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暉 （張弘整理）
按編：近代以后，西方對中國產(chǎn)生了非常大的影響，這個影響是怎么造成的呢？中國的士大夫到了西方以后，是一種什么樣的感覺，又做出了什么樣的反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秦暉教授在此文中講述了早期幾位認識西方的人物的故事。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一晚清主流觀念的提出距今已經(jīng)120多年。1896年，禮部尚書孫家鼐《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明確提出，“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自鴉片戰(zhàn)爭結束后，中國在打開國門、走向世界的過程中，“體用之爭”一度成為晚清官員政治正確的關鍵選項。至20世紀初，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這一主張。
在這一主流觀念的壓制下，晚清很多真實的觀念得到誤解甚至造成對這段歷史認識的一些錯誤。對此，著名學者秦暉作出了自己的解讀。
郭嵩燾：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
近代以后，西方對中國產(chǎn)生了非常大的影響，這個影響是怎么造成的呢？有些人造出一種三段論，說中國人最早佩服西方的器物，西方人把我們打敗了，我們對洋槍洋炮感興趣，于是有了洋務運動。但是，我們有了洋槍洋炮之后還是被打敗，像中法戰(zhàn)爭、中日戰(zhàn)爭都是在中國有了洋槍洋炮、軍艦的情況下被打敗的。于是，又有人說光學器物還不夠，還要學制度，因此有了戊戌變法。但是，后來搞了共和制之后，結果還是不行，于是中國人這個時候才認識到西方的文化是最重要的，就有了新文化運動等。
這個所謂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過程聽起來有道理，但是仔細一分析，就發(fā)現(xiàn)遠遠不是那么回事。
鴉片戰(zhàn)爭以后，的確有極少數(shù)人注意過洋槍洋炮確實很厲害，但是大部分的中國人包括清政府根本不把洋槍洋炮當作一回事。實際上，中國人重視洋槍洋炮是很晚的事，早在這之前，中國人對西方文化就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很大的好感，甚至有一些好感是走入誤區(qū)的。
早在1843年，也就是鴉片戰(zhàn)爭結束不久，晚清名臣徐繼畬就寫了《瀛環(huán)志略》，對西方的制度介紹了很多，而且稱贊不已，說美國實行選舉制度，“推舉之法，幾于天下為公，浸浸乎三代之遺志”。也就是說這個事情是中國“三代”(堯舜禹)才有的事。在中國士大夫眼里，中國“三代”那是很好的時候，從秦以后中國就禮崩樂壞了。
當時的中國士大夫評價西方的那些話語全都是儒家話語，他們一看西方，覺得真是仁義之邦。所謂的仁義之邦，是指這個國家的內政是仁政，他們的國家對老百姓很好。
中國的士大夫到了西方以后，幾乎所有人都有一種感覺，西方國家真是禮儀之邦。比如，中國第一個駐歐大使郭嵩燾。郭嵩燾是翰林院出身，本身是一個理學家。
1876年，郭嵩燾出國的時候已經(jīng)58歲了，給他寫傳的那個人說，對于一個58歲的老人來講，你不可能希望他在價值觀上有什么太大的變化，他的確也沒有什么變化。他到了西方以后，對西方稱贊備至，但從來沒有說孔孟一句不好的，他還是一個孔孟的信徒，但是他從孔孟的角度認為西方是圣人之治。
因此，郭嵩燾回國以后談到西方，經(jīng)常講的一句話就是“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郭嵩燾是不是不知道西方的堅船利炮呢？當然是知道的，他其實也很重視這個事。因為就是他出使了英國以后，建議清朝派人到英國去學海軍。后來北洋艦隊那些人都是因他的建議去的，像容閎，是中國最早的留學生。
這些人被派去了以后他還覺得不夠，他曾經(jīng)寫過一個奏折說，日本現(xiàn)在也有很多人在英國學習海軍，人數(shù)比中國多。他說，這是中國要警惕的，搞不好日本就超過中國了。
