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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書院人”的師道傳承與價值追求

【摘要】書院教育的核心在于師道精神的傳承。歷代“書院人”以師道傳承為理想,確立了書院教育的價值追求,包括五個方面:立德為先的教育原則、學問為本的教育理念、道不遠人的教育智慧、包容開放的教育氣象、融入自然的教育趣味。歷史上,書院雖多次遭遇災亂,但終能恢復元氣、重振旗鼓。正是有賴于“書院人”的師道傳承和價值追求,方能學脈不斷,文明不絕。

【關(guān)鍵詞】書院教育 師道傳承 價值追求

【中圖分類號】G529 【文獻標識碼】A

從唐代到清代,書院數(shù)量眾多,類型不一。教育教學是書院的主體功能、主要活動,但書院的性質(zhì)又不僅僅是學校。《論語》曰“士志于道”,《中庸》曰“修道之謂教”,作為儒家文化的道場,書院教育的核心在于師道精神的傳承。歷代“書院人”,包括書院師生以及熱衷于書院事業(yè)的地方官紳,以師道傳承為理想,確立了書院教育的價值追求,即立德為先的教育原則、學問為本的教育理念、道不遠人的教育智慧、包容開放的教育氣象、融入自然的教育趣味五個方面。

立德為先的教育原則

書院教育首先在品行,其次在學業(yè),這是早期書院確立的基本原則。南宋乾道間,呂祖謙主持婺州麗澤書院,要求諸生“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毋得品藻長上優(yōu)劣,訾毀外人文字”“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jīng)旨,明理躬行為本”“不修士檢,鄉(xiāng)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等等。淳熙間朱熹知南康軍,修復星子白鹿洞書院,并親任洞主,作《白鹿洞書院揭示》。其主要內(nèi)容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是“五教之目”;“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是“為學之序”。其中“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至于“篤行之事”,又包括“修身之要”“處事之要”“接物之要”。后朱熹知潭州,興復岳麓書院,將《揭示》移入岳麓。宋理宗視察太學,又親書《揭示》賜示諸生。從此《揭示》大行天下,成為書院的辦學綱領。一直到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京師大學堂仍“以朱子《白鹿洞揭示》及《教員、管理員、學生規(guī)則》榜示全堂”(《清朝續(xù)文獻通考》卷一〇六)。

后世書院的各種日常行為規(guī)范,基本是對呂祖謙、朱熹所訂學規(guī)的沿用、引申和發(fā)揮,書院學規(guī)的綱目對此有直觀反映。如明萬歷間無錫《東林會約》“飭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損”,常熟《虞山書院學道堂堂規(guī)》“父子之道仁”“兄弟之道義”“夫婦之道禮”“君臣之道智”“朋友之道信”;清乾隆間肇慶《端溪書院講堂條約》“正趨向”“勵課程”“習詞章”“戒習氣”,道光間福州《鰲峰崇正講堂規(guī)約八則》“正心術(shù)”“慎交游”“廣學問”“稽習業(yè)”“擇經(jīng)籍”“嚴課規(guī)”“肅威儀”“嚴出入”等。千年書院,一脈相承,可見立德為先的“成人”教育,實乃書院的首要命題。

立德為先,關(guān)乎教育的初心和目標。教育的初心是什么?“今學者開口便云讀書,到底讀書將為甚事?此處宜自猛省。”這是清乾隆間臺灣道兼學政覺羅四明對臺南海東書院諸生的“棒喝”。覺羅四明提供的答案是:讀書是為了做圣賢。他認為,如果僅僅是好讀書之名,不講究日常行為,就失去了讀書的本心,即便能讀破萬卷書、作絕妙文字,也是沒有價值的。故而諸生應“自拔于流俗,將以圣賢為必可為”,并且“一切言動視聽以及五常、十義之倫,逐項須要認真,毋得仍前忽略”(《海東書院學規(guī)》),從而修齊治平,為人表率。

將培養(yǎng)圣賢定為教育目標,臺南海東書院并非個例。以清乾隆間江西書院的學規(guī)為例——南昌《友教書院規(guī)條》云:“士人當志在圣賢,力求仁義,上通性命,內(nèi)治身心。”南安《道源書院條約》云:“今諸生當志圣賢之德業(yè),以自勵其行能;當志圣賢之事功,以自勉其材力。”新淦《凝秀書院條約》云:“愿諸生當下立志,決以圣賢為可求。”這些學規(guī)皆是縮影。宋代以來書院學規(guī)的“立志”條,幾乎都是圣賢之學。與“成圣賢”相近的還有一個目標——做好人。朱熹曾對建陽滄洲精舍諸生講:“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又諭學者》)明代馮從吾在西安寶慶寺講學(關(guān)中書院前身),總結(jié)所講要義為:“千講萬講,不過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盡之矣。”(《諭俗》)可見培養(yǎng)出好人,也是書院教育的成功。

