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管理者如何認知、應對、引導、管理社會風氣的變化，決定著社會治理的成敗得失?；仡欁曾f片戰(zhàn)爭至新中國初期的一百余年間，社會風氣的變化大致有自下而上和上下呼應兩種路徑。新中國成立后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得民心、振民氣、聚民力，形成了上下呼應、擁護政府、全民爭做“新中國建設者”的良好社會風氣，為鞏固新政權和開展國家建設提供了有效支撐和巨大力量。
【關鍵詞】社會風氣 社會治理 建國初期 百年回顧 【中圖分類號】K25 【文獻標識碼】A
一個時期出現社會風氣變化，主要是由于社會經濟結構發(fā)生變動，人們基于生存生活追求而選擇某種新的生活方式，從而彼此追隨、相互影響，在短時期內廣泛流行、蔚然成風，形成群體效應。社會風氣一旦形成，便會成為巨大的社會力量，對社會經濟、國計民生、社會治理造成彌散式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因此，社會管理者如何認知、應對、引導、管理社會風氣的變化，決定著社會治理的成敗得失。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宣告了中國百年來受外國侵略及長年戰(zhàn)亂的結束，建立了統一政權，迎來獨立自主、走向富強的時代轉機。歷經長期的戰(zhàn)亂災難，中國經濟凋敝、遍地瘡痍，國民貧窮困苦，能否盡快團結民眾、凝聚民心、喚發(fā)民力，以恢復國民經濟，走上富強之路，關系到新政權能否得到人民擁護、能否長久立足?；赝敃r，在新政權成立的短短數年間，全國民眾就形成了擁護政府、爭當“新中國建設者”的良好社會風氣，社會上下呈現出一派團結奮斗、積極向上的新氣象。這種社會風氣，反映了廣大民眾對新政權方針政策的認可與呼應，成為推動各項建設事業(yè)發(fā)展的強大力量。
這一此前百年間從未有過的現象何以能在此時出現？回顧百年社會風氣變遷歷史，或可從中找到一些答案。
中國延續(xù)了兩千余年的小農經濟社會結構發(fā)生根本性變動，始于一百多年前鴉片戰(zhàn)爭后開口通商，中國被卷入世界工業(yè)化殖民體系，此后至新中國建國初的百余年間，伴隨列強侵略掠奪、內憂外患，社會動蕩不絕、世風屢變，民眾生活領域出現了幾次比較大的社會風氣變化，反映了民眾在生存環(huán)境變動下追求生存出路和更好生活的民心、民意所向，也反映了世勢變動下國家治理與民心向背及政權命運的互動關系。
晚清開口通商后：鴉片泛濫和洋貨流行之風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西方主導的工業(yè)化、殖民化大潮沖擊而來，中國被迫開口通商后，西方各國對華貿易日漸擴大，遂出現兩種新的社會風氣：一是吸食鴉片之風，二是洋貨流行之風。
鴉片戰(zhàn)爭的起因是英國向中國傾銷鴉片。起初，鴉片輸入少、售價高，少數有錢人將其作為奢侈品購買吸食；開口通商后，隨著輸入增多、價格下降，人們競相仿效、相習成風，甚至販夫苦力也吸食以求暫時緩解疲勞。但人吸食鴉片戕害身體、敗財毀家，同時財富外流，導致國家益貧，故朝野上下對此惡風屢次呼吁禁止，而清政府卻拿不出有效措施，只好任由國人自行種植以求減少財富外流。土煙因價低而更為暢銷，農民紛紛種煙求利，遂導致吸煙之風愈演愈烈，遍及社會上下、城鄉(xiāng)內地。鄭觀應在寫于1880年代的《盛世危言》中估計，當時全國4億人口中，吸食鴉片者約8千萬人，占總人口的1/5，若除去缺乏購買能力的老幼婦女，成年男子中吸鴉片者占1/3至1/4，足見此風之盛。
開口通商后，另一類暢銷流行的是洋貨。隨著西方各國輸入洋貨數量和種類的不斷增多，洋布、洋火（火柴）、洋油、洋燈、洋皂、洋針、洋釘、洋紙等各種日用洋貨因物美價廉、方便實用而暢銷各地，日漸取代土貨進入城鄉(xiāng)百姓的日常生活，形成洋貨流行之風。然而，這種風氣對國計民生造成嚴重影響，使中國成為連通國際工業(yè)化鏈條末端的消費市場，導致國民財富外流到西方資本手中，本土經濟結構被破壞，國民經濟愈益凋敝，民眾更加貧困，但同時也為近代工商業(yè)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市場條件。
面對開口通商后民生領域出現的這些愈演愈烈的風氣，清朝統治者長期缺乏清醒認知與有效應對。對于洋貨流行所昭示的世界工業(yè)化大勢，他們遲遲未能認識和把握，對民間“仿造洋貨以塞漏卮”的呼聲不予理會，延宕幾十年也沒有發(fā)展民族工商業(yè)、實行工業(yè)化的覺悟與舉措。同時，無力禁止損害國計民生的煙毒，更顯清廷在社會治理方面的無能與無力。這些都致使晚清幾十年間鴉片、洋貨流行風氣的負面效應日益顯現，廣大民眾生活困苦、生計無望，對清朝統治的失望與怨憤日增。社會風氣所昭示的民心喪失、民意背離，是導致清廷最終走向垮臺的一個重要原因。
清末民初：爭趨新職業(yè)與移風易俗之風
