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何茂春，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博導，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世界貿易組織規(guī)則、經濟外交和國際化戰(zhàn)略。主要著作有《中國外交通史》《對外貿易法比較研究》《對未來國家安全的思考》等。田斌，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帶一路”戰(zhàn)略是順應當今經濟全球化、區(qū)域一體化的世紀性戰(zhàn)略，是新時期、新形勢下中國對外開放與全面合作的總體構想，是中國實行更加積極主動開放戰(zhàn)略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同時也是將中國命運與沿線國家命運相連，“中國夢”與“世界夢”相通的橋梁。然而，自這一戰(zhàn)略提出后，國際社會對其看法不一、褒貶并存。對其質疑主要集中在中國的戰(zhàn)略動機以及最終能否實現戰(zhàn)略預期。與此同時，國內一些專家學者也紛紛撰文討論“一帶一路”戰(zhàn)略可能面臨的風險與挑戰(zhàn)，困難與障礙。為此，課題組最近兩年對中亞、西亞、南亞、東南亞、中東歐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了實地考察和調研。
“一帶一路”戰(zhàn)略實施環(huán)境的基本評估
全球層面。“一帶一路”戰(zhàn)略將直面全球經濟增速乏力和經濟全球化步伐放緩這一現狀。受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風暴余震的影響，發(fā)達經濟體復蘇艱難，新興市場動力不足，大宗商品價格一路走低，全球貿易增速有所放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半年時間里,兩次下調今明兩年的世界經濟增長預期，并指出全球經濟短期內仍然面臨著諸如金融市場動蕩、國際原油價格波動等諸多不確定性風險。世界銀行也在其全球經濟形勢報告中修正了早期的樂觀估計。全球經濟下行風險顯著增加使部分國家在應對這一問題時，又開始狹隘地采取一些不利于雙方擴大經貿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的政策。各種形式的國家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再度浮現。部分發(fā)達國家借機片面強調產業(yè)回歸，通過限制外包以及提高市場準入門檻來達到保護主義目的。與此同時，技術性貿易壁壘也開始變得更加復雜化、隱蔽化。一些國家不僅對產品出口進行末端控制，同時也逐漸向產品的生命周期、生產工藝，甚至是整個產業(yè)鏈滲透。而這一效應具有連帶性，極易被效仿和利用。
沿線國家層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國情復雜而多元。沿線國家既有發(fā)達經濟體，也有極為落后的國家，但多半為發(fā)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經濟發(fā)展水平差距較大，市場化程度參差不齊。受其產業(yè)結構和經濟發(fā)展水平以及市場需求能力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國家在開放的程度、合作的深度、執(zhí)行的力度上常常有所保留。它們既看重中國的資金、技術和市場，也擔心中國的大量的廉價產品對本國市場和產業(yè)鏈造成一定的沖擊。
自“一帶一路”提出以后，沿線國家反響強烈，期待、顧慮、質疑聲并存。首先，期待聲體現在一些國家不僅繼續(xù)看重中國廉價的產品，也日益看重中國的技術、資金、市場和發(fā)展理念，而“一帶一路”戰(zhàn)略所提倡的“共商、共建、共贏、共享”的精神完全符合其實際的發(fā)展需要。因此，已經有沿線國家與我國政府有關部門簽署了諸如共建“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其次，顧慮主要體現在一些沿線國家將“一帶一路”戰(zhàn)略視為中國繼續(xù)謀求地區(qū)影響力的一次重大舉措，認為這將是又一輪大國角逐和博弈的開始。因此，在是否配合的問題上，為了避免騎虎難下的情況出現，政府官方并沒有親自做出積極肯定的回應。最后，質疑聲體現在中亞國家擔心中國旨在以此戰(zhàn)略進行擴張，俄羅斯擔心中國與其亞歐聯盟競爭，印度擔心中國在印度洋打破其主導優(yōu)勢，少數一些沿線國家對從“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際獲利也存在質疑，認為自己只是扮演單一過境國、跳板國的角色，不愿為中國搖旗吶喊。
中國國家層面。“一帶一路”戰(zhàn)略已經具備從整體規(guī)劃走向全面落實的各項條件。從硬實力上看，我國經濟總量已經穩(wěn)居全球第二，貨物貿易進出口額居全球第一，對外投資額居全球第三，外匯儲備居全球第一。2009年到2011年間，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0%以上。目前，中國經濟增速雖有所放緩，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仍在30%以上，仍是世界經濟重要動力源。①我國已成為120多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其中“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約占1/3。同時，我國擁有完整的工業(yè)體系，且在諸如高鐵、核電、航空、電信等領域具備顯著的產業(yè)優(yōu)勢和世界領先的技術優(yōu)勢。我國的對外投資融資能力強，大量金融和產業(yè)資本亟待尋求“走出去”的可投空間。此外，我國國內已經形成了一批有實力、講信譽、懂規(guī)則的國際化本土企業(yè)，既具備開拓全球市場參與國際化競爭的能力，也具備造福當地人民為其提供大量就業(yè)崗位的實力。
從軟實力上看，我國已經參與或共建了包括上海合作組織（SCO）、中國—東盟“10+1”、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亞信會議（CICA）、中阿合作論壇、大湄公河次區(qū)域經濟合作（GMS）等多邊合作機制，這些多邊機制將有助于加強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溝通與合作。此外，我國已經與東盟、新西蘭、瑞士、澳大利亞、韓國等國家簽署了14個自由貿易協定，在這一過程中已經較為充分地積累了可參考、可復制的區(qū)域經濟合作經驗，這為今后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繼續(xù)推進雙邊經貿關系乃至區(qū)域合作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從中國政府強有力的政策引導和推進成效來看，“一帶一路”戰(zhàn)略早已脫離了規(guī)劃和設計階段。2014年11月，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要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對“一帶一路”建設規(guī)劃了頂層設計。隨后在推進“一帶一路”工作會議上，張高麗同志明確要求要確保“一帶一路”建設在2015年實現良好開局，要瞄準重點方向，聚焦重點國家，加強重點領域，抓好重點項目，加強指導和協調，突出重點地區(qū)，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形成全國一盤棋。②國內一些省市已經開始率先啟動地方版的“一帶一路”戰(zhàn)略，全國有31個省市將“一帶一路”寫入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央與地方政府兩個層面都在積極推進《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相關配套政策和實施方案的制定與落實。據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負責人介紹，2015年前三季度，我國企業(yè)共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8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達到120.3億美元，同比增長66.2%，占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15.3%，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薩克斯坦、老撾、印尼、俄羅斯等國家。同期，我國企業(yè)在“一帶一路”沿線的57個國家承攬對外承包工程項目3059個，新簽合同額達到591.1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4.3%，同比增長24.9%，主要涉及電力工程、房屋建筑、通訊工程、石油化工、交通運輸建設等領域。③
總之，“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提出被認為是不失時機、恰逢其時。在增速換檔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這“三期”疊加的大背景下，“一帶一路”戰(zhàn)略將拓展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它與“京津冀協同發(fā)展”戰(zhàn)略、“長江經濟帶”戰(zhàn)略的協同推進將影響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f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