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國2024年總統選舉是在美國政治極化嚴重、深度卷入烏克蘭危機和中東亂局的背景下進行的。美國民主、共和兩黨通過“司法武器化”等手段激烈競爭，哈里斯與特朗普圍繞美國經濟、移民等國內議題和是否應繼續(xù)援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如何處理巴以沖突等外交議題進行辯論。美國維護霸權的目標和聚焦大國競爭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決定了美國外交的基本特征。經過激烈競爭，特朗普贏得總統選舉，未來“美國優(yōu)先”的外交政策將對大國關系、熱點問題和國際格局的走勢產生重大影響。
【關鍵詞】美國總統選舉 共和黨 民主黨 政黨政治 對外政策
【中圖分類號】D771.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21.011
【作者簡介】張文宗，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涉臺事務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研究方向為美國政治、中美關系和臺灣問題。主要著作有《族群與美國外交》、《美國遏壓背景下再論統籌發(fā)展和安全》（論文）、《美國現代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之爭》（論文）等。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在歐亞大陸這個“世界島”上，歐洲、中東、亞太三大地區(qū)同時經受地緣政治沖擊。美國深度介入這些沖突和競爭，以服務自己的地緣政治利益。與此同時，2024年是美國大選年，美國內部政治極化嚴重、社會撕裂加劇，民主、共和兩黨圍繞下屆總統職位和國會議員席位展開了激烈競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險遭刺殺、謀求連任的拜登總統被迫退選、哈里斯副總統“接棒”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讓大選選情跌宕起伏。經過兩黨各自的全國代表大會，特朗普-萬斯組合、哈里斯-沃爾茲組合被推到美國政治舞臺的中心，進行極為激烈的較量。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美國的選擇不僅關乎美國自身，也關乎國際熱點問題走向與國際格局的演變。特朗普最終擊敗對手贏得大選，執(zhí)政后將繼續(xù)推動“美國優(yōu)先”的外交政策，給世界帶來新的巨大不確定性。
政治極化背景下的美國總統選舉
自2016年大選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勢力攪動美國政壇以來，美國政治就進入了“亢奮期”。兩黨建制派與特朗普的激烈斗爭使美國的政治極化現象更加嚴重。特朗普執(zhí)政期間，針對他的各種司法調查和國會彈劾、圍繞2020年大選結果的爭議，乃至2021年1月6日“國會山騷亂”事件等政壇亂象，充分暴露了美國政治弊端。2021年民主黨總統拜登執(zhí)政以來，對特朗普和共和黨的多項政策推倒重來，特朗普本人卻高調參與2024年大選并獲勝。美國大選歷來是兩黨及候選人激烈競爭的政治活動，但此次總統大選的競爭程度之烈、意外狀況之多，不僅在美國，在整個西方發(fā)達國家中也是少有的。
首先，美國政治暴力對選舉環(huán)境造成不良影響。司法武器化是美國政治暴力的重要形式。從特朗普投身2016年大選到上臺執(zhí)政，“通俄門”“逃稅門”等針對其個人的各種調查此起彼伏。2020年大選后，拒不認輸的特朗普煽動了被建制派視為“國恥”的“國會山騷亂”事件，美國精英們引以為豪的“選舉公平公正”“政權平穩(wěn)交接”的“民主神話”被打破，特朗普本人也受到一系列新的調查。2024年大選期間，特朗普卷入的四起刑事案和兩起民事案一度全面發(fā)酵（包括在“封口費”案、“不當處理機密文件”案、“干涉聯邦大選”案、“煽動叛亂”案中被刑事指控并面臨審判，在“名譽誹謗”案、“財務欺詐”案的民事案件中被罰款超過5億美元），共涉及90多項罪名。特朗普的此等遭遇，主因是其不承認敗選結果，執(zhí)意再次參選并獲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面對如此狀況，保守派控制的聯邦最高法院積極介入，暫時叫停或終止了這些司法調查和審判，給特朗普繼續(xù)參選提供了“護身符”，但這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司法武器化”的威力。
現任總統拜登也一樣嘗到“司法迫害”之苦。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對拜登發(fā)起了彈劾調查，以查清其是否從兒子亨特的海外商業(yè)交易中不當牟利。在兩黨動用司法手段打擊政治對手的過程中，國會、司法部、聯邦和州的檢察官及法官都主動或被動地卷入政治斗爭，這不得不說是美國法治的悲哀。
