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1912年6月—1992年9月），本名胡鼎新，筆名“喬木”。江蘇鹽城人，清華大學、浙江大學肄業(yè)，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胡喬木考入清華大學物理系。1933年插班就讀于浙江大學外語系。1935年，任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書記。1941年任毛澤東秘書、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1948年任新華通訊社社長。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新華社社長、新聞總署署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參與起草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56年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77年后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顧問、名譽院長。1978年補選為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980年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
胡喬木起草過很多重要文件。其中包括編輯校訂《六大以來》《六大以前》《毛澤東選集》《周恩來選集》和《鄧小平文選》；參與起草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個歷史決議，負責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參與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協(xié)助起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撰寫中共第一部簡明黨史《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發(fā)表《中國共產黨怎樣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共中央第一次公開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概念，見于胡喬木起草的《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胡喬木（1912—1992）是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政論家和社會科學家，思想理論宣傳文化戰(zhàn)線的卓越領導人。在長達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yè)，為黨和國家許多重大決策、思想理論建設和宣傳文化工作、黨的文獻編纂和黨史國史研究、新時期哲學社會科學事業(yè)繁榮發(fā)展，建立了卓越功勛，被譽為“中共中央第一支筆”“百科全書式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胡喬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十分重視學習、研究、宣傳黨史國史，為黨史國史研究事業(yè)的建設和發(fā)展作出了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學術理論貢獻。
起草黨的兩個歷史決議
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上，先后制定了兩個歷史決議，一個是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史稱“第一個歷史決議”），另一個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史稱“第二個歷史決議”）。這是黨分別在抗戰(zhàn)勝利前夕和改革開放之初，為總結歷史經驗、統(tǒng)一全黨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而作出的重大決策和科學結論，對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極其重要的歷史意義。胡喬木參與起草了“第一個歷史決議”，負責起草了“第二個歷史決議”，為兩個歷史決議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理論貢獻。
從1941年起，胡喬木開始擔任毛澤東秘書、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上任不久就協(xié)助毛澤東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前》等重要歷史文獻，為學習黨的歷史、解決歷史問題，以及為后來兩個歷史決議的起草，奠定了重要文獻基礎和思想認識基礎。
1944年5月，為即將召開的黨的七大做思想準備，黨中央決定成立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起草關于歷史問題的決議。這項工作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由任弼時主持日常工作而開展起來的。胡喬木自始至終參與了這一歷史決議的起草、修改、定稿和通過的全過程。決議系統(tǒng)而深刻地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是1931年至1934年間黨的歷史經驗教訓，對于這一時期的若干重大問題作出了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正式結論。由此開始，胡喬木與黨史研究事業(yè)結下了不解之緣。
