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性預防腐敗”就是要在反對腐敗和促進社會進步上面保持一個巨大的“價值平衡”，實現(xiàn)社會價值的最大化，讓人性的“正動力”和腐敗負能量相對平衡。做到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具體的反腐標準和措施，而整體的反腐原則不變。也就是說結構性反腐需要的是動態(tài)的措施、動態(tài)的策略，是在充分考慮腐敗的深層原因基礎上制定的，不是畫一條“死線”，而是制定一個動態(tài)的“區(qū)間”，把是否腐敗的標準從一條線變成一個面，再從一個面變成一個立體的結構，用這個面和結構來觀察和控制腐敗。
這里，我們也要說明，并不是說腐敗本身可以促進經濟發(fā)展，絲毫沒有這個意思。但腐敗本身的“生物自然屬性”是這個地球上的動物沒有辦法克服的，甚至連植物都是如此。向日葵就要將它的“臉”朝向太陽。要防止腐敗，就應該對腐敗有最深刻、最正確的理解。
當然，防腐如果停留在理論層面等于無任何預防意義，只有建立實際預防的結構、科學有序的措施、相對有制約作用的切實手段，預防腐敗的做法才有實現(xiàn)價值。
黨的十八大之后，我們進一步看到黨和政府反對腐敗的決心，看到一個不變的事實：不反腐中國就沒有希望，不預防腐敗中國會越來越腐敗。大家強烈感到這種要求在今天比任何時候都要強烈。這也說明我們國家在腐敗和反對腐敗方面已經失去了平衡，需要強烈的措施恢復這種平衡。
結構性反腐機制是從人性需求出發(fā)建立的一種綜合體系
而落實到反腐技術上來說，就是要建立針對性的結構性反腐機制。
結構性反腐機制是從人性需求出發(fā)建立的一種綜合體系。這個模型主要由底線(生活線)、基線(道德線)和高壓線(法律線)構成，每條線以收入總量、聲譽、業(yè)績和獲取手段等為主要衡量指標，對于體制內每個層級的不同職位，各指標的標準都有相應不同。這樣就會形成一個測量面，再組成立體結構(各項指標的統(tǒng)計和測量，目前看可能還有待于財產信息聯(lián)網(wǎng)等具體技術和偵查手段的突破，但并不妨礙我們先進行模型的大膽假設)。
以收入總量指標為例。底線的數(shù)據(jù)標準是為了保障體制內各級人員的基本需求。這條線是體制內人員滿足自身物質需求、適應社會人情世故的最低標準。在這條底線以上、基線以下的收入，都能為大家所認同，可以保障體制內人員擁有體面的生活，進行正常的工作。底線依據(jù)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制定，會隨著社會基礎生活標準的變化而調整，比如以社會平均工資或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倍率來計算，并參考物價指數(shù)。在未達到高壓線前提下，超出基線會受到紀檢部門的關注并采取措施，沒收超出所得，進行紀律處罰。這條線實質是社會能容忍的最高物質標準，也是道德分水嶺，可稱之為道德線。只要超過這個標準，就必須及時進行干預和矯正，提醒和幫助越軌者懸崖勒馬，避免走向更危險的深淵;而一旦再往上逾越高壓線，就立刻進入到司法范疇，再無任何逃避懲罰的商量余地和借口。
立足基線、守住底線、嚴防沖撞高壓線，結構性反腐機制以三條線的動態(tài)形式來調節(jié)，底線就像浮標隨著水位升降浮動，而底線動了之后上面的兩條線也隨之浮動。三條線之間形成兩個緩沖區(qū)，底線和基線之間有一個緩沖區(qū)，基線與高壓線之間又有一個緩沖區(qū)，足以讓潛在腐敗者反省回頭。這個三線(面)的結構模型，既滿足正當?shù)娜诵孕枨螅挚刂七^度的人性私欲，提高腐敗成本的同時節(jié)省了反腐的資源成本，合理地平衡了個人和國家的利益關系，無論應用在腐敗存量的消化還是潛在腐敗的預防上，應該都可以打開一個新格局。
(作者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公共經濟學系反腐倡廉課題組成員)
責編/杜鳳嬌 美編/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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