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漢代末年，曹操、劉備和孫權(quán)以其卓越的領(lǐng)導才能和選任人才的慧眼，招徠匯聚當時的眾多英雄豪杰，各自成就了一番鴻圖偉業(yè)。三位政治家用人準則各不相同：曹操以權(quán)術(shù)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權(quán)以意氣相投。但有一點較為相似，三人都求賢若渴、知人善用，因此造就了三國鼎立之勢。
【關(guān)鍵詞】曹操 劉備 孫權(quán) 選任人才
【中圖分類號】C960 【文獻標識碼】A
漢代末年，群雄并起，曹操、劉備和孫權(quán)作為那個時代的風云人物，以其輝煌的功業(yè)繪就了三國鼎立的壯闊歷史畫卷。清代趙翼在史學名著《廿二史札記》中指出：“人才莫盛于三國，亦惟三國之主各能用人，故得眾力扶持，以成鼎足之勢。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權(quán)術(shù)相馭，劉備以性情相契，孫氏兄弟以意氣相投。”這一論斷，可謂對曹操、劉備和孫權(quán)等人的用人風格作了簡要精當?shù)母爬ā?/p>
曹操對人才的重視與舉用
在重視人才這一點上，曹操可謂最富遠見的政治家之一。他多次頒發(fā)《論吏士行能令》《求賢令》《舉賢勿拘品行令》等，強調(diào)唯才是舉，向天下求賢。他手下謀士如云、勇將薈萃。曹操對人才的舉用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是超乎常情，度外用人。比如，畢諶、魏種等人，都背叛過曹操，后來被曹操擒獲，依然被委以重任。曹操包容體諒、惜才愛才由此可見一斑。官渡之戰(zhàn)，大敗袁紹的曹操，在袁紹留下的書信中發(fā)現(xiàn)有許多來自許昌和前線軍中。這意味著，有人一邊在曹操手下做事，一邊私自暗通袁紹。然而，曹操沒有拿著這些信件去追查“內(nèi)鬼”，而是付之一炬，他對此的解釋是：袁紹強大之時，我都沒法自保，何況別人！曹操的用意，當然是讓這些人放心繼續(xù)追隨他。
曹操對劉備的容忍尤為值得一提。曹操曾言：“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句話可謂意味深長，其實質(zhì)是指劉備是他爭奪天下的最大對手。既然如此，當然應想方設(shè)法除掉。一次劉備被呂布打敗，投到曹操這里，給了曹操下手的大好機會。“先主求和于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guān)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復合兵得萬余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曹操的一個極為出色的謀士程昱，提醒曹操：劉備猶如蛟龍失水，現(xiàn)在正是除掉他的絕好機會。“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三國志·魏書一·武帝紀》）程昱的建議當然有充分理由，但曹操沒有采納，因為時機不對。“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國志·魏書一·武帝紀》）曹操曾發(fā)布招賢文告，愿招攬?zhí)煜沦t士為己所用?，F(xiàn)在曹操如果把劉備除掉了，天下賢士推己及人，不免會寒心。曹操問程昱，如果產(chǎn)生這樣的后果，我們靠誰來打天下？最終，曹操不僅容留劉備，還上表漢獻帝，給劉備封官加爵。在需要人才的時候，曹操確實表現(xiàn)出了難得的氣量。
二是善于發(fā)現(xiàn)下屬的優(yōu)點，并不吝贊揚。當政者，要得到手下英才的全力配合，不外乎兩種方法。一是提供實實在在的好處，比如晉升官職、提高俸祿。還有一種，是讓人獲得成就感。而曹操無論在哪一方面，都格外慷慨。對身邊的謀士武將，無論是獻上妙計良策者還是取得赫赫戰(zhàn)功者，他都不吝于稱贊和獎勵，有時是當面贊不絕口，有時是在書信中夸獎，倍加肯定。他曾寫信對荀彧屢獻良策大加褒揚。“太祖與彧書曰：‘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三國志·魏書一○·荀彧傳》）
那么多的謀士和勇將，長期追隨曹操，嘔心瀝血甚至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跟曹操的容忍大度和善于褒揚不無關(guān)系。
劉備以“性情相契”的人才選任標準
劉備用人，重在“性情相契”，這種風格，在他與諸葛亮、趙云、關(guān)羽、張飛、黃權(quán)等人的交往中，都有突出體現(xiàn)。這里就以“三顧茅廬”為例加以說明。據(jù)《三國志·蜀書五·諸葛亮傳》：“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愿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這即是指劉備“三顧茅廬”。