新中國成立不久，為紀念建黨30周年，胡喬木承擔了撰寫《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任務。他把中國共產黨前30年的歷史分成四個階段，即黨的成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第三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而構建了中國共產黨30年歷史的基本框架。這部著作于1951年6月底先后由《人民日報》發(fā)表和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黨史教學與研究中產生了重大而積極的影響，兩次被教育部指定為高校黨史課教材代用本和毛澤東著作講授提綱，還被譯為多種外文向國外發(fā)行。這部著作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觀點，來敘述和總結中國共產黨30年歷史的第一本簡明黨史”，顯示了胡喬木“善于駕馭史料和能夠以概括的語言抓住歷史的脈絡的本領”。此后，胡喬木不斷吸納修改意見，對《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進行補充和完善，使之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和開篇之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為了實現黨的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正確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科學評價毛澤東歷史地位、堅持和發(fā)展毛澤東思想，黨中央決定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這個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和鄧小平的主持下，由胡喬木具體負責進行的。從1979年葉劍英在新中國成立3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fā)表講話后即著手準備，到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歷經一年零八個月得以完成。胡喬木根據鄧小平關于起草決議的基本精神，帶領起草小組從決議起草的初步設想，征求意見，集中黨內討論的意見，反復研討、修改，直至定稿，僅同起草小組的談話就達32次之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寫好歷史決議可謂嘔心瀝血。在起草過程中，為科學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分清歷史是非，他認真研究黨史上的重大問題，特別是毛澤東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為創(chuàng)立和制定黨在現階段的理論、路線和政策，開創(chuàng)改革開放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從事和指導黨史研究、編撰和宣傳工作，是胡喬木畢生的事業(yè)，也是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充分運用在思想宣傳戰(zhàn)線上積累起來的工作經驗，帶著對若干黨史問題的長期思考與深邃認識，積極領導和推動黨史研究機構的創(chuàng)建、黨史基本著作的編撰等工作。1980年，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黨史委員會和中央黨史編審委員會，并在編審委員會領導下成立中央黨史研究室，胡喬木擔任編審委員會成員和中央黨史研究室首任主任。1982年，中央決定中央書記處下設黨史工作小組，胡喬木亦為成員之一。1988年，黨中央決定將黨史工作小組改為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楊尚昆為組長，薄一波、胡喬木任副組長。
在胡喬木的主持下，中央黨史研究室于1990年開始組織撰寫《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在指導編寫工作時，他提倡黨史研究要有創(chuàng)新和突破，強調要寫出感人的場面，寫出黨史人物的細節(jié)，寫得有聲有色；注重行文要有懸念，有照應，有精辟的議論，有大開大合的章法。他為《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親筆寫下了《題記》，肯定“這本書寫得比較可讀、可信、可取，因為它既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本然，又實事求是地講出歷史的所以然。夾敘夾議，有質有文，陳言大去，新意迭見，很少沉悶之感”，并表達了對黨史研究的未來滿懷著信心和熱忱。這篇《題記》，思維縝密、寓意深刻、辭章考究，堪稱黨史大師杰作，其中所蘊含的黨史治史理念可看作是為新時期黨史研究與編撰確立了新標尺，不斷提出新課題、新任務和新要求。
胡喬木在指導黨史研究和編纂工作中，形成了一系列具有認識論和方法論意義的重要論述，推動了黨史學科建設。
關于黨史研究的戰(zhàn)斗性和科學性。胡喬木認為，不能把黨史工作看成是平靜的、書齋里的事業(yè)，它是思想斗爭最前線的一項戰(zhàn)斗性的工作。他指出，“黨史工作的戰(zhàn)斗性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我們依靠的是科學，依靠的是真理，這種戰(zhàn)斗就是科學和反科學的戰(zhàn)斗，是真理和謊言的戰(zhàn)斗”。“我們的黨史工作要科學地論證我們黨和人民所走過的這條道路，是符合歷史發(fā)展的客觀需要和客觀趨勢的，如果過去采取其他的發(fā)展道路，不可能有中國今天的一切。如果今天走其他的道路，中國只能出現大混亂、大倒退。”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原則是胡喬木晚年特別強調并在實踐中力行的基本理念。他主張，歷史唯物主義要求非常仔細地、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研究黨的歷史，不能從會議、文件出發(fā)，而是要從歷史實際出發(fā)，首先要把握基本歷史事實，理清歷史的脈絡，用歷史事實來說明問題?？创龤v史不能簡單化。不是像貼標簽那樣，不能把歷史唯物主義簡單化、庸俗化。
關于黨史研究的“四面八方”原則，胡喬木強調編寫黨史時應注意如下三個問題：黨史要表現黨是在人民中間奮斗的，黨的斗爭是反映人民群眾要求的，是依靠群眾取得勝利的；黨是依靠與黨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奮斗的，這些人在黨史中也應當有自己的地位；黨史既要寫黨的中央和中央領導人的活動，還要寫黨的地方組織、黨的優(yōu)秀干部和廣大黨員群眾的活動。他認為，只有注意了“四面八方”，這樣寫出的黨史，才能不只是一線一面，而是立體的。
