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31日，面對美國對伊拉克開戰(zhàn)造成的危機，哈貝馬斯和德里達聯名在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和法國《解放報》發(fā)表文章《論歐洲的復興：首先在核心歐洲捍衛(wèi)一種共同的外交政策》，呼吁歐洲人盡快行動起來振興歐洲。本文為曹衛(wèi)東根據哈貝馬斯教授提供的手稿譯出。
引言
哈貝馬斯和我聯名撰寫這篇文章——同時也是我們共同的呼吁，我們倆都很看重這件事。我們認為，不管過去有多大的分歧，德國思想家和法國思想家現在都有必要共同發(fā)出聲音。大家很容易看出，這篇文章出自哈貝馬斯之手。出于個人原因，我自己沒有單獨再寫一篇文章，雖然我很想這樣做。但我還是向哈貝馬斯提議，和他一起署名，共同發(fā)出呼吁。我非常贊同他的權威性的前提和觀點：從超越歐洲中心主義的角度重新定位歐洲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從康德哲學傳統出發(fā)，重新確定和改進國際法及其相關制度，特別是聯合國，以便建立一種新的國際權力分配機制。此外，哈貝馬斯的意見在許多問題上和不久前我在《流氓——理性二論》(Voyou-DeuxEssaissurlaraison)一書中所闡述的觀點有著一致的地方。過幾天，美國將出版一本哈貝馬斯和我合寫的書，收有我們兩人“九一一”之后在紐約各自所做的訪談。盡管我們的理論和論證中有種種明顯的區(qū)別，但我們在這里對國際法制度的未來和歐洲新使命的看法是相當接近的。——雅克?德里達
有兩個日子是我們不應該忘記的：不應該忘記那一天，報界告訴了驚訝的讀者，西班牙總理背著其他歐盟國家，邀請支持戰(zhàn)爭的歐洲國家向布什表示忠誠;同樣不應該忘記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五日，這一天，倫敦和羅馬、馬德里和巴塞羅那、柏林和巴黎等地分別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游行示威，反對美國的突然襲擊。這些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是“二戰(zhàn)”以后規(guī)模最大的，它們發(fā)生在同一個時間里，現在看起來，這標志著歐洲公共領域的誕生，并將被載入史冊。
在伊拉克戰(zhàn)爭爆發(fā)前那沉重的幾個月里，傷風敗俗的道德分工激起了人們的復雜情感。一邊是積極備戰(zhàn)，軍事行動一觸即發(fā);一邊是各種人道救援組織異?；钴S。二者犬牙交錯，密不可分。這樣一個壯觀的場面就在眾目睽睽之下公然發(fā)生，然而人們卻無動于衷，他們當中每個人的主動性都被剝奪了，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犧牲者。毫無疑問，情感的力量將歐洲的民眾召喚到了一起。但是，這場戰(zhàn)爭同時也使歐洲人意識到了他們共同外交政策的失敗，而這一點早有顯示。像世界各地一樣，對國際法的大膽踐踏在歐洲也激起了關于未來國際秩序的爭論。但我們更關心的是那些有分歧的論據。
眾所周知，圍繞著這場爭論，分歧越來越尖銳。對于超級大國的作用、未來世界秩序以及國際法和聯合國的重要性等，形成了各種不同的立場，從而使?jié)撛诘拿芄_化了。歐洲大陸國家與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之間以及“老歐洲”與東歐準備加入歐盟的國家之間的鴻溝都加深了。大不列顛與美國的特殊關系絕不是無可非議，但這種關系在唐寧街高層那里始終占據著優(yōu)先的位置。東歐國家雖然力求加入歐盟，但尚未準備好讓它們剛剛贏得的主權重新受到限制。伊拉克危機只是催化劑而已。在布魯塞爾的制憲委員會當中，也顯示出了兩類國家間的對立，一類國家想要深化歐盟的改革，另一類國家則堅持目前這種跨政府的管理方式，最多同意做一些表面的改進，很顯然，它們這樣堅持是有它們利益上的考慮的?，F在這個對立再也無法掩飾了。
