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新京報》一篇關于讀經少年的稿子《讀經少年圣賢夢碎：反體制教育的殘酷試驗》又引發(fā)了人們對于讀經教育的關注和熱議。近些年流行起來的“讀經”為何會出現(xiàn)亂相、引來如此大的爭議？“讀經”究竟是好是壞，問題出在哪里？
事實上，這樣的討論并不新鮮，早在1935年，《教育雜志》就已經發(fā)起過一場聲勢浩大、名家云集的“讀經大討論”。
對比如今的爭論，八十年前的這次討論更加集中而有效。當時的參與者往往都真的接受過傳統(tǒng)教育，所以他們對“哪些書算是經”、讀經的主流形式有足夠的共識。即便是大部分支持讀經者，最糾結的問題也是如何讓學生懂，而不是支持單純記誦式的讀經。
今天書評君與大家一起回顧民國時的這一場大討論，以及一起更好地思考和討論當代中國社會的“讀經”問題。
撰文 | 黃曉丹
1“讀經”在當代的流行與爭論
最近十幾年，“讀經班”漸漸在國內各城市涌現(xiàn)。一些公立小學也將“讀經”列為學校文化特色建設的重要項目。我們很容易在媒體上或者在教師和家長的口中聽到對“讀經”的以下說法：“讀經”是指讀《三字經》、《弟子規(guī)》，進而讀《論語》；兒童“讀經”只需背誦，不需講解，成年之后自然會對早期背誦的內容產生領悟；“讀經”可以幫助孩子提高智商、改善行為、培養(yǎng)品德和增進親子關系。
在這一風潮之下，傳統(tǒng)文化固然進入了更多人的視野，但一些令人不安的狀況也在發(fā)生：一些收費高昂的“讀經班”，事實上只教授《弟子規(guī)》一部書，且不加講解；一些所謂“國學經典”在企業(yè)培訓和家庭教育中被進行了狹隘的闡釋，用于將下屬和兒童變得聽話；附著在“讀經教育”上的暴利，使得一些機構宣稱僅僅依靠“讀經”就可以治療自閉癥和婦科病，以及解決離婚、失業(yè)等諸多問題。
“讀經班”的流行正在改變人們對于古代社會和傳統(tǒng)文化的想象。在這樣的想象中，“讀經”被寄寓了拯救道德淪喪、提供商業(yè)智慧、重塑家庭倫理、增加民族自信等種種希望。
這些美好的目標是否能靠“讀經”完成？學者龔鵬程在《讀經有什么用》的序中說：“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文化的恩怨情仇，糾纏了一個世紀。碰到新世紀的讀經現(xiàn)象，當然會再爆發(fā)。現(xiàn)在的爭論，其實正呼應著歷史上的讀經之爭”?；厮?935年那場聲勢浩大的“讀經運動”大討論，也許能幫助我們澄清一些事實和觀念。
《讀經有什么用》
主編: 龔鵬程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6月
2民國時期的“廢經”和“恢復讀經”
現(xiàn)代中國多次發(fā)生“讀經運動”和“讀經討論”，其直接原因是清末開始的“廢經”。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內憂外患導致了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全盤反思。當時知識界形成的共識是必須改革原先科舉取士的選拔制度，并將現(xiàn)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引入到教育體系中來。這一共識在民國元年得到了制度化。而中國的整個現(xiàn)代教育制度就是在這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1912年，民國初建伊始的元月十九日，第一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在《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十四條》中規(guī)定：“小學堂讀經科一律廢止”。同年五月，第二條法令頒布：“廢止師范、中小學讀經科”。這標志著不再為中小學培養(yǎng)讀經師資。同年七月，他在全國第一屆教育會議上依據(jù)“西方宗教自由的原則”，提出“各級學校不應祭孔”的議案（未通過，但亦達成不作規(guī)定之決議），理由是社會雖然允許各種宗教的存在，但教育不應預先將某種宗教信仰或價值觀灌輸給兒童。