關于黨史寫作，胡喬木希望黨史工作者在高度重視學術價值的同時，重視黨史著作的可讀性。他說：寫黨史要表現我們的滿腔熱情，革命經驗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鮮血換來的，不能用平淡無奇的筆法、采取無動于衷的態(tài)度來寫，要恰當地進行評論，筆端要常帶感情。歷史不是簡單的記事，要把抽象的事實、具體的事實、事實的背景三個部分搭配好，還要有許多名言軼事，有人物描寫，不僅要寫大人物，也要寫小人物，要像司馬遷的《項羽本紀》那樣寫得膾炙人口。
籌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當代中國研究所
1977年5月，胡喬木受命創(chuàng)建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喬木在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任院長、黨組書記后，設想用八年的時間成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所在內的五六十個研究所，設計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基本著作選題一百例”，提出“趕快著手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并對編寫國史提出了指導意見。在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過程中，他主張國史研究要明確黨與國家的關系，指出： “《歷史決議》里講到黨要成為一個什么樣的黨，有一部分講到黨和國家的關系。我認為，我們應該確定，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生活中究竟占什么地位，應該給它明確的規(guī)定，不能給它籠統(tǒng)的規(guī)定。”這些原則和理念，在他之后指導國史研究中得到了較好的體現和發(fā)展。
1982年11月，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通過了由胡喬木倡議、中共中央宣傳部提出的《關于編寫出版〈當代中國〉叢書的報告》。1983年，胡喬木在《當代中國》叢書編委會上指出，我們需要有當代中國的歷史、建國以來的各方面歷史的著作，以便于將來寫出更帶綜合性的歷史著作。他說：“我們不做這些工作，對不起過去的人，對不起現在的人，也對不起將來的人。”他還指出：“按人口來說，中國在世界上將近占到四分之一。這樣一個大的國家三十多年的歷史，沒有敘述，沒有系統(tǒng)的報道，卻流傳著種種的奇談怪論，如果我們不起來加以糾正，把中國的真相告訴世界的人民，這就是我們的錯誤。”“我們現在是三十三年，書寫起來，大概至少到三十四年，也許到三十五年，才能分門別類地寫出。這樣的書如果各個部門都能陸續(xù)地編寫成功并出版，那么，我們就有可能修一部大部頭的、完整的現代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在胡喬木的指導和推動下，廣大國史研究者和出版工作者先后有10萬多人投入到了這項我國第一套全面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型叢書的編撰出版工作之中?！懂敶袊穮矔?999年全部完成，共出版152卷、212冊。這套叢書是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專史和地方史叢書，也是一部科學的信史，為總結新中國50年的歷史經驗、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規(guī)律、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提供了鮮活的史料和生動的教材。胡喬木雖然在有生之年未能見到這套叢書的最終完成，但他的國史研究、編纂開創(chuàng)之功永載史冊。
在推動編纂《當代中國》叢書的同時，胡喬木又積極推動國史研究機構的籌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編寫。1989年11月，胡喬木在與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年了。我們應當對共和國的歷史進行研究，編寫共和國的歷史。”他提出先搞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編年史，并分析了開展這項任務的基礎和條件，就分期問題具體談了有關設想。為順利開展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籌建工作，胡喬木在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內部也進行了協(xié)商溝通。他提議成立當代中國研究所，一方面編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另一方面為將來建立國史館做準備。這一提議得到了組長楊尚昆和副組長薄一波的大力支持。與此同時，胡喬木多次就籌建當代中國研究所事宜與鄧力群交流。他給鄧力群寫信說：“對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確實開張營業(yè)的時間，以及能立即專門著手調查研究整理資料部署工作的專職人員的調集就位，希望能早日決定了。而且還需要向中央、國務院正式報告請示。我常想，這一輩子實在沒有做什么工作，今后也做不了什么，有些早該做而未做的事現在得抓緊些，否則后悔自責晚矣。”
1990年6月14日，胡喬木起草了給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關于建議設立當代中國研究所的報告稿，由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和副組長薄一波、胡喬木聯名報送中央政治局常委。經相關領導圈閱、批準，當代中國研究所正式成立。國史事業(yè)從此有了正式的、專門從事研究、編纂和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搜集和編輯有關國史資料，參與國史的宣傳與教育，聯系與協(xié)調各地區(qū)、各部門國史研究工作的機構。
探求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
胡喬木對黨史國史研究一直懷有一種強烈的政治責任感，一種對人民的摯愛、對黨和國家事業(yè)的摯愛，做了大量的新思考，產生了一系列有深度、有新意、有價值、有影響的理論成果。這些思考、觀點和成果所蘊含的黨史國史研究理論與方法，對于黨史國史研究事業(yè)有著長遠的指導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