未來的歐洲憲法將會帶給我們一個歐洲的外交部長。但是，如果各國政府不達成一種共同的政策，這樣一個新的職位又能有什么意義呢?即便費舍爾的官銜變了，他也會像索拉納那樣無能為力。眼下可能只有歐盟的核心成員國愿意賦予歐盟一定的國家性質。如果只有這些國家能夠共同明確它們“自己的一致利益”，那么，我們該怎么辦呢?如果歐洲不想分裂，這些國家現在就必須使用在尼斯(Nizza)會議上確定的“加強合作”的機制，以便在一個“有著不同發(fā)展速度的歐洲”著手建立共同的外交政策、安全政策和防務政策。由此會產生一股吸引力，長期下去，其他成員國——特別是歐元區(qū)的成員國是經不住它的吸引的。在未來歐洲憲法范圍內，不允許、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分裂主義。前進并不意味著排斥。走在前面的“核心歐洲”不能把自己限制為一個“狹小的歐洲”;它必須不斷地充當火車頭。合作越來越緊密的歐盟成員國出于自己的利益，將會敞開大門。核心歐洲越早對外有行動能力，用以證明，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社會中，不僅有分裂，同樣也有談判、關系和經濟利益等軟力量，受到邀請的其他國家就越早會跨入這扇大門。
在這個世界上，把政治推向極端，單純在戰(zhàn)爭與和平之間進行選擇，這既愚蠢，又得不償失。歐洲必須在國際層面上和在聯合國范圍內發(fā)揮自己的影響力，以便制衡美國的單邊霸權主義。在世界經濟強國峰會上，在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中，歐洲應該發(fā)揮它的影響力，設計并建立起一種未來的世界內政?？墒墙裉欤瑲W盟進一步擴大的政策，一直是在行政調控手段上遇到了極限。迄今為止，建立一個共同的經濟區(qū)域和貨幣區(qū)域的功能性要求在推動著改革前進。但這種推動力已然窮竭。要想采取一項建設性的政策，不但要求成員國消除競爭障礙，而且要形成一種共同的意志，而這就必須依靠公民自身的動機和信念。只有當處于劣勢的少數派團結一致時，多數派在確定有深遠影響的對外政策方向時才能指望被接受。但這首先要求在政治上有一種休戚相關的感覺。各國民眾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他們的民族認同，增加歐洲這一維度。國民團結今天已經非常抽象，它僅限于一個國家的成員，而我們必須在未來把它擴展到歐洲其他國家的國民。
這就涉及到了“歐洲認同”的問題。一種共同政治命運的意識和對共同未來的信心，足以阻擋落選的少數派干擾多數派的意志。原則上，一國公民必須視另一國公民為“我們中的一員”。離開這一點就導致了一個問題，從而給許多持懷疑態(tài)度的人一個機會：是否存在著一種歷史經驗、歷史傳統和歷史成就，能讓歐洲民眾意識到，他們曾經有過共同面對的政治命運，他們還有需要他們共同塑造的政治命運?關于未來歐洲，會有一個觀點非常吸引人，也很有感染力，但這個“觀點”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今天，它只能從一種令人憂慮的情感當中產生出來，因為我們覺得無所適從。它也可能會迫于環(huán)境的壓力而產生出來，因為在這樣一個環(huán)境中，我們歐洲人必須依靠自己。而且，它必須要在眾聲喧嘩的公共領域當中清楚地表達出來。如果這個主題迄今為止還沒有被提上議事日程，那我們知識分子可就失職了。
歐洲認同的隱患
不承擔義務的事是很容易達成一致的。我們所有人腦海中都有一幅關于歐洲的圖畫，充滿了和平、合作，對其他文化開放并積極進行對話。我們歡迎這個在二十世紀后半葉成功解決了兩大問題的歐洲。今天的歐盟已經是一種“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在后民族格局中會自成一派。歐洲的社會福利國家制度也一直都具有典范意義。今天，在民族國家層面上，歐洲的社會福利國家制度已經陷入了被動。但是，未來把資本主義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的政策，也不能不遵守社會福利國家制度所確立的社會公正準則。歐洲既然能解決上述兩個廣大范圍內的問題，為何就不能接受進一步的挑戰(zhàn)，在國際法的基礎上捍衛(wèi)并推動一種世界大同秩序呢?
當然，歐洲范圍內剛剛展開的討論必然會遇上一些現存格局的約束，而這些現存格局在一定程度上等待一個具有推動力的自我理解進程。似乎有兩個事實與這個大膽猜測形成了矛盾。歐洲最重要的歷史成就不就是由于在世界范圍內的取勝才失去其建立認同的力量嗎?一個地區(qū)如果比其他所有地區(qū)都更加強調具有自我意識的民族之間的持續(xù)對抗，那么，這個地區(qū)怎樣才能聯合起來呢?