蔡元培（1868-1940），1912年就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
有一種觀點將“廢經”等同于“焚書坑儒”（蔣慶《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后記》，2004；王財貴《現(xiàn)代經教復興的契機》，2006）。這一觀點雖遠至一個世紀之后才被表述出來，但一直都有人暗示現(xiàn)代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上的諸種危機與“廢經”有著直接的關聯(lián)，并試圖恢復讀經。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廢止讀經的內在邏輯，值得我們仔細品讀。
20世紀早期的“廢經”，與其說是西方經典對中國經典的全面驅除，不如說是中國經典在分殊后被編入現(xiàn)代知識體系。其中關于天地萬物、社會治理、國家制度之類的科學性內容已經被現(xiàn)代學科體系所整合。連科舉制度所考察的大部分知識內容都在其內。所以，從現(xiàn)實層面上來說，已經不需要靠“讀經”來培養(yǎng)一般的勞動者、知識分子或者官僚。但問題在于，“經典”的神圣性不在它可被割裂的部分，而在其整體。它一旦被分殊，就蛻化成可被更新?lián)P棄的世俗學問，而非價值和意義不可置疑的來源。如果說在現(xiàn)代學科體系產生之前，“經”混雜了世俗知識和絕對理念，既可以用來處理現(xiàn)實問題，又可以用來支撐道德生命，那么在有了現(xiàn)代學科體系之后，“經”最終或者會消亡，或者會轉變?yōu)榧兇獾男叛觥Ｋ圆淘喟?ldquo;經”等同于一種類似于宗教信仰的東西是非常有道理的。
蔡元培并未否認“經”的價值。他只是強調，“經”中宗教性價值的部分按宗教性的標準來處理，世俗知識的部分則需靠專業(yè)人士繼續(xù)研究，以充實或反思現(xiàn)代知識體系。而兒童教育的任務是培養(yǎng)健全的現(xiàn)代人，這個目標完全可以在現(xiàn)代知識體系中更高效地實現(xiàn)，不需要直接依靠讀經。但某個兒童完成教育之后，決定去做一個攻經為業(yè)的人，則可被認為是合法而有益于社會的選擇。據(jù)此，將民國元年的“廢經”等同于“焚書坑儒”，完全是偷梁換柱且聳人聽聞的事。
《章太炎國學講演錄》（中華書局，2013年7月），收有《論讀經有利而無弊》等篇
1913年袁世凱復辟，在《憲法草案》中規(guī)定國民教育應以孔子之道為本，在1915年的《教育綱要》中恢復中小學讀經，直至1916年復辟失敗后，讀經被撤銷。1925年段祺瑞上臺，再次提倡讀經，魯迅著《十四年的讀經》大加嘲諷，直至1927年國民黨以軍事統(tǒng)一中國，讀經不再實施。1934年，廣東軍閥陳濟棠、湖南軍閥何鍵再次提倡讀經，胡適在香港作《我們還不配讀經》的公開演講，爭論持續(xù)到了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讀經議題遂被擱置。
31935年“讀經”討論的緣起和參與者
當廣東、湖南兩省讀經正熱時，胡適正好去香港大學領取法學名譽博士學位，順便做了反對中小學讀經的演講。等胡適要取道廣州回北平時，中山大學古直等幾位教授因對其言論不滿，要求廣東政府嚴懲胡適，以起到殺一儆百的效果。當時爭論的嚴峻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在這樣的局勢下，商務印書館的《教育雜志》向全國專家發(fā)信一百多封，征求關于讀經問題的討論，收到70多封回復?！督逃s志》1935年第25卷第5期以《讀經問題專號》的形式發(fā)表了這些觀點。
《教育雜志》1935年第25卷第5期“讀經問題專號”