庚子之變后，清廷茍延殘喘，開始被迫仿行西法、實行新政，廢科舉、興學堂、練新軍、倡工商，稍呈新氣象，但終因積重難返，加之措置失當，被辛亥革命推翻。
民國建立，提倡民權、民生，“實業(yè)救國”“教育救國”口號振奮人心，燃起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希望。隨著工商企業(yè)、新式機構、新式學堂、報刊出版、城市建設、公共事業(yè)等諸多新事業(yè)紛紛興辦，民間出現從商、從軍、從政、從教、留學、進城求職、進廠做工等爭趨新職業(yè)之風，女子也走上社會求學、就業(yè)。這是工業(yè)化、城市化、社會化發(fā)展帶來的人力資源流動，人們由此找到新生計、新出路，為新事業(yè)發(fā)展提供了人力資源。
在民眾生活領域，出現了學習西方、移風易俗之風，從清末提倡廢纏足、簡服飾、講衛(wèi)生，到民初的剪辮易服、禮儀簡化、禮節(jié)平等、公共衛(wèi)生、體育運動，以及禁吸鴉片、禁賭、禁娼等，這些生活新風氣使人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民生領域出現的趨新職業(yè)和移風易俗之風，反映了清末民初上下呼應的學習西方、推進工業(yè)化和社會改革的潮流，民心、民氣由此得到提振，社會經濟發(fā)展加速，民生領域出現生機。然而，與此同時，軍閥勢力興起，民國初建后不久即出現袁世凱稱帝既而倒臺，隨之陷入長期政治紛爭、軍閥割據、治理混亂、社會失序的狀態(tài)，社會經濟、民眾生活在政治亂局中變得自然散漫，一時興起的新民風也轉瞬消散，其負面效應日益顯現。如自清末編練新軍、尚武習兵，出現青年從軍之風，延續(xù)至民國，導致人才、權力資源向軍隊聚集，為此后軍閥紛起、割據混戰(zhàn)埋下了隱患。而社會精英、知識青年、青壯人口競相進城謀求新職業(yè)之風，也造成農村優(yōu)質人力資源快速向城市單向流出，加劇了鄉(xiāng)村人才資源流失，導致空心化、低質化，城鄉(xiāng)差距與城鄉(xiāng)矛盾加劇。移風易俗雖然使國民精神面貌一時有所改觀，但由于社會管理不力、缺乏有效措施，一些舉措如禁煙、禁賭、禁娼等難以有效實行，使這些惡風陋習繼續(xù)泛濫。此外，由于政治混亂、社會失序，一些黑幫、劣紳等黑惡勢力不斷滋長，成為社會病灶。凡此種種，使民風、民氣由升轉降、由興而衰，民眾燃起的生活希望又暗淡下來，社會經濟發(fā)展呈現出遲緩無序的狀態(tài)。
五四時期：知識青年追求個性解放、男女平等、婚戀自由、家庭革命之風
自清末民初開始廢科舉、興學堂，一批批從新學堂走出來的受過新式教育、接受新思想的年輕一代日漸成長，陸續(xù)進入就業(yè)期和婚戀期，他們由新教育而形成了追求自由平等、獨立自主的新價值觀及生活理想。1919年，由青年學生發(fā)起的五四愛國運動，顯示了新一代青年獨立自主參與社會、表達訴求的意愿，運動所產生的巨大社會影響和效應，使青年人的獨立意識受到鼓舞。同時，新文化運動使青年一代受到思想啟蒙，他們將新思想、新意識帶入生活中，遂形成了追求個性解放、男女平等、婚戀自由、家庭革命的風氣。他們一反傳統婚姻習俗和家庭模式，追求自由戀愛、婚姻自主，反對包辦婚姻、家長意志，甚至脫離家庭，離婚、逃婚、抗婚，希望追求自己理想的新生活。特別是受過新教育的女青年，不再愿意忍受傳統禮教束縛，轉而追求男女平等、獨立自主，一些剛烈女性甚至為抗婚而自殺，這時期此類新聞常見于報端。
這些風氣反映了受新教育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男女知識青年，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家庭觀方面已與受傳統教育的父輩截然不同，他們在代際傳承上形成斷裂式對接，必然產生沖突。同時，他們追求自己的新生活方式，而仍由父輩一代主導的社會制度、風俗習慣仍十分強固，處于弱勢的新青年一代，只能用自己的行動去沖撞舊制度與舊習俗，用掌握新報刊輿論的優(yōu)勢，發(fā)聲吶喊，彼此呼應，造成聲勢。由于政治混亂、社會治理缺失，社會制度沒有隨著青年一代的理想追求而改革，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理想追求對嚴重滯后的社會制度、風俗習慣造成了沖擊，加劇了社會失序。