在第二個歷史決議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深刻揭示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和活的靈魂中，胡喬木認為，客觀地承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也要客觀地承認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立下的不朽功勛，既要實事求是，又要顧全大局。他指出，馬克思主義不能代替毛澤東思想，要弄清毛澤東思想特定的內涵，要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思想區(qū)分開來，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區(qū)分開來。他對毛澤東思想精神實質和活的靈魂進行了首次概括，指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他還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革命軍隊建設和軍事戰(zhàn)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黨的建設等六個方面概括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
在概括適合我國情況和特點的實現現代化道路的科學內涵中，胡喬木提出：“一定要把發(fā)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中心任務”，“決不能把階級斗爭看做是比生產力的發(fā)展更為根本的動力”，要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進行科學的拓荒研究。他主張要在總結經驗教訓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驗的基礎上，對“一條適合我國情況和特點的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做出概括。起草小組隨后將這一道路內涵概括為十個“主要點”。鄧小平對此評價說：“十條基本經驗很重要，可以給人以信心。”
理論要有力量。胡喬木在負責起草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過程中，對起草小組成員反復強調《歷史決議》要寫得富有理論的力量。他說： “現在要寫這個《歷史決議》，理論部分要給予很大的注意，這方面確實要有跟七大前的那個《決議》差不多的分量。不然在黨內國內樹立不起信心。”他指出：“毛澤東思想需要先從理論上講。比方說，可以從《實踐論》的貢獻講起。”“群眾路線，也可以當作一個理論問題來考察。”“黨的建設，要講加強黨的理論工作。”他說：“要講歷史，要講理論，不要陷到一件一件歷史事件里面去，陷到一件一件事件里面去以后，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說了許多歷史，反而看不到歷史。另外，很重要的是理論問題。理論問題對黨內，對老一輩黨員干部需要，對青年黨員、青年群眾需要，對世界上也需要。”
從1951年《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運用兩條路線的模式分析黨的歷史，到1989年發(fā)表《中國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一文，胡喬木提出了用兩種趨勢論來觀察歷史的新認識。他首次明確提出了兩種發(fā)展趨勢論的唯物主義的歷史分析方法，即：一種趨勢是適應歷史的變化，繼續(xù)從實際出發(fā)，力求中國經濟在新的制度下穩(wěn)定發(fā)展，同時繼續(xù)完善新的制度；另一種趨勢卻不能適應歷史的變化，堅持要求沿著過去長期的革命軌道前進。這一觀點對于更全面、更客觀地分析和評價黨的歷史發(fā)展具有很強的創(chuàng)新意義。
在1991年為慶祝建黨70周年而作的《中國共產黨怎樣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這篇“提綱式的論文”中，胡喬木站在黨的七十年歷史的高度，從十二個方面論述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出的重要發(fā)展和貢獻，提出了“中國在五十年代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在八十年代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中國的一切成就都應歸功于這兩座里程碑”，“改革開放事業(yè)是五十年代社會主義改造事業(yè)的真正的續(xù)篇”的論斷。他把黨的兩代中央領導集體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艱辛探索及其積極成果聯系起來、統(tǒng)一起來，并提出了把馬克思主義研究引向深入的新思路，強調研究的目的是解決實際問題，提高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化水平和學術水平，“形成中國學派”，可謂精辟獨到，意義深遠。
黨的歷史，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斷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和進行理論創(chuàng)造的歷史。黨史國史研究是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胡喬木的一生為黨史國史研究的開創(chuàng)和發(fā)展所作出的理論貢獻，融化在他的一字一言之中。正如楊尚昆所評價的，“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期望，都已經流瀉在他畢生寫作的不計其數的文字之中了。這些文字寫上他個人名字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用了黨和國家的名義。他個人已經同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融為一體了。這是一個終生用筆為人民服務的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胡喬木把為黨服務、為國家服務、為人民服務作為最大光榮，只要是有益于黨和人民的工作，總是勤勤懇懇、兢兢業(yè)業(yè)、盡心盡力，為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留下了十分珍貴的精神財富。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