學問為本的教育理念

宋代以后的主要學術(shù)思想、學術(shù)流派,大多與書院密切相關(guān)。如北宋范仲淹、胡瑗、孫復、石介,南宋張栻、朱熹、陸九淵、呂祖謙,元代趙復、胡炳文,明代王守仁、湛若水、顧憲成,清代顏元、錢大昕、姚鼐、章學誠、阮元、俞樾、王韜等人,及其所代表的理學、心學、實學、漢學、新學等思潮或?qū)W派,往往以書院為大本營。

書院成為重要的學術(shù)陣地,關(guān)鍵在于書院教育以學問為本位。以學問為本位,其要在于讀書。如何讀書、讀哪些書,是書院教育的主要事項。南宋紹定五年(1232),狀元徐元杰任南劍知州,為治下學校和書院擬定“日習常式”,頒布《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規(guī)定“早上文公四書,輪日自為常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六經(jīng)之書,隨其所已讀,取訓釋與經(jīng)解參看”“午后本經(jīng)論策,輪日自為常程”“晚讀《通鑒綱目》”。這可算最早的書院章程,只不過是和官學共用的。

閱讀書目往往能夠反映書院的學問指向??傮w而言,研習原典、涵蓋四部,是書院開列書目的基本原則,只是各家書院側(cè)重點不同。有比較簡略的,如清光緒間封丘《正義書院課程》規(guī)定學習課程七類,每類列舉參考書目數(shù)種;也有的相當詳細,列出的書目達數(shù)十上百種,甚至還有鑒別、評論,如康熙間南陽《南陽書院學規(guī)》于《春秋》條下,列《春秋左傳》《公羊傳》《谷梁傳》《胡傳》《春秋歸義》五種,各有簡評;有的還列出參考版本,如光緒間開封《明道書院日程》說,《孝經(jīng)》“朱子刊誤本最好”,《小學》“張清恪公《集解》最好”,《近思錄》“葉注、江注皆好”。

書院的辦學層次、教育目標,以及山長個人趣味的差異,影響著書院對閱讀的要求。哪些是必讀書,哪些是選讀書;哪些需要精讀、先讀,哪些可以泛讀、后讀,在很多書院的閱讀指導中,皆有明確區(qū)分。清乾隆間陵川《望洛書院條規(guī)》規(guī)定:“國家取士,首試經(jīng)書以觀其學力,次考策論以覘其才識”,所以四書文、經(jīng)文、策論方面的“古今載籍,學者宜無不講求”。至于詩賦,“特游藝之一端,聽各生童于專心舉業(yè)之余隨意涉獵”。這是以舉業(yè)為重的書院,讀書也以備考為主要目標,詩賦、史書則在其次。同治間上?!洱堥T書院課程》則要求:“先以四子各經(jīng)考其道也,次以諸史及《資治通鑒》、朱子《綱目》擴其識也,而以《小學》《近思錄》及《性理》諸書為之階梯,所以窺義理之精微,定事為之規(guī)范者。至百家之書,有足發(fā)明經(jīng)史及有關(guān)學問、經(jīng)濟者,各隨其能而博覽焉。然后以余力學為文辭及科舉之業(yè)。”這是以學問和經(jīng)濟為重的書院,文辭和舉業(yè)在其次。

同屬一部的不同書籍,各書院的閱讀次序也有所不同。以史部為例,主流傾向是優(yōu)先讀紀傳體,其中又尤重《史記》《漢書》,其次才是編年體或《三通》等書。如清雍正間桂林《宣成書院條約》云:“《史記》《漢書》,昔人以配六經(jīng),姿性高者,就中節(jié)讀。余十九史,亦當寓目。”也有將紀傳體和編年體同等對待的,如光緒間杭州《詁經(jīng)精舍規(guī)約》云:“紀傳以《史》《漢》《三國志》為主,次及歷代諸史。編年以《資治通鑒》為主,次及《綱目》及《續(xù)資治通鑒》之類。”又有優(yōu)先讀編年體的,如武陟《致用精舍學規(guī)》云:“史以司馬氏《資治通鑒》、畢氏《續(xù)通鑒》、夏氏《明通鑒》為主,二十四史輔之。為主者日月不離,為輔者輪次誦習。”