新中國初期：爭當“新中國建設者”的社會風氣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獲得了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使飽受屈辱苦難的中國人民獲得了民族尊嚴和歸屬感。同時，中國共產黨聯合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組成的新政協制定的建國方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確立了國民經濟實行國有、集體、私有經濟并存的發(fā)展方針，保障了各階層利益。隨后一二年間又緊鑼密鼓地實行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舉措，如進行土地改革，使億萬無地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土地，獲得了生存依托；頒布新《婚姻法》，使五四時期僅限于知識青年的追求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呼聲，變成了全體民眾普遍享有的現實權利，特別是婦女獲得解放，社會地位空前提高，她們走向社會，活躍在各行各業(yè)，成為與男子平等的建設者；改革教育方針，學校面向工農子弟，并開展掃盲運動，使勞動大眾獲得學習知識的機會；封閉妓院、改造妓女，解決了近代以來一直泛濫的娼妓問題；發(fā)布《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實行禁毒，使延續(xù)百年的鴉片泛濫得到遏制。這些政策舉措，緊貼民眾生活，惠及普通百姓，切合飽受貧窮苦難的民眾世代追求生存保障和更好生活的愿望，因而獲得了廣大民眾發(fā)自內心的擁護和支持。政府提出建設富強國家的目標與規(guī)劃，召開“全國勞動模范表彰大會”，提倡、動員全國人民參與新中國建設，由此，舉國上下形成了積極投身國家建設、爭當“新中國建設者”、共創(chuàng)美好生活的社會風氣。
新中國政府施行的這些民生政策得民心、振民氣、聚民力，而且有高效的宣傳、動員、組織、施行能力，因而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和響應，上下呼應、舉國同心、團結一致，掀起了建設熱潮，使得在一窮二白基礎上誕生的新生政權不僅站穩(wěn)了腳跟，而且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開啟了恢復國民經濟、穩(wěn)定社會秩序、開展各項建設的良好發(fā)展勢頭。
回顧自鴉片戰(zhàn)爭至新中國初期的一百余年間，社會風氣的變化大致有自下而上和上下呼應兩種路徑，晚清時期和五四時期屬于前者，辛亥革命前后及新中國初期屬于后者。起自下方的社會風氣，往往是社會經濟發(fā)生了變動，而上方的政治主導層沒有及時有效應對、跟進改革，導致民間自發(fā)形成新的社會風氣。這一方面反映了民眾對生活的新追求，另一方面也會出現社會失范等負面效應，如晚清的鴉片泛濫之風、五四時的家庭沖突和女子自殺之風等。這些變化會對社會既定結構造成沖擊，引發(fā)社會動蕩，如果上方遲遲未能有效回應或反應嚴重滯后，還可能造成民心喪失，引發(fā)政治變動，如清朝統治的垮臺及北洋政府的失敗。如果社會風氣由上方與下方相互呼應而形成，政策、治理與社會風氣形成良性互動，就能有力推動社會經濟發(fā)展，如清末民初，民眾對發(fā)展工商、移風易俗政策的呼應，成為支撐政府改革的民意基礎。但民國初政治混亂、治理缺失，又使短暫的民氣生機轉瞬即逝、歸于消散，社會發(fā)展遲緩失序。新中國建立，在適應民眾普遍愿望的基礎上實施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和積極呼應，因而形成全民爭做“新中國建設者”的良好社會風氣，為鞏固新政權和開展國家建設提供了有效支撐和巨大力量，這正是百年來飽受掠奪、壓迫和戰(zhàn)亂苦難的中國民眾一直追求國家富強、美好生活而積聚的民心、民意、民氣、民力巨大能量的總爆發(fā)。
回顧近代百余年間社會風氣與社會治理的歷史經驗，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一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初心”，這也是中國近代社會治理經驗的結晶。
（作者為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特聘教授）
【參考文獻】
①李長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傳統到近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
②李長莉、閔杰、羅檢秋、左玉河、馬勇：《中國近代社會生活史（1840-1949）》，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③李文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1949-2012）》，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6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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