實際上，他在英國期間發(fā)表的感想和游記中，堅船利炮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內容是“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在洋務運動之前和洋務運動初期稱贊西方的人幾乎都是這樣的。比如在1850年代活動的王韜曾經(jīng)講過，西洋以禮儀為要，以仁義為基，以教化和德為本。
而郭嵩燾“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也不是他一個人這樣。郭嵩燾的晚輩薛福成是洋務運動時期的思想家，他記載了這樣一個事，郭嵩燾“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遇亦稍訝其言之過當”。他說，他聽了以后還不太相信，因為他沒有去過西方。他就問了幾個去過西方的人，“陳荔秋中丞，黎存齋觀察，皆為其說”。
也就是說，不是郭嵩燾一個人有這種感覺，凡是去過西方的人，像陳荔秋、黎莼齋都說郭嵩燾講的很對。
陳蘭彬、劉錫鴻：外交使團里打小報告的人
這個陳荔秋中丞，黎莼齋觀察是什么人呢？我們知道古人稱人不稱名，稱字號、稱官銜，也不是稱當時的官銜，而是要稱唐代的，甚至是周代的官銜，表示他的附庸風雅。如果你是巡撫不會叫你巡撫，就叫中丞，那是唐代的稱呼。如果你是個道員不叫你道員，叫你觀察，因為唐代每一個道員都是觀察史。
陳荔秋、黎莼齋這兩個人都是有駐外經(jīng)歷的。黎莼齋是中國第一個駐歐使團的成員。陳荔秋中丞，這個人是中國第一個駐美的公使陳蘭彬。這個記載引起了我很大的困惑，如果郭嵩燾講稱贊西方的話是可以理解的，陳蘭彬也這樣說就讓人很不可理解。
因為陳蘭彬這個人在歷史上是一個非常保守、非常頑固、極端反西化的人。他在歷史上最有名的事跡是，把中國最早向西方派留學生的舉措給搞黃了。
當時，中國最早派到歐洲和美國的外交使團，它的人員構成挺有意思。朝廷專門找了兩個關系非常惡劣的人去當這些外交使團的正使和副使，因為朝廷不放心這些人，所以找了兩個互為仇敵，一個去監(jiān)督另一個。這也反映了中國皇帝的用人之道。
在駐歐洲使團中，正使郭嵩燾是一個以稱贊西方聞名的人，后來在國內被罵成漢奸。而他的副手劉錫鴻是一個極端保守派，整天向國內打小報告，揭露郭嵩燾的稱贊洋人，大逆不道，很多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被他拿去報告。
有一次郭嵩燾參觀英國的一個軍事基地，當天下著雨，英國人遞給郭嵩燾一把傘，他就打了。劉錫鴻馬上打了個小報告，說他竟敢打洋人的傘，作為中國人應該有骨氣，在大雨中淋死都不能打。
還有一次，郭嵩燾應邀去聽音樂會，他把放在桌位前面的節(jié)目單拿來翻了幾眼。劉錫鴻又打了一個小報告，說去聽洋人的音樂還不夠，你還要看人家的節(jié)目單，可見你崇洋媚外到了什么地步……
駐美國的使團恰好相反，駐美國使團副使是一個著名的開明人士，而且他還是中國第一個耶魯大學的畢業(yè)生，就是寫過《西學東漸記》的容閎。他在1860年代就在耶魯大學畢業(yè)，回國以后就鼓動洋務，曾國藩、李鴻章都很欣賞這個人，就派他去美國做副使，而正使是陳蘭彬。
容閎建議中國應該派留學生到美國，于是就有了留美幼童的計劃。第一批幾十個孩子，到了那里先學了幾年的英語。畢業(yè)以后考試進入美國的大學去學專業(yè)，這些人基本上都考上了，而且很多考上了很有名的大學。
可是在他們剛剛進入專業(yè)學習的時候，陳蘭彬就給國內打了個小報告，說容閎圖謀不軌，這個事情千萬做不得，說中國的正人君子一到西方就學壞了，這個事情要趕快剎車。他這么鼓動，李鴻章和曾國藩都不太同意，但因為皇帝支持，最后把這個事情搞黃了。
這個事情挺可惜的，因為這些人以后除了當翻譯，有成就的不多。其中有一些后來繼續(xù)學習的，成了大名，比如說著名的詹天佑。還有一些搞政治的，但是搞技術的基本上都沒有，因為他們被提前召回了。
容閎在他的回憶錄中，把陳蘭彬說成是一個極端保守的人，說他經(jīng)常在朝堂上一談到西方就“揎拳舞袖”，就把袖子擼起來要打西方人的樣子。一個非常敵視西方的人，可是他私底下講的是完全不一樣的話。
這些人在官場上講的話和私下講的話是完全不一樣的。陳蘭彬在朝堂上一談到西方就“揎拳舞袖”，但是在私下他是一個“每嘆西洋國政民風之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