雜志主編，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松在序里說：“其實所謂讀經，假使當作一種專門研究，讓一班專家去下若干苦工夫，本不成問題。現(xiàn)在所以成為問題，就是因為有人主張中小學生都應該讀經的這一點。本雜志既忝為全國教育專家的喉舌，對于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似乎不能不采用集思廣益的方法，請求全國專家對于這個問題，分別發(fā)表一點高見，使得本雜志的數(shù)萬讀者能夠得著一種很可貴的參考，來幫助他們去處理這個問題”。這一段話說清了討論的緣起、爭議焦點和討論的影響面?？紤]到《教育雜志》的影響力和討論參與者的身份背景，“忝為全國教育專家的喉舌”一語并不算夸大其詞。一百年來關于“中小學生是否應該讀經”的討論中，這是規(guī)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
因為此次稿件的征集并非自由投稿，而是《教育雜志》發(fā)函征詢，所以參與者皆為當時文化、政治界中業(yè)已知名的人士。參與這次討論的人士有：唐文治、姚永樸、錢基博、蔡元培、陳立夫、陳鶴琴、高覺敷、周予同、陳望道、蔣復驄、吳研因、鄭鶴聲、柳亞子等人。這些人有的是當時的大學校長、院長，或著名教授，有的則是中國某些現(xiàn)代學科的創(chuàng)始者，也有一些是政界要人。他們的意見在當時代表了最尖銳的學術觀點，在今天更可視為我們現(xiàn)在所依然沿用的文化、教育體系的發(fā)生基礎。
4作為共識的討論前提
相比于今天，八十年前這場討論的優(yōu)勢在于，幾乎所有的參與者都在1912年中小學取消讀經之前度過了青少年期。一些人出自傳統(tǒng)的書院教育，更多人則是跨越了舊式和新式兩種教育形態(tài)，有很大比例的參與者有著留學背景。這種優(yōu)勢表現(xiàn)在三點：第一，他們對于“哪些書算是經”的概念清楚一致；第二，他們所討論的是歷史上確實實施過的主流的讀經形式，而非其他旁門左道；第三，他們從自身的讀經體驗出發(fā)，比較能夠就事論事，支持者未將讀經神秘化，反對者也未將之妖魔化。1935年的這場討論之所以能如此集中而有效，是因為有足夠的共識作為討論的前提。
《經學通論》
作者: 皮錫瑞
版本: 中華書局 1954年10月
可惜的是，我們今天關于“讀經”的討論已不容易建立在這樣的共識之上。這不是因為研究的深入而導致的觀點變化，而是因為對于研究對象的隔閡和疏遠，導致大量的臆想羼入事實，爭論雙方所要讀或不讀的“經”，所要復或不復的“古”，說的都不是同一回事。因此，重溫1935年“讀經討論”的前提性共識，有助于我們澄清概念，搞清楚我們支持或反對的到底是什么。
第一：“經”的范疇是什么？
從七十多篇文章對“經”的概念的使用上看，“經”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及其相關書籍。包含三點含義：第一，“經”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些作為中國學術總源頭的典籍。它是儒家的源頭，也是諸子的源頭。第二，“經”也包括了儒家對《詩》、《書》、《禮》、《樂》、《易》、《春秋》所做的傳注和解釋。這些傳注和解釋在歷史上一直是富有爭議并不斷發(fā)展的；第三，既然“經”的流衍如此之廣，在《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后的典籍中，哪些屬于“經”，哪些不屬于“經”，是受到國家認定、科舉制度和學術評議三者共同決定，并在士人中形成共識的。與之相對應，1935年的這場討論中，“讀經”概念之運用，一不是指《道德經》、《佛經》、《圣經》等異教經典；二不包括《三字經》、《弟子規(guī)》、《女誡》等通俗讀物；三不將某一典籍與其流衍進行割裂，要求單單如記誦符咒一樣記誦某書，而全然不顧其傳注和解釋系統(tǒng)。
第二：“讀經”的主體是誰？
何炳松在序中說：“在這許多意見當中，我們或者可以歸納成下面幾句概括的話：就是若把讀經當做一種專家的研究，人人都可贊成；若是把讀經當作中小學中必修的科目，那么大多數(shù)人都以為不必”。可見，對于專業(yè)人士的讀經，雙方都覺得合情合理。只有當“讀經”的主體是中小學生時才有不同意見。
