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堅持以經(jīng)濟建設為中心，為滿足和提高公眾獲得感創(chuàng)造豐厚充裕的物質(zhì)基礎。公眾獲得感中的利益概念當然是全面的，但物質(zhì)利益是第一位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從人們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出發(fā)，突出了物質(zhì)利益對公眾獲得必不可少的重要性。國民生產(chǎn)的盤子做大了，公眾的獲得才具備前提條件。一般而言，公眾獲得的多少受盤子大小的制約。經(jīng)驗教訓提醒我們，黨治國理政不能唯GDP，但不能不注重GDP，保持國民經(jīng)濟持續(xù)穩(wěn)定的增長是保證公眾獲得的題中應有之義。滿足和提高公眾獲得感還必須正確處理好國強與民富的關系。從人類歷史和世界現(xiàn)實看，國家強大不等于國民富裕，藏富于民才是真正的國家強大。在我國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和國家地位日益提高的情況下，把國民經(jīng)濟發(fā)展體現(xiàn)在人民群眾普遍富裕起來的獲得上，必須把民富國強作為黨治國理政實踐的道路選擇。
堅持社會公正公平，建構和完善保障公眾獲得的制度。社會生活中，人的利益獲得能力與其說是由天賦決定，毋寧說是由制度提供的。每個人都生存于特定的社會制度下，能力大小無疑影響著利益獲得的多少，但制度善惡優(yōu)劣往往能夠左右公眾的獲得。比如，人治社會官本位的制度下，個人能力與利益獲得不直接掛鉤，庸才也會有大獲得，能人則可能身敗名裂。又如，少數(shù)人統(tǒng)治的社會制度下，占有大量社會財富的剝削階級并不是因為他們具備卓越的能力，被剝削階級少得可憐的有限獲得是制度造成的結果。中國共產(chǎn)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保證公眾獲得是社會主義的制度特質(zhì)，提供社會公正公平的公眾獲得制度，是黨治國理政的實踐邏輯。社會主義奉行多勞多得、按勞分配的原則，以勞動獲得為光榮，以付出獲得為合理。必須堅決反對以權力獲得、以不法手段獲得、以損害他人利益獲得、以投機鉆營獲得。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提供公眾公正公平獲得的制度環(huán)境，以公正公平的制度規(guī)章為每個人提供利益獲得的機會和渠道，讓公眾都有開發(fā)和施展個人能力的制度平臺，要求黨治國理政實踐中必須注重建構和完善保障公眾獲得的制度建設。
建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人民群眾日常生活的安全系數(shù)。人類思想史上，有許多空想家曾經(jīng)以理想主義憧憬人最佳的生存狀態(tài)，但那樣的“理想國”畢竟只是海市辰樓，現(xiàn)實生活中不可能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揭示的共產(chǎn)主義理想是遠大崇高的奮斗目標，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也只是漫長遙遠而不可觸及的美好圖景。中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眾過高要求的獲得是不切實際的。但是，基本生活的保障必須體現(xiàn)。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yī)、老有所養(yǎng)、住有所居”的社會建設思想，提出“加快建立覆蓋城鄉(xiāng)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黨治國理政對接公眾獲得感必須以改善民生為重點，著力建構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yǎng)老、基本醫(y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yè)、商業(yè)保險為補充的社會保障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個人因各種原因造成的利益缺失，從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得到獲得感的滿足。
制定傾斜政策和采取扶助措施，紓解弱勢群體的生活困難。人的手指不一般長，公眾獲得感不一般齊，個人利益獲得的差別客觀存在，即使在平均主義的計劃經(jīng)濟時期，公眾獲得感也不是千篇一律。改革開放實施“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qū)先富裕起來”政策后，貧富差距逐漸拉大。市場經(jīng)濟以及其他因素導致弱勢群體的出現(xiàn)。鄧小平提出先富幫后富的思想，要求先富裕起來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qū)起帶動和幫助的作用，并強調(diào)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扶貧幫困是滿足和提高公眾獲得感的一項特殊任務。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小康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現(xiàn)有人掉隊。未來5年，我們將使中國現(xiàn)有標準下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并提出精準扶貧計劃，要求“在扶貧的路上，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家庭，丟下一個貧困群眾”。黨治國理政的實踐必須制定傾斜政策和采取扶助措施，使社會弱勢群體在貧富落差中也具有獲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