同樣,士子的根柢、資性、精力不盡相同,必讀選讀、精讀泛讀、先讀后讀,也有所區(qū)分。清乾隆間肇慶《端溪書院講堂條約》云:“諸生即未能遽讀《十三經(jīng)注疏》《通志堂九經(jīng)解》,然于《五經(jīng)四書大全》,其曾熟復乎?即未能遽窺《二十三史》,然于《資治通鑒綱目》《文獻通考》,其曾詳觀乎?即未能遍覽諸儒之語錄講義,然于《性理大全》,其曾研究乎?”考慮到士子學習能力的個體差異,既提出理想的閱讀要求,又劃出最低限度的閱讀范圍,這是書院比較普遍的做法。無論如何區(qū)別,不變的只在讀書問學。

道不遠人的教育智慧

讀書問學自是書院教育的要務,但對諸生的個人發(fā)展而言,還有一項現(xiàn)實需求——科舉功名。

官學存在的主要問題,就是它與科舉之間的深度捆綁。朱熹多次談及于此,《信州州學大成殿記》云:“此邦學政其弊久矣,士子習熟見聞,因仍淺陋,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石鼓書院記》云:“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為適然而莫之救也。”因此書院之設,旨在補救官學教育之缺失。或者說,書院在官學之外,開辟了一條重振學術(shù)的道路。但歷代書院或趨向官學化,或與科舉密切關(guān)聯(lián),仍是無法避開的現(xiàn)實。如何處理功名與學問的矛盾,是一個需要妥當權(quán)衡的問題。

書院從不在一般意義上否定科舉,還積極支持諸生考取功名。北宋應天府書院(又名南京書院)辦學多年,科舉成績不俗。曾在此就讀、后掌教于此的范仲淹,在《南京書院題名記》中頗為自豪地寫道:“觀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儀羽臺閣,蓋翩翩焉,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即便以經(jīng)史詞章為主業(yè)的書院,同樣對科舉成績抱有很高的期待。清代阮元創(chuàng)立杭州詁經(jīng)精舍,“以行誼經(jīng)術(shù)厲士”,培養(yǎng)科舉人才不是書院的初衷,而主講孫星衍撰《詁經(jīng)精舍題名碑記》則稱,精舍生“多致位通顯,入玉堂,進樞密,出則建節(jié)而試士。其余登甲科,舉成均,牧民有善政及撰述成一家之言者,不可勝數(shù)。東南人才之盛莫與為比”。題名列“詁經(jīng)精舍講學之士”92人,“薦舉孝廉方正及古學識拔之士”63人,“纂述經(jīng)詁之友”5人,“己未會試總裁中式進士”22人,可見諸生考取功名也是書院的榮光。像清代崇文書院山長薛時雨那樣,諸生獲雋,他作《嘉興得見登科錄諸生多獲雋者喜賦》;諸生落第,他作《慰下第諸生》,這種對弟子科名前途的共情,實乃歷代書院掌教者普遍的關(guān)切。

范仲淹在《南京書院題名記》中同時勉勵諸生:“登斯綴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導。孜孜仁義,惟日不足。”既以功名前程相激勵,也以家國情懷相期許,其中的邏輯關(guān)聯(lián)在于,個人與家國、功名與學問并不矛盾,反而具有內(nèi)在一致性。即便是八股文,也有與“君子之學”相通的底層邏輯,即如清代周文煊《東壁書院記》所說:“時藝雖止進身之階,顧其理,孔、孟、程、朱;其經(jīng),《易》《詩》《書》《春秋》;其取材變化,《左》《國》《莊》《騷》,班、馬、韓、柳、歐、曾……”從回歸初心的途徑看,較之于官學與科舉的深度捆綁,書院努力尋求個人與家國、功名與學問之間的平衡,更具有“致中和”的智慧。

明清時期尤其是清代,很多書院以研習八股文為主業(yè)。對于八股文,阮元《四書文話序》中有這樣的論說:“上等之人,無論為何藝,所取皆歸于正。下等之人,無論為何藝,所取亦歸于邪。中等之人最多,若以四書文囿之,則其聰明不暇旁涉,才力限于功令,平日所誦習者,惟程朱之說,少壯所揣摩者,皆道理之文。所以篤謹自守,潛移默化,有補于世道人心者甚多,勝于詩賦遠矣。”從“中等之人”的角度理解書院與科舉,“道不遠人”,是之謂也。

包容開放的教育氣象

書院是儒家的道場,但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的場域。其誕生之初,就與寺廟、道觀頗有關(guān)聯(lián)。攸縣的光石山書院,與朱陽觀、惠光寺比鄰而建。長安的李祕書院在玉真觀里,衡陽的李寬中書院在尋真觀里。潭州寺僧智璇等“割地建屋,以居士類”,“時經(jīng)籍缺少,又遣其徒市之京師,而負以歸。士得屋以居,得書以讀”(歐陽守道《贈了敬序》),這里后來發(fā)展成了岳麓書院。由此可知,書院從一開始就融合了傳統(tǒng)文化的多種元素。

