沒有一個開創(chuàng)時代的人物，沒有道德瑕疵，能經(jīng)得起純道德的審判。開創(chuàng)漢王朝的劉邦是個流氓式的人物，而唐太宗李世民的貞觀之治，交口贊譽，是歷史上的英明之主，可他逼父殺兄，通過“玄武門”之變而登上皇位，并不符合儒家孝悌的道德。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以藩王的身份，叔父的輩分，奪取侄子建文帝的帝位，符合儒家道德標準嗎？可明成祖修《永樂大典》、鄭和七下西洋、五出漠北，算得上是明朝不辱太祖的有為之君。盡管朱棣得位誅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滅其族，其中因方孝孺而被受牽連而死和充軍者無數(shù)。至于誅殺舊臣被殺自殺者甚多。建文舊臣，尤其是方孝孺的道德氣節(jié)為人贊賞，明成祖對忠于正統(tǒng)的明舊臣的處置，顯出殘忍，但并不影響對他歷史地位的總體評價。
歷史人物無須道德評價，勝利者不受道德約束的觀點是不正確的。但道德評價必須是第二位的，它不能置歷史人物的歷史功績于不顧，將之作為唯一的評價標準。我們不能把道德的批判變?yōu)榈赖碌膶徟校褮v史研究變?yōu)榈赖碌姆ㄍ?。尤其不能以錯誤的道德作為評價標準。如果以儒家的孝悌愛民為標準，我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沒多少皇帝在道德上是合格的。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終究是歷史的英雄人物，哪一個符合儒家的道德標準？他們的英名在事業(yè)的輝煌，而不在所謂的道德高尚。晚唐詩人皮日休寫有《汴河懷古》：“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這是對隋煬帝荒唐生活惡評中的一種較客觀的肯定。
防止完全以道德作為評價歷史人物的唯一標準，以道德論是非
儒學(xué)中有許多重要的歷史人物評價思想，值得我們吸收借鑒。但是我們應(yīng)該防止完全以道德作為評價歷史人物的唯一標準，以道德論是非。不僅歷史人物難以如此評價，即使對文學(xué)詩歌也難以評價。我們可以朱熹評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詩為例。朱熹說：“杜陵此歌七章，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嘆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聞道哉！”按孔顏樂處的標準，謀道不謀食的標準，杜甫嘆老嗟卑的意境當然不高?？扇寮业牡赖聵藴什荒苁窃u人的唯一標準，更不能是評價詩歌的標準。有人反駁朱熹的評論是道學(xué)家的過苛之論，因其未遭杜甫當時的境遇而已。李清照為宋代首屈一指的女詞人，本為趙明誠的夫人，后趙死，因《云麓漫鈔》說清照改嫁張汝舟，與張交惡，對簿公庭。宋人筆記中不少記載此事，因而影響對李清照的評價。雖然不得不贊其詞，但不恥其人。這種道德評價是儒家式的，以所謂個人道德取代文學(xué)成就。道德化的批判在中國小說中更是常見，包括名著如《三國演義》這樣的傳世小說。《三國演義》中對曹操的評價突出的是奸和詐，而對劉關(guān)張突出的是仁和義，諸如“掛印封金”“華容道”。曹操統(tǒng)一北方的事功和文學(xué)上杰出成就的歷史功績都被一筆勾銷。
歷史價值評價包括道德評價，但不能歸于道德評價。例如資本主義社會代替封建社會，工業(yè)生產(chǎn)方式取代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工業(yè)化城市化市場化的進程，會伴隨傳統(tǒng)道德與價值觀念的變化、人際關(guān)系的變化，其中主導(dǎo)方面是社會進步，同時也是社會某些方面的后退。人類不能因此阻止歷史的腳步，重新回到封建社會回到溫情脈脈的所謂“人情社會”。歷史進步是會要付出代價，但代價論不能變成辯護論，這就要在保持社會進步方向的同時，克服歷史進步的消極面。
歷史價值評價著眼點，就是歷史的大方向和歷史的進步。從事偉大變革的歷史人物，如果他的行為推進社會進步，就是肯定性評價；如果站在歷史潮流的反面阻礙歷史進步，就是否定性評價。在這個社會歷史進步方向問題上，歷史評價的尺度就是歷史發(fā)展自身的大方向，而不能以道德評價取代歷史評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xué)一級教授 本文更多詳情請參閱《貴州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2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