2024年7月13日，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巴特勒開展競選活動的特朗普遭到槍手刺殺。美國媒體評論稱，刺殺事件發(fā)生后，盡管拜登政府迅速譴責了政治暴力并呼吁國家團結，但正是兩黨之間的言論攻擊、司法斗爭、輿論抹黑招致了這種暴力行為。[1]哈里斯接替拜登擔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后仍難以擺脫政治暴力的窠臼。美國政治風險咨詢公司歐亞集團總裁伊恩·布雷默表示，“美國人使用政治暴力的意愿可能達到內戰(zhàn)以來的頂點”。
其次，美國政黨與候選人的相互塑造改變了選舉軌跡。美國選舉是以候選人為中心的選舉，美國選民既選政黨，更選政黨推出的候選人。此次選舉，共和、民主兩黨呈現出不同的政治形態(tài)。
由于特朗普對共和黨的改造更為劇烈，共和黨在很大程度上“特朗普化”。自20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以來，共和黨“親資本、親自由貿易”的政策延續(xù)下來。為了和民主黨競爭更多的選民群體，共和黨也一度在移民問題上采取較寬松的立場。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改變了共和黨的政治路線，通過極端的貿易保護和反移民策略實現了對共和黨的接管和改造。在2018年中期選舉、2020年大選和2022年的中期選舉中，特朗普以總統和前總統的地位和權威，利用其在基層選民中的影響力，通過有選擇地支持或打壓一些議員、州長候選人，持續(xù)塑造共和黨的發(fā)展方向，維持其個人在黨內的巨大影響。一些學者認為，共和黨已經被“特朗普化”，或者進一步說，共和黨已經成為“特朗普的黨”。[2]此次大選中，那些在政見上“模仿”特朗普但又想在黨內挑戰(zhàn)其地位的共和黨政客，在退出初選后都很快成為特朗普的支持者，而那些共和黨內的“反特朗普”力量則被完全邊緣化。在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召開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特朗普選擇堅持走右翼民粹路線的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萬斯為競選搭檔，進一步凸顯了特朗普在共和黨內的強勢主導地位。
與共和黨不同，民主黨則呈現出政黨對候選人的強大塑造力。尋求連任的拜登總統在初選中沒有遇到任何挑戰(zhàn)，但在鎖定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后，由于高齡引發(fā)的健康問題及民調落后，開始面臨巨大的黨內外壓力。從2024年6月27日在與特朗普電視辯論中表現不佳，到7月21日被迫宣布退選，拜登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受到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前國會眾議長佩洛西、部分民主黨州長及議員、《紐約時報》等自由派媒體、上百個有實力的民主黨捐款人等施加的強大退選壓力。由于支持率大幅落后于特朗普，拜登難以說服本黨相信其能夠贏得大選，最后不得不支持副總統哈里斯“接棒”?，F任總統在經過了本黨初選并鎖定總統候選人提名后又被迫退選，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頭一遭。哈里斯被確立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后，其在全美和關鍵州的民調支持率均迅速上升，甚至一度反超特朗普，所獲得的競選捐款也迅速增加。在提名明尼蘇達州州長沃爾茲擔任競選搭檔后，哈里斯在民主黨內的政治地位得到進一步鞏固。
再次，美國兩黨圍繞“兩條道路”的競爭事關重大?？偨y是符號化的政治，兩位候選人競爭背后是兩黨之爭，是不同的政治理念、治國方略和利益集團的較量。經濟是美國選民最關心的議題，也是兩黨斗爭的焦點。實際上，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兩黨都關注到美國制造業(yè)衰落和中產階級萎縮，也都在反思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弊端，在重振制造業(yè)、加大基礎設施投資、推行貿易保護、保持美國科技優(yōu)勢等方面存在高度共識，而雙方的分歧主要體現在未來發(fā)展理念和利益分配上。
特朗普偏好大規(guī)模減稅并發(fā)展化石能源，重在對大企業(yè)和富人減稅，配以對企業(yè)放松監(jiān)管，而對傳統的社會弱勢群體關注不夠。民主黨則攻擊共和黨的“涓滴經濟學”制造了驚人的貧富差距，并標榜自己的政績。哈里斯強調若當選，將對中產階級家庭減稅，同時也持續(xù)關注應對氣候變化，將發(fā)展清潔能源、電動汽車、節(jié)能環(huán)保材料等新興產業(yè)作為推動產業(yè)轉型的重點。