由于基督教和資本主義、自然科學和技術、羅馬法和拿破侖法典、資產階級城市的生活方式、民主和人權、國家和社會的世俗化已經擴展到其他大陸，因此，這些不再是歐洲獨享的特質了。扎根于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當中的西方精神，的確具有一些特有的東西。但即使是這種以個人主義、理性主義和行動主義作為表征的精神習性，也是歐洲國家與美國、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亞等國家所共有的。“西方”作為精神概念不僅僅只包括歐洲。
此外，歐洲是由多個民族國家組成的，這些民族國家經過長期的討價還價才劃清界限。民族意識集中體現為民族語言、民族文學和民族歷史，一直像炸藥一樣一觸即發(fā)。當然，為了應對民族主義的破壞力，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立場，在非歐洲人看來，這些立場確實給予歐洲一種獨特的面貌，在文化上呈現出多元化的形態(tài)，顯得無與倫比。若干世紀以來，由于城市和農村、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之間的沖突，由于信仰和知識之間的沖突，由于政治統治和敵對階級之間的斗爭，使得歐洲文化比其他任何文化都更加四分五裂，因此，歐洲文化必須在痛苦中學會如何才能把差異協同起來，如何才能使矛盾制度化，如何才能使緊張局勢趨于緩和。承認差異性——相互承認他者身上的他性，也有可能成為一個共同認同的特征。
對此，我們可以舉兩個最近的例子：社會福利國家制度緩和了階級矛盾，國家主權在歐盟范圍內實現了自我約束。在二十世紀后半葉，歐洲在鐵幕的這一邊——用霍布斯鮑姆(EricHobsbawm)的話說——經歷了它的“黃金時代”。從那時起，一種共同的政治習性已經顯示出輪廓，以至于其他地方的人認為我們不是德國人或法國人，而是歐洲人——不僅在香港是這樣，甚至在特拉維夫也是這樣。
的確，歐洲社會的世俗化相比而言要更進一步。這里的人們更多的是用懷疑的眼光看待政治和宗教的越界。歐洲人相對來說也比較相信國家的組織能力和管理能力，而對市場的功效保持懷疑態(tài)度。他們對“啟蒙辯證法(DialektikderAufkl?rung)”有著深入的領悟，對于技術進步并非始終充滿樂觀和期望。他們更加傾向于福利國家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傾向于團結的規(guī)則。相比之下，歐洲人不能容忍對個人行使暴力。他們一方面想要建立一個多邊而合法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則希望對聯合國進行改革，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一種有效的世界內政。
世界格局使得養(yǎng)尊處優(yōu)的西歐人在冷戰(zhàn)的陰影中培養(yǎng)出了這樣一種心態(tài)，但世界格局從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年開始瓦解了。然而，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五日發(fā)生的一切則表明，雖然產生這種心態(tài)的環(huán)境已經成為過去，這種心態(tài)本身卻還依然存在。這也充分說明，為什么“老歐洲”由于結盟的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政策而發(fā)現自己受到了挑戰(zhàn)，以及為什么歐洲這么多人把薩達姆的倒臺視為一種解放并加以歡迎，而他們同時又反對違反國際法的軍事干預，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干預是單方面的、荒唐而沒有任何根據的。可是，這種心態(tài)在多大程度上是牢靠的呢?它是否深深地扎根在悠久的歷史經驗和歷史傳統當中呢?
現在，我們知道了，許多在自發(fā)的外表下要求權威的政治傳統其實是“創(chuàng)造”出來的。與此相反，一種在公眾領域當中誕生的歐洲認同，從一開始就是建構的產物。但是，隨意建構起來的東西會具有任意性的瑕疵。政治-倫理的意志是在對自我溝通過程的解釋當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它不是一種專斷意志。我們愿意繼承的遺產和我們想要拒絕的遺產是有區(qū)別的，這就要求我們對我們吸收遺產的方式有著審慎的了解和果斷的抉擇。歷史經驗是為有意識的吸收而準備的，如果沒有這種有意識的吸收，歷史經驗就不會獲得一種塑造認同的力量。最后我們就對這些“候選的歷史意識”扼要加以論述，因為，歐洲戰(zhàn)后的心性結構就是依靠它們才有了一種比較鮮明的輪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