承續(xù)包容開放的基因,書院注重自由講學。書院史上有多次著名的會講,如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自福建赴潭州,居留岳麓、城南書院兩個多月,與張栻討論諸多理學問題。“朱張兩大儒同集此地,后先主教,學徒千余,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一時有瀟湘洙泗之目焉”(《長沙府岳麓志》卷三)。又如淳熙八年(1181),陸九淵應朱熹之邀,在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講學效果甚好,“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李子愿《象山先生年譜》)。事后朱熹請陸九淵書寫講義,刻石以資紀念。摒棄門戶之見,不同學派、觀點之間切磋、碰撞,造就了書院兼容并包的學風。

書院的包容開放,不僅體現(xiàn)于教育內(nèi)容,也表現(xiàn)在教育形式上。譬如,書院精神的維系和傳承,有無制度保障?有。書院學規(guī)和章程即是,不過也有例外。如陸九淵主持貴溪象山書院,就不立學規(guī)、章程,其教學方式也靈活多樣,“隨其人有所開發(fā)”“(諸生)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為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而開發(fā)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感激奮礪”(《陸九淵集》卷三六《年譜》)。又如,清代書院特重考課,所謂“立賞罰以示獎勸”“立課期以校得失”(《韶山書院學規(guī)》),而陳寶箴主講武陟致用精舍,則反對“考較高下”,認為這會“啟人爭心”,故而“不定考試,惟稽課程,有褒貶而無等第。非僅免爭,亦以崇厚”(《致用精舍學規(guī)》)。

在教學受眾方面,有些書院也頗具開放意識。明代嘉興仁文書院規(guī)定:“會講之日,如或山林布衣,力行好修,但愿聽講,不妨與進。”如此規(guī)定基于對人生的一種理解,即“真修實踐之士,往往出于布素”,像吳與弼、王艮諸人,雖沒有“身份”,但卻是真儒。常熟虞山書院會講之時,“凡我百姓,年齒高者,與年少而知義理者,無分鄉(xiāng)約、公正、糧里、市井、農(nóng)夫,無分僧道游人,無分本境他方”,但愿聽講,皆可報名參加,甚至“果胸中有見者,許自己上堂講說”。這一舉措的理論依據(jù),就是“人皆可以為堯舜,何論其類哉”;實踐依據(jù),即“王心齋不過泰州一鹽灶,寒山拾得俱為乞兒,張平叔乃一皂隸”。既然如此,“本縣何敢以皮目待天下士哉”(《虞山書院志》卷四《會簿引》)。

書院的包容開放,還在勇于改革和探索,接納新銳思想。晚清劉光蕡主講涇陽味經(jīng)書院,創(chuàng)立求友齋,學習經(jīng)學、史學、道學、政學,以及天文、地輿、算法、掌故;筑通儒臺,制晷造儀,以便諸生研究天文地理;建時務齋,旨在溝通中西,以救時局,味經(jīng)書院由此成為西北維新運動的主要陣地。傅蘭雅、徐壽、王韜等人主持上海格致書院,以“令中國人明曉西洋各種學問與工藝造成之物”為目標,既不傳教也不應科舉。王韜主講期間,“延請中西教讀,訓以西國語言文字。學業(yè)有成,則視其質(zhì)性所近,授以格致、機器、象緯、輿圖、制造、建筑、電氣、化學。務期有益于時,有用于世”(《弢園尺牘續(xù)鈔》卷四《呈邵筱邨觀察》)。書院又實行季課、特課制度,其題“以洋務為主,旁及富國、強兵、制械、籌餉之類”,采用“散題分課,題目即登《申報》,以便遐邇皆知”的征文形式。格致書院由此成為近代科學教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鎮(zhèn)。

融入自然的教育趣味

早期書院多依傍名山而建,如白鹿洞書院,在廬山五老峰南麓;岳麓書院,在湘江西岸岳麓山下;嵩陽書院,背靠嵩山峻極峰;石鼓書院,坐落在衡陽石鼓山上。書院依傍名山勝水,既受到士人讀書山林風氣的影響,也與重視風水的堪輿觀念有關(guān)。更重要的是,山林遠離喧囂,利于靜心讀書。朱熹在呈報朝廷的《白鹿洞牒》中就說,白鹿洞“四面山水,清邃環(huán)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遁跡著書之所”。岳麓書院內(nèi)有“風雩亭”,得名于《論語》