炒作社會文化議題是兩黨動員選民的重要途徑。特朗普要求驅逐非法移民，逆轉少數族裔在政治和社會領域爭取更大權利的“覺醒運動”。這一立場有助于動員共和黨的選民基本盤。哈里斯則支持平權運動，注重提高少數族裔在住房、教育、就業(yè)等方面的權利，動員的對象自然是民主黨的選民基本盤。美國經濟的吸引力和拜登政府釋放的相對寬松的移民政策信號，導致從南部邊境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數量激增，邊境執(zhí)法人員和邊境州面臨巨大的壓力。[3]在大選的壓力下，民主黨政府提出了加強邊境管控的舉措并在國會推動相關立法，但特朗普與共和黨則出于政治目的加以阻撓。
隨著政治斗爭的加劇，兩黨將“道路選擇”上升到“自由對抗專制”的高度。民主黨人認為，特朗普掀起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簡稱為“MAGA”）運動代表著一種極端的意識形態(tài)，具有反民主、反移民、排外的“非美國”特征，是一種必須予以壓制的極端主義。對于特朗普本人，民主黨為其貼上“威權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的標簽，聲稱特朗普的所作所為“使美國民主面臨自內戰(zhàn)以來最嚴重的威脅”。[4]特朗普則聲稱哈里斯為“激進左翼”，攻擊其政策是要把美國引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按照這種邏輯，此次大選已超越傳統意義上的“黨派之爭”“主義之爭”，而具有了關乎美國立國之本和前途命運的意涵。
為何美國的兩黨斗爭如此激烈？除了特朗普這位“非典型總統”加劇政治混亂外，美國政治生態(tài)和選舉制度的退化難脫干系。《波士頓環(huán)球報》網站刊文稱，兩黨在大多數問題上的分歧，實際上并不像政客們想讓我們相信的那樣大。盡管合作的方案一目了然，但兩黨卻沒有，或者說不會尋求共同點。這種惡性競爭和美國政治的機能障礙密不可分，兩黨的任何一方都只想通過“掌控”另一方來“勝出”。這種零和思維源于極端黨派政治和讓這種政治成為可能的“贏者通吃”的選舉制度。美國的選舉制度持續(xù)放大并強化分歧，導致不信任對手的局面逐步升級。如今政治沖突的二元結構（永遠都是“我們對抗他們”）導致“為贏得權力而戰(zhàn)”比“為解決分歧而戰(zhàn)”更加重要。[5]
總統選舉中兩黨關于美國外交政策的爭論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xù)。近年來中美關系歷經風雨，美俄關系則因烏克蘭危機降至冰點。這一方面與大國之間的權勢轉移和戰(zhàn)略博弈相關，另一方面也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發(fā)展變化的影響。美國政治內斗持續(xù)升級，兩黨精英因此急于通過樹立外敵來凝聚國內，向外轉移矛盾和轉嫁危機。與圍繞此次大選而加劇的美國內部矛盾相比，兩黨關于美國外交政策走向的爭論也非常激烈，焦點是烏克蘭危機、新一輪巴以沖突、“中國挑戰(zhàn)”等議題。雙方政策主張的差異既反映兩黨外交傳統理念的不同，又體現個人偏好和背后利益集團的博弈。
首先，圍繞烏克蘭危機，雙方在是否應繼續(xù)援助烏克蘭的問題上存在明顯分歧。自烏克蘭危機爆發(fā)以來，美國聯合歐洲盟友向烏克蘭提供了大規(guī)模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對俄羅斯則實施了大規(guī)模的金融戰(zhàn)、貿易戰(zhàn)、科技戰(zhàn)、網絡戰(zhàn)、法律戰(zhàn)和認知戰(zhàn)。這些援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沖突的進程，將其拖入拉鋸戰(zhàn)和消耗戰(zhàn)的階段。沖突的長期化必然加劇美國國內的分歧，特別是在美國大選的壓力下。拜登政府支持烏克蘭“將俄軍趕出包括克里米亞在內的烏克蘭全部領土”。為表明“援烏抗俄”的正當性，拜登還不斷渲染俄羅斯的“侵略”構成了對“烏克蘭領土完整、歐洲安全、美國安全乃至西方民主和自由”的威脅。2024年7月在華盛頓召開的北約峰會上，拜登政府推動北約發(fā)表宣言，作出了“長期援助烏克蘭，幫助其趕走全部俄軍，推動其最終加入北約，以及繼續(xù)全面對抗俄羅斯威脅”的承諾。[6]哈里斯在芝加哥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同樣展現了要聯合盟友援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的意志，體現了民主黨政策的延續(xù)性。
特朗普則反對繼續(xù)援助烏克蘭，聲稱自己有能力推動俄烏停火。特朗普表示，美國應該首先解決好自己的國內問題，包括加強南部邊境的管控、打擊非法移民等；美國持續(xù)援助烏克蘭是“花費納稅人的錢、消耗自己的彈藥庫”；對俄羅斯這個核國家搞代理人戰(zhàn)爭，將使美國持續(xù)面臨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風險；烏克蘭應該作出妥協并與俄羅斯實現?；?。兩黨主張暴露出美國選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根據美國民調機構蓋洛普的調查，超過半數的共和黨選民反對繼續(xù)援助烏克蘭，而絕大多數的民主黨選民則支持本黨精英的立場。
