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的頑固派，無論古今，其實對西方的物質文明，都是服氣的，很多人只是幻想，能否用一種精神力量來抵御這個文明。倭仁想的是仁義忠信，徐桐想的是義和團的刀槍不入法術，更后來的人，則幻想某種思想的巨大力量。當然，精神戰(zhàn)勝物質的幻覺，很容易在現實面前破滅，所以，后來的頑固派，則退守第二道防線，死守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戰(zhàn)壕，不許變革。從晚清開始，這些人就覺得西方的優(yōu)勢，無非是以物驕人，借強大的物質力量壓人，而在制度和精神文化層面，并沒有可以服人的東西。在文化層面上對西方加以蔑視，是頑固派一貫的做派，也是他們一以貫之的一廂情愿。
左派的當下光譜
李鴻章講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天并沒有結束。中國革命的發(fā)動者，在引來列寧主義這個火種的時候，他們是激進的變革者。從不耽于害怕變革的動蕩，勇于探索一條現代化的新路，取得成功之后，更是開始空前規(guī)模的現代化建設。可是，這條印有蘇聯(lián)模式的道路，自身存在許多的問題，一旦主政者發(fā)現這條路有了問題，勇敢地改道市場路線之后，傳統(tǒng)的改革與保守的紛爭就又被激活了，只是以新的概念、新的方式重現而已。一旦時機成熟，保守和頑固的勢力就會抬頭，憑借各種有利因素，在社會上攪起很大的風潮。在轉型的路上，中國人已經走了一百多年。今天的中國已然跟西方一起進入21世紀。中國人的衣食住行、市場行為，從硬件到軟件，跟西方已經沒有任何的不同。今天中國人的身外之物，跟西方人也沒有任何的區(qū)別。中國對西方的文化，大多數精神產品，也都有了深度的了解。好萊塢的大片，已經成為中國院線的主打產品。連一向陌生的人權、隱私等觀念，都深入人心。但是，保守派的觀點，卻奇怪地跟他們的前輩出奇的一致。他們依舊頑固地堅持，西方的優(yōu)勢，僅僅在于物質文明。即使這個優(yōu)勢，不用學習西方，如果中國人能發(fā)揚自己的傳統(tǒng)（首先是革命傳統(tǒng)），也一樣可以超越。
過去的頑固派和今天的極左派，其實是可憐人，無非是不想改變，或者回到過去。他們對變化，有著莫名的恐懼，他們是害怕因變化失去或者已經失去的人。長期的教育，讓他們形成了對傳統(tǒng)，包括革命傳統(tǒng)的強固連接。尤其是某些體制內的左派，離開了這個傳統(tǒng)，他們就沒有了生存的依托，或者說賴以驕人的資本。如果說，晚清的頑固派，對于自己的信仰，還有的具有某種真誠，但今天的體制內左派，固執(zhí)地眼望過去，其實背后無不有自利的功利動機。
固然，中國在外人看來，是個保守的國家，但保守的勢力卻并不天然擁有群眾基礎。改革三十多年，幾次左潮涌動，幾乎次次都不得人心。主張改革的人，未必事事合民眾的口味，但保守的頑固勢力，也只是在特定的政治環(huán)境里，才好興風作浪。由于改革本身的問題，轉型的公平和公正沒有很好地落實，沒有得到改革紅利的民眾眾多，感到失落的人眾多，不滿意的人更多。也有很多人，基于文化積習，習慣向后看，以懷舊抒發(fā)對現實的不滿，但這些人卻未必是左潮的天然群眾基礎。左潮的掀動者，固然能借助于一些過時的革命口號，打出民族主義的大旗，打動一部分民眾。但他們跟受損的民眾之間，卻很少有利益鏈接。不僅體制內左派不肯為民眾做事，就連公認的草根左翼領袖也無此興趣。在2012年的9·15西安反日游行中，跟著他們打砸的民眾，很多人只是本身帶有怨氣，借助所謂的“愛國”行動發(fā)泄而已，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樣的發(fā)泄受到懲罰的可能性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