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是存在于人類歷史發(fā)展各階段中的一個古老的社會現象。在非工業(yè)化的傳統(tǒng)經濟模式下，受生產方式和生產力落后的制約，普遍貧困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常態(tài)；但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工業(yè)化的發(fā)展、社會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貧困問題不僅沒有根本消除，反而演化成了具有更強差異性和復雜性的世界性難題。在現代社會，貧困折射出的更多是人與人之間以及區(qū)域間不平衡不充分發(fā)展的現實問題，消除或減輕貧困不僅是各國國家治理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也是促進經濟發(fā)展、維護社會安定有序、實現人們追求幸福生活基本權利的必由之路。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便秉承著馬克思主義政黨薪火相傳的宗旨，在共產主義理想的指引下，將帶領人民群眾過上美好生活作為始終不渝的奮斗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圍繞國家長遠發(fā)展戰(zhàn)略需要以及脫貧攻堅任務的現實進展，提出了一系列精準化、專業(yè)化和多元化的貧困治理思路和論述，形成了內涵豐富、邏輯嚴密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理論，豐富了新時代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中國打贏脫貧攻堅戰(zhàn)、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偉大目標提供了根本遵循和科學指南，也為中國進入新發(fā)展階段、貫徹新發(fā)展理念、構建新發(fā)展格局，實現脫貧攻堅與鄉(xiāng)村振興有效銜接，提供了前瞻性規(guī)劃和精準性指導。深入研究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對豐富和發(fā)展中國特色貧困治理理論體系，并以理論指導貧困治理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價值。
學術界已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并在這一理論產生的緣起、核心要義、價值貢獻等方面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為后續(xù)研究奠定了較為扎實的基礎。但總體來看，研究仍存在明顯局限和不足：一是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基礎缺乏全面梳理，現有研究或僅闡述馬克思主義貧困治理思想的奠基作用，或僅強調習近平關于貧困治理重要觀點對實踐的推動作用，尚沒有形成對理論基礎的系統(tǒng)性考察；二是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豐富內涵停留在概念闡釋的初步階段，未能對不同層面思想內容蘊含的深刻邏輯進行剖析；三是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實踐價值現實效果分析明顯不足。正是這些缺憾為本文提供了充足的研究空間。本文在吸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致力于取得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理論淵源、內涵邏輯及實踐價值研究上的新突破。
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理論與實踐淵源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有著深厚的理論根基與思想淵源，既包括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反貧困思想的弘揚和吸收，也包括對馬克思主義消除貧困思想的中國化理論成果的繼承和發(fā)展，充分體現其是在現實與歷史的雙向互動、有機統(tǒng)一中得以形成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一）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的反貧困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孕育之根
中華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形成的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不僅記載著整個民族的奮斗歷程和精神追求，更成為烙印深刻、代代相傳的文化基因，潛移默化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其中，中華傳統(tǒng)文化中的反貧困思想及其蘊含的扶貧濟困的價值理念，為中國特色貧困治理理論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亦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得以孕育、萌生的扎實根基。
中國古代的統(tǒng)治者和思想家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反貧困的概念，但在他們的施政理念和著作論述中對反貧困的重要性、貧困產生的原因和消除貧困的政策方法等都有著豐富而深刻的闡釋[1]。中國古代自周朝開始強調“修德”“敬德”的重要性，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統(tǒng)治者要對民眾施行德政，要“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懷保小民，惠鮮鰥寡”[2]，體現出封建社會最初在道德層面的反貧困意識。同時，反貧困也是“民本”“仁愛”思想的內在要求，統(tǒng)治者以民為本，就要勤政愛民。從治國方略來看，“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3]，百姓的富裕貧窮關系著國家安定；而從道德禮義來看，“禮”對于營造謙卑有序的社會環(huán)境以幫扶貧困者，以及提振貧困者內在心氣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如《禮記》中明確指出，“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4]。這些關懷弱勢群體基本生活需求并幫助其自食其力的做法，本質上就是扶貧濟困的價值理念。
溯及貧困產生的原因，一如《論語》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5]，《中庸》也講“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上不怨天，下不尤人”[5]，此為天命論，將貧困之因歸結于抽象的天命注定；《詩經》云，“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天疾威，弗慮弗圖”[6]，則為災害論，指因自然災害的極大破壞性造成的損失使人們陷于貧困；再如孟子曾指出，“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5]，“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途有餓莩而不知發(fā)，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于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5]，則是人為論，強調統(tǒng)治者失當的政策部署或不負責任等人為過失也是造成百姓貧困的重要原因。由此，行之有效的反貧困政策必然是統(tǒng)治者化解百姓貧困、維護統(tǒng)治秩序的必要工具，其中儒家思想的一系列主張最為系統(tǒng)，既要將“博施于民而能濟眾”[5]作為仁德君主的至高追求，也應鼓勵宗法家族及社會發(fā)揮“鄉(xiāng)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5]的互助責任，與此同時，精神反貧困更不容忽視，即“貧而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5]，人們不能在精神上甘于貧困，要修養(yǎng)品格，保持積極向上的心態(tài)。