其次，圍繞巴以沖突，雙方在是否應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問題上立場不一。拜登政府對外戰(zhàn)略的核心是全面遏制中俄以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戰(zhàn)略重點在亞太和歐洲，而中東是其進行戰(zhàn)略收縮的地區(qū)。不過，由于拜登政府延續(xù)了特朗普執(zhí)政時在巴以問題上全面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包括繼續(xù)落實《亞伯拉罕協議》，推動更多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巴勒斯坦人感到被嚴重邊緣化。如果在阿拉伯國家享有特殊地位的沙特與以色列建交，巴勒斯坦將面臨災難性的結局。[7]控制加沙地帶的哈馬斯認識到局勢的嚴重性，在2023年10月7日對以色列發(fā)動了代號為“阿克薩洪水”的突襲，造成1400多人死亡，200多人被綁架，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哈馬斯襲擊平民的行為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招致以色列的嚴厲報復，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fā)。
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內塔尼亞胡政府進攻加沙以消滅哈馬斯的軍事行動得到了美國的支持，拜登政府和國會兩黨主流均同意向以色列提供新的軍事援助。但以色列在打擊哈馬斯時導致數十萬巴勒斯坦平民傷亡，上百萬民眾流離失所。聯合國大會緊急特別會議通過決議，呼吁沖突方立即實行持久和持續(xù)的人道主義休戰(zhàn)，而沙特、埃及、約旦等阿拉伯國家則發(fā)表聯合聲明，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實施“集體懲罰”，敦促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推動?；?。中國、俄羅斯甚至美國的部分盟國也譴責以色列濫殺無辜的行為。同時，長期支持民主黨并同情巴勒斯坦的美國民眾也通過游行示威抗議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其中，作為美國大選關鍵州的密歇根州，聚集著幾十萬高度同情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裔居民，他們向拜登發(fā)起了明確的選舉威脅，迫使拜登重視他們對以色列施壓的訴求。[8]內外壓力下，拜登政府多次敦促內塔尼亞胡政府遵守戰(zhàn)爭法，允許人道主義援助物資進入加沙，盡快與哈馬斯達成?；饏f議，并在向以色列提供軍援過程中暫停運送部分重磅炸彈。哈里斯與拜登的立場基本一致，一方面宣示了堅定支持以色列捍衛(wèi)自身安全的政策，另一方面則表達了對加沙人道主義災難的關切，敦促巴以盡快?；?，表態(tài)支持最終以“兩國方案”解決問題。[9]
對大選年的共和黨來說，巴以沖突提供了一個攻擊拜登和民主黨的新借口。特朗普在競選活動中不斷展現對以色列的“無條件地支持”，抨擊拜登暫停向以色列運送部分軍火的行為。為了顯示更有能力保護以色列的安全，特朗普吹噓“如果我是總統，哈馬斯就不敢攻擊以色列”“以色列遇襲，是因為我們的政府被視為軟弱無能”。特朗普還抨擊拜登政府2023年9月與伊朗達成的換囚協議，并聲稱自己在任內對伊朗的軍事和經濟壓力嚴重削弱了其實力。
再次，遏制打壓中國是兩黨共識，但雙方的具體主張有所區(qū)別。對于特朗普和哈里斯而言，應對烏克蘭危機和巴以沖突具有相當的緊迫性，而中國則是一個更大的長期挑戰(zhàn)。在2024年大選中，“中國議題”并非兩黨關心的首要外交議題，但其分量不容忽視。特朗普和共和黨延續(xù)了2016年大選和2020年大選期間的競選策略，即展現出比民主黨更強硬的反華“鷹派”立場，以顯示自己更有能力“應對中國挑戰(zhàn)”“維護美國領導地位”。2016年大選期間，特朗普大肆炒作中國的“經濟侵略”，將美國制造業(yè)的衰落和工人的失業(yè)歸咎于中國“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上臺執(zhí)政后，特朗普挑起對中國的大規(guī)模貿易摩擦，開啟全方位遏壓中國的政策模式。2020年大選期間，特朗普將自身應對新冠疫情失敗、支持率滑坡的責任歸咎于中國，大肆散布病毒來源的陰謀論，借此煽動選民對中國的不滿，但選舉結果表明了該策略的失敗。此次選舉，特朗普故伎重演。他攻擊拜登政府對華“軟弱”，威脅要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征60%的關稅，威脅取消給予中國的永久性正常貿易關系待遇（PNTR），制造中國在美國的投資是要“買下美國”的恐慌。德桑蒂斯、拉馬斯瓦米等共和黨民粹派政客，則聲稱“中國是比俄羅斯更大的威脅”“推動烏克蘭與俄羅斯停火的一個目標是要集中精力和資源對付中國”。