說到“三顧茅廬”，必須留意一個事實，諸葛亮和劉備不是同一輩人，他們之間有十九歲的年齡差距。一個比劉備整整小了十九歲、聲名也遠不能與之相提并論的人，反倒讓劉備恭恭敬敬地請了三次，才終于出山，這背后大有緣由。
與曹操和孫權(quán)相比，在招攬人才方面，劉備處于劣勢地位。曹操以“漢相”的身份號令天下，且雄踞中原；孫權(quán)雖然遠離中原，但坐擁資源富庶的江東。他們有條件提供高官厚祿，自然有強大號召力。然而，這種有利條件，正是劉備所欠缺的。他沒有封地，也就沒有根基，總是處于寄人籬下的境地，早年在呂布、曹操、袁紹處分別待過一段時間，后來去了劉表所在的荊州。在劉表那里待的時間長、條件好，但是依然改變不了屈居人下的境況。“先主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杰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御之。”（《三國志·蜀書二·先主傳》）在這樣的境遇下，劉備靠什么吸引人才呢？
劉備靠的主要是兩個優(yōu)勢：第一，劉備名滿天下，世人皆知他是英雄，遲早是能干出一番事業(yè)的。如果長遠來看，追隨他不失為明智的選擇。第二，劉備看重性情相合，尤其長于以心換心，一些人追隨他，不是為了當下的實際利益，而是為了劉備的那份情誼。比如，說到關(guān)羽、張飛，人們便會想起《三國演義》第一回的“桃園三結(jié)義”，三個人發(fā)過一個誓愿，“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桃園三結(jié)義不是史實，是民間故事，后來被寫進了《三國演義》。不過，在歷史上，關(guān)羽、張飛和劉備的友情確實非同尋常，經(jīng)常被描述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三國志·蜀書六·關(guān)羽傳》）也就是說，在公開場合，他們是守君臣禮節(jié)的，而私下則像兄弟一樣親密。這是歷史上劉關(guān)張的友情。趙云、黃權(quán)等跟劉備的交情比不上關(guān)、張這么深厚，但也肝膽相照，相見以誠。
“三顧茅廬”期間，劉備依然實力較弱，沒有一塊完全屬于他的領(lǐng)地。這時候，諸葛亮不愿出山，無可厚非。劉備必須有效地確立諸葛亮對他的信任，就像關(guān)羽、張飛信任他那樣。劉備的“三顧茅廬”，的確取得了預期效果。諸葛亮后來滿懷深情地回憶說：“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qū)馳。”（諸葛亮《出師表》）唐代杜甫的《蜀相》一詩，也在“三顧頻煩天下計”和“兩朝開濟老臣心”之間建立了邏輯關(guān)聯(lián)。“三顧茅廬”是劉備最為成功的一次選用人才的實例。諸葛亮對蜀漢政權(quán)的建立和鞏固功不可沒，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孫權(quán)“以意氣相投”的用人特點
孫策去世后，孫權(quán)占據(jù)江東，承父兄基業(yè)，廣納賢士。他開辦賓館，由顧雍、張纮負責接納四方賓客。文得闞澤、嚴峻、薛綜、程秉、朱桓、陸績、張溫、駱統(tǒng)、吾粲等；武得呂蒙、陸遜、徐盛、潘璋、丁奉等，一時人才云集。魯肅、呂蒙、陸遜都是二三十歲就深受孫權(quán)器重，周瑜被孫權(quán)任命為大都督統(tǒng)帥三軍時才三十四歲。正是靠著這些“意氣相投”的杰出人士，孫權(quán)才得以獨霸江東。
所謂“意氣相投”，從孫權(quán)這方面說，首先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對諸葛瑾的信任，是一個經(jīng)典的例子。
諸葛瑾是諸葛亮之兄，但哥哥追隨孫權(quán)，弟弟則效力劉備，分屬于兩個陣營。劉備曾派諸葛亮出使東吳，孫權(quán)讓諸葛瑾趁機勸諸葛亮留在東吳，諸葛瑾毫不遲疑就拒絕了孫權(quán)的提議，他回答說：我弟弟已經(jīng)追隨劉備，“委質(zhì)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意思是說，諸葛亮對劉備的忠誠，正如我對您的忠誠一樣；他不會留在您這里，正如我不會投奔劉備一樣。孫權(quán)聽了，不僅沒有感到被冒犯，還更加敬重諸葛瑾的坦誠和忠耿，認為他的話“足貫神明”。