第三：“讀經”的組織形式是什么？
第一，作為個體選擇的自由讀經，是人當然應該擁有的權力。第二，從讀書育人的目標來說，自主選擇下的讀經是諸種可能的路徑之一，但沒有證據(jù)說明它一定好于其它路徑；第三，從經學研究的目標來說，當然讀的人越多越好，但社會并不需要這么多人研究經學。因此，“反對讀經”者真正的意見，正如時任復旦大學教務長兼法學院院長的孫寒冰所說，“不反對（自由）讀經，反對讀經運動”。
《讀經示要》
作者: 熊十力
版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年3月
在這場討論中，“經是什么”、“經該不該有人研究”、“某人就是熱愛讀經該不該干涉”都是沒有爭議的，爭論的重點是“中小學是否應該有必修課形式的讀經”，及“是否應該鼓勵社會性的讀經運動”。
51935年“讀經”討論的真正議題
1935年這場讀經爭論的真正議題是“是否應該鼓勵社會性的讀經運動，甚至以行政力量將它強制性地納入中小學課程”？組織者也明確提出希望通過刊載這一討論向教育部諫言。到底是鼓勵還是反對，“讀經”爭議雙方集中在三點上進行了辯論。
第一：通過讀經能達到現(xiàn)代社會的教育目標 VS通過讀經來達到現(xiàn)代社會的教育目標是低效的。
這是辯論的最低層面，即討論“讀經”能不能幫助學生個體成為社會需要的人才，或者說它是否對個人有益。
正方主要是從語文能力、道德培養(yǎng)和意志力鍛煉三方面來維護讀經，認為讀經可以提升學生的寫作水平，并幫助學生成為有道德有毅力的人。這一論證方式的好處在于它確實是可觀察的，不僅可以在中小學生中找到這樣的成功樣本，而且很多著作者本人就是這樣的成功樣本。
反方則認為如果說讀經只是工具，目的是培養(yǎng)語文能力、道德品質和意志力，那么一旦有更高效的手段出現(xiàn)，讀經就可以被放棄。他們據(jù)此邏輯進行反駁，指出了白話教科書培養(yǎng)語文能力更有效；在情境中養(yǎng)成道德品質比灌輸大道理更有效；認識古奧文字時使用的那種意志力無法挪用到其它生活領域中去（高覺敷，時任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心理學部主任）。他們并不否認有人通過讀經成才了，讀經能成才，但成才不必依賴讀經，恰如樹皮能飽人，但人不必以樹皮為主食。
《讀經：啟蒙還是蒙昧？》
作者: 胡曉明
版本: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6年1月
第二：社會危亡是廢經的結果VS廢經是社會危亡的結果
這是辯論的中間層面，即討論“讀經”是否能夠挽回社會上業(yè)已存在的矛盾，或者說它是否對種族和民族的社會共同體有現(xiàn)實上的益處。
正方認為讀經可以挽救社會危亡。如唐文治說，讀經可以“固結民心、涵養(yǎng)民性、和平民氣、啟發(fā)民智”。古直、陳運乾、陳鼎忠、方孝岳等說：“經也者，吾國立國之精魂，民族由此而尊、民權由此而崇。舍經而言教育，吾惟亡國是懼也”。這一論證方式回避了上一條論證中的弱點（對個體的教育目標而言，讀經可能是有效而低效的），轉而討論它對社會民族的益處。在列強瓜分中國的背景之下，“保種保族”似乎比“個人發(fā)展”更迫切而不容質疑，故此條論據(jù)被使用更多。
反方認為清末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校的依據(jù)即是讀經加劇了社會危亡。當王節(jié)說：“經者，吾國先民數(shù)千年來精神所系者也，政教號令準于是，聲明文物源于是，世風民情日用起居安于是，實為歷代體國經野化民成俗者必循之道，必用之器，崇之則治，違之則衰且亂”時，反對者問到，如果讀經可以挽救社會危亡，為什么清政府會失?。吭绖P會失?。慷戊魅饡?？為什么讀經兩千年的中國會被不讀經的列強所侮辱？這些反駁者因為既經歷過讀經、又眼見過國破家亡，就不易被“崇之則治，違之則衰且亂”的神話所蒙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