對拜登政府來說，與中國進行全方位競爭并最終“競贏”是基本戰(zhàn)略。為了提升“競贏”中國的能力，拜登通過加大對國內的投資重振制造業(yè)和發(fā)展高科技，直接制裁中國企業(yè)，拉幫結派構建“排華”小圈子來遏壓中國。拜登就是要通過增強美國實力、拉攏盟友、削弱中國，來塑造對美國更有利的力量對比、戰(zhàn)略態(tài)勢和國際格局。因此，美國不斷出臺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yè)的政策，慫恿和支持歐洲國家、日本、韓國、菲律賓等盟友共同對付中國。與此同時，拜登政府在美國已經深度卷入歐洲與中東“兩場沖突”的情況下，并不希望亞太局勢失控，不愿看到中美爆發(fā)進一步沖突。因此拜登政府既出臺新政策遏壓中國，又試圖確保“競爭不失控”，兩面性十分突出。哈里斯同樣以競爭心態(tài)看待中國，她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表示，“我將確保我們在太空和人工智能方面引領世界走向未來。將贏得21世紀競爭的是美國，而不是中國。我們要加強而不是放棄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10]。
美國外交的變與不變
自冷戰(zhàn)結束后，美國就確立并實施了維護其“領導地位”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將防止出現一個實力強大的挑戰(zhàn)者和競爭對手作為該戰(zhàn)略的重要內容。經過十多年的“反恐戰(zhàn)爭”，自2017年特朗普執(zhí)政后，美國非常明確地將國家安全戰(zhàn)略聚焦到“大國競爭戰(zhàn)略”上。因此，該戰(zhàn)略具有跨黨派特征，且具有長期性，大選周期不會對其造成劇烈影響。探究未來美國外交的“變”與“不變”，可以更好理解美國政治變化與外交政策的關系。就中長期而言，美國外交不變的趨勢至少有兩個。
一是美國頻繁使用暴力和脅迫手段的霸道行徑不會改變。美國信奉實力又濫用實力，為了維護霸權地位會繼續(xù)對別國實施霸凌行為，包括對自己的盟友和伙伴。美國的盟友與美國的國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而為了促使盟友服從和服務于其實施的大國競爭戰(zhàn)略，美國對盟友的控制將不斷加深。當前，美國正通過強化軍事捆綁、情報監(jiān)控、政治施壓、輿論塑造等手段加大對盟友的操控，以使盟友更好地服務于美國的“護霸戰(zhàn)略”。當然，為了促使盟友的配合，美國正與相關國家開展經濟、科技、軍事等領域的合作，繼續(xù)強化小圈子。對于美國眼中的“假想敵”，不論何人執(zhí)政，美國政府都會繼續(xù)使用政治滲透和顛覆、軍事威懾和脅迫、外交施壓、金融制裁、出口管制等手段予以打壓。這種拉幫結派、霸凌霸道的做法，將持續(xù)撕裂國際社會，制造新的混亂和動蕩。
二是美國大搞貿易保護的趨勢不會改變。在選舉政治、新冠疫情、俄烏沖突、中美競爭的影響下，美國高度重視美國經濟安全，以增強產業(yè)鏈、供應鏈的彈性為名行貿易保護之實。在提高關稅、推動海外制造業(yè)回流、驅趕和吸引別國制造業(yè)資本投資美國的同時，美國政府會繼續(xù)實施“購買美國貨”、補貼國內產業(yè)等政策“維護經濟安全和保護國內就業(yè)”。這些政策延續(xù)了2008年金融危機后奧巴馬政府的做法，是對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自由資本主義模式的一種重大調整，是美國政客應對國內民粹主義壓力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崛起的經濟方略，具有長期性。由于兩黨在推動逆全球化、“去中國化”等方面存在戰(zhàn)略共識，美國對中國的貿易保護政策會延續(xù)下去。
經過激烈的競爭，特朗普擊敗哈里斯當選美國第47任總統，重返白宮。特朗普重新執(zhí)政后， 美國外交中的貿易保護主義、右翼民粹主義和單邊主義色彩會更濃，相關的具體政策也會發(fā)生不小的變化。
特朗普的外交戰(zhàn)略，是以現實主義的手段維護現實主義的目標，維護以“美國優(yōu)先”為導向的霸權。“美國優(yōu)先”理念本身具有濃厚的單邊主義色彩和一定的孤立主義特征，其核心是美國應更加聚焦國內發(fā)展，更加維護美國自己而非其他國家的利益。特朗普首度執(zhí)政期間，不愿受國際機制的約束，退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萬國郵政聯盟、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12個國際組織和條約?？深A料的是，特朗普在第二個任期中也難改其執(zhí)政理念，其對部分國際和地區(qū)組織表現出明顯的厭惡和反感，可能會影響氣候變化等需要國際社會共同應對的全球性挑戰(zhàn)。
在歐洲地區(qū)，烏克蘭危機的走向仍然存在諸多不確定性。拜登政府聯合北約盟友將烏克蘭作為戰(zhàn)爭代理人，試圖長期消耗俄羅斯。為緩和與俄羅斯的關系，減少烏克蘭危機對美國戰(zhàn)略資源的消耗，以便以相對小的成本維護美國的霸權，特朗普可能會兌現競選承諾推動俄烏?；?。如果美國不愿在援助烏克蘭上投入更多，必然會施壓烏克蘭與俄羅斯進行?；鹫勁小＿@將有助于緩和已走到直接軍事沖突邊緣的美俄關系。但由于美國國內存在強烈的反俄仇俄情緒、北約的強大慣性以及歐洲盟國對俄羅斯的長期擔憂，美俄關系的改善并不容易，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歐洲國家與俄羅斯之間的尖銳對立也難以迅速改變。