（二）馬克思主義消除貧困思想的傳承接續(xù)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發(fā)展之基
馬克思主義是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形成并發(fā)展起來的，具有鮮明的政治立場，以維護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使他們從剝削的資本主義制度解放出來并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fā)展為價值目標。關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生存生活狀態(tài)，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貧困問題，則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課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對貧困問題做出過深刻闡釋，這些消除貧困的思想既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領導全國人民擺脫貧困、改善民生的根本指導思想，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理論基石。
馬克思、恩格斯率先關注到早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的赤貧狀況并充滿同情，他們通過對社會實踐的探索和總結，揭示出導致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身陷貧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資本家通過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無償壓榨工人的剩余價值以使自己獲得高額利潤，“工人生產得越多，他能夠消費的越少；他創(chuàng)造的價值越多，他自己越沒有價值、越低賤”[7]，資本主義財富積累的一般規(guī)律使社會貧富的兩極分化成為必然。同時，資本主義社會無法擺脫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也加劇和惡化了無產階級的貧困狀況，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出現“每一次都給工人帶來極度的貧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熱情，給整個現存制度造成極大的危害”[7]，其實質則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集中體現。在此基礎上，馬克思和恩格斯革命性地從制度層面指明了消除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本出路，“工人階級處境悲慘的原因不應當到這些小的弊病中去尋找，而應當到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中去尋找”[7]，即改變不合理的生產關系，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大力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列寧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導師，則在探索俄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拓展了消除貧困的內涵和思路，通過無償地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由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轉向團結廣大農民的新經濟政策、建立工農聯盟以及廣泛開展的農民改造教育等，不僅改善了新建的蘇維埃政權面臨的全國性饑荒和貧困問題，也對馬克思主義的消除貧困思想做出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創(chuàng)新。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黨人在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貧困治理思想基礎上，結合中國國情，在推進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中國并進行社會主義制度建設和改革的進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貧困治理思想體系，其中包括制度建設消除貧困思想、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思想、“三個代表”思想，以及以人為本扶貧開發(fā)思想。這些內涵深邃又一脈相承的貧困治理思想共同構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堅實基礎。
（三）習近平帶領人民群眾擺脫貧困的豐富實踐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重要實踐之源
實踐是思想之源。習近平有著豐富的地方工作經歷，無論是在知青歲月特殊歷練的探索積淀，還是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間帶領人民群眾改變貧困面貌、切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具體舉措，以及他成為黨的總書記后到全國各貧困地區(qū)的考察調研，都對貧困治理觀的形成產生了深刻而獨到的認識，并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不竭動力源泉。
習近平在長期的地方工作期間，立足實際，深入探訪百姓疾苦，為當地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和民生改善注入了源源不斷的創(chuàng)新動力[8]。他深入貧困地區(qū)，帶領貧困地區(qū)的人民，以“弱鳥先飛”的趕超觀念，利用當地資源因地制宜發(fā)展大農業(yè)脫貧致富；通過發(fā)展教育激發(fā)內生動力，擺脫“精神貧困”；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遏制腐敗，堅決保障扶貧脫貧工作順利開展，由此創(chuàng)造出的擺脫貧困的“寧德模式”為全國扶貧脫貧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成功典范[9]。他還針對一些地方在經濟快速發(fā)展中逐漸突出的社會階層分化、資源環(huán)境污染等一系列矛盾和問題，提出以“平安”“法治”“綠色”為核心內容的民生總布局，致力于補齊區(qū)域發(fā)展不平衡，城鄉(xiāng)差距較大，教育、就業(yè)、衛(wèi)生、社會保障等領域發(fā)展不完善等民生短板，使得人民群眾安全感、幸福感不斷提升[10]。他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論”，成為綠色發(fā)展的新發(fā)展理念的基石。
黨的十八大以后，成為總書記的習近平更加重視全國范圍內的貧困治理，多次到基層考察調研，深入貧困地區(qū)訪貧問苦，幾乎走遍了貧困地區(qū)，獲得了大量貧困治理的第一手材料，準確地把握了貧困發(fā)生的基本規(guī)律及特征，并做出系統(tǒng)性的戰(zhàn)略部署，豐富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的貧困治理觀的內涵體系，也深化了貧困治理理論與實踐交促互補的辯證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