呂蒙偷襲荊州，關(guān)羽敗亡，劉備決意動員全國的力量，對東吳發(fā)動一場規(guī)?？涨暗膹统鸸荨涞倪@一動議，蜀漢幾乎所有重量級人物如諸葛亮、趙云都表示反對，理由是：從蜀漢自身的處境來看，應以曹魏為主要對手，而不應把主力用來和東吳決戰(zhàn)。諸葛瑾也給劉備修書一封，勸劉備不要伐吳，理由和諸葛亮、趙云說的一樣。東吳有人知道了諸葛瑾寫信的事，懷疑他里通劉備。孫權(quán)聽聞諸葛瑾遭人非議，親自辟謠：我與諸葛瑾“有死生不易之誓”。他還特意給諸葛瑾寫信：我們兩人“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這里，孫權(quán)直言他對諸葛瑾的至誠心里有數(shù)，讓他不要介意別人的揣測。諸葛瑾受到如此信任，自然盡心竭力輔佐孫權(quán)。
所謂“意氣相投”，也包括勇于自我批評，不護短，不掩飾自己的錯誤，孫權(quán)對張昭的敬憚就是經(jīng)典的例子。
張昭是東吳的元老重臣，常直言規(guī)勸孫權(quán)，他與孫權(quán)最嚴重的爭執(zhí)發(fā)生在遼東公孫淵假意歸順東吳之時。公孫淵奉表向東吳稱臣，孫權(quán)高興至極，打算派張彌、許晏前往遼東封公孫淵為燕王。張昭極力加以勸阻，他認為公孫淵因為害怕被魏討伐，遠來求援，要是改變主意，殺了張彌、許晏，東吳豈不是要被天下取笑？“權(quán)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于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三國志·吳書七·張昭傳》）
然而，孫權(quán)不聽勸諫，張彌、許晏果然被害。張昭得知此事，一氣之下，從此稱病，不再上朝。“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quán)恨之，土塞其門，昭又于內(nèi)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quán)數(shù)慰謝昭，昭固不起，權(quán)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quán)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quán)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quán)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后朝會。”（《三國志·吳書七·張昭傳》）
最終，孫權(quán)長時間在張昭家門口等候，直至他出門相見。孫權(quán)載著張昭回宮后，向其檢討，張昭被感動了，決定恢復上朝。這一類“以意氣相感”的事例，在孫權(quán)那里為數(shù)甚多。
曹操、劉備和孫權(quán)選任人才的成效經(jīng)驗
善于用人方能成就偉大的事業(yè)。三國鼎立，曹操、劉備和孫權(quán)之所以能建立輝煌功業(yè)，是因為他們都善于用人，“天地涵容百川入”，與同時代的呂布、袁紹等人形成鮮明的對照。呂布身邊不乏好的謀士，但他剛愎自用，多次拒納陳宮等人的良策。袁紹對謀士更視同走卒。進兵官渡時，田豐極力諫阻，惹怒了袁紹，被投于獄中。而這一仗袁紹真的敗了。田豐在獄中，一獄吏向他賀喜，說他的預料應驗了，一定會得到重用。田豐卻斷言自己必死無疑，理由是：袁紹“貌寬而內(nèi)忌，不亮吾忠，而吾數(shù)以直言忤之。若勝而喜，猶能赦我；今戰(zhàn)敗而恚，內(nèi)忌將發(fā)，吾不望生”。果然田豐為袁紹所殺。毛宗崗評《三國演義》，曾就田豐一事大發(fā)感慨說：“為明主（曹操）謀而忠，其言雖不驗而見褒；為庸主（袁紹）謀而忠，其言雖已驗而見罪，何其不同如此哉！”“明主”之“明”，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善于用人。
千里馬是可貴的，而伯樂更難得。一定意義上說，千里馬和伯樂相互成就了彼此。《戰(zhàn)國策》中的“驥遇伯樂”“買駿骨”，《韓詩外傳》中的“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都為讀者所熟知。而韓愈的雜文《馬說》，指出“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才能卓越的人是可貴的，而善于發(fā)現(xiàn)人才、選拔人才和使用人才的人，更為難得。曹操、劉備和孫權(quán)，就是郭嘉、諸葛亮和周瑜等人的伯樂，沒有曹操、劉備和孫權(quán)的識拔，郭嘉、諸葛亮和周瑜的人生不會如此絢爛奪目。
（作者為武漢大學文學院二級教授、博導，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傳統(tǒng)文化研究中心學術(shù)委員會主任）
責編/陳楠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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