特朗普的重新執(zhí)政將使美國與其盟友的關系變得復雜。特朗普慣于以脅迫性手段施壓盟友“承擔更大責任”，可能導致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之間的齟齬增多。另外，美國的一些西方盟友與美國民主黨和建制派的意識形態(tài)相似，對特朗普“破壞民主制度”卻能卷土重來感到失望。加拿大學者尚恩·納琳提出，美國的盟友可能會認為，特朗普代表的“美國法西斯主義”會侵害他們的利益，因此需要重新考慮與美國的關系。一些國家的戰(zhàn)略自主意愿將上升，未必會在所有問題上追隨美國。對西方以外的其他國家而言，美國的脅迫行為加碼，會讓他們更加支持一個多極化的世界。[11]
在中東地區(qū)，美國將支持以色列消滅哈馬斯，推動更多阿拉伯國家參與加沙的戰(zhàn)后重建。由于美國嚴重偏袒以色列，可能不會在巴以問題上投入太多外交精力，而是會著力推動更多阿拉伯國家恢復和改善與以色列的關系。如果巴以沖突降溫，以色列與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以及伊朗的沖突也可能降溫。在政府內“右翼鷹派”和國內猶太勢力的推動下，特朗普很可能對伊朗及“中東抵抗之弧”實施更大的軍事威懾和經濟制裁，以試圖全面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
在亞太地區(qū)，美國的極右翼“鷹派”勢必推動更極端、更激進的反華政策，中美之間的脫鉤斷鏈可能愈演愈烈，新冷戰(zhàn)色彩會更濃。對于拜登政府為圍堵中國構建的美日韓、美日菲、美英澳（AUKUS）等三邊機制，以及強化的美日印澳四邊對話機制（Quad），特朗普未必會給予同等重視，但可能會加以方便地利用。如果特朗普在貿易和安全等問題上向日韓施加更大的壓力，屆時亞太安全環(huán)境將變得更加復雜。
結語
2024年美國大選是美國政治和世界政治中的大事。美國兩黨的深刻分歧和激烈較量，隨著大選選情的發(fā)展而變化，而這種分歧和較量，并不會因為特朗普的當選和未來再度執(zhí)政而消失。在美國政治極化和社會撕裂的背景下，特朗普及共和黨必然會受到民主黨及其支持者的質疑和挑戰(zhàn)。在國際政治中，美國也按照“贏者通吃”的規(guī)則行事，追求絕對安全、大搞霸道霸凌，導致大國失和、沖突頻發(fā)，國際社會的和平赤字、發(fā)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保護主義、保守主義、單邊主義、民族主義一旦再度釋放，將給國際社會帶來新的沖擊。對于這個沖擊，中國應當保持戰(zhàn)略定力，以底線思維和極限思維予以應對。
（本文系2022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美國政治生態(tài)變化和兩黨對華政策比較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AGJ011）
注釋
[1]P. Baker, "An Assassination Attempt That Seems Likely to Tear America Further Apart," 14 July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7/14/us/politics/trump-shooting-violence-divisions.html.
[2]刁大明：《美國共和黨“特朗普化”的新發(fā)展》，《現代國際關系》，2024年第2期。
[3]根據國會眾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的報告，美國2023財年（從2022年10月到2023年9月），在美墨邊境被執(zhí)法人員逮捕的非法移民數量超過240萬，比2021財年增長40%，比2019財年增長100%。See "Fact sheet: Final FY23 Numbers Show Worst Year at America's Borders," 26 October 2023, https://homeland.house.gov/2023/10/26/factsheet-final-fy23-numbers-show-worst-year-at-americas-borders-ever/.
[4]“Remarks of President Joe Biden —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state-of-the-union-2024/.
[5]《美媒：兩黨惡斗折射美政治機能障礙》，2024年2月26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1945473931017717&wfr=spider&for=pc。
[6]Washington Summit Declaration, 10 July 2024,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27678.htm.
[7]牛新春：《加沙沖突的背景與前景》，《現代國際關系》，2023年第11期。
[8]A. John and D. Gallagher, "Arab American Democrats Push for 'Uncommitted' Vote in Michigan Primary to Send Message to Biden about Gaza,“ 26 February 2024, https://www.cnn.com/2024/02/26/politics/michigan-primary-uncommitted-biden-gaza/index.html.
[9]"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Harris Following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of Israel," 25 July 2024,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4/07/25/remarks-by-vice-president-harris-following-meeting-with-prime-minister-benjamin-netanyahu-of-israel/.
[10]"Kamala Harris' Full Speech at the 2024 DNC," 23 August 2024, https://www.cbsnews.com/news/watch-kamala-harris-full-speech-at-the-2024-dnc/.
[11]S. Narine, “Whether It's Trump or Biden as President, U.S. Foreign Policy Endangers the World,“ 21 Mary 2024, 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ether-its-trump-or-biden-as-president-u-s-foreign-policy-endangers-the-world-225524.
責 編∕李思琪 美 編∕梁麗琛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Foreign Policy Direction
Zhang Wenzong
Abstract: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ok pla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severe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deep involvement in the Ukraine crisis and the Middle East chaos. In the fierc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judicial weaponization" and other means, Kamala Harris and Donald Trump debated on domestic issues such as the US economy, immigration and whether to continue to aid Ukraine against Russia, how to deal with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and other diplomatic issues. The goal of maintaining hegemony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cusing on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determin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S diplomacy. After the fierce competition, Trump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future, the future "America First" foreign policy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jor powers, hot issues and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patterns.
Keywords: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Republican Party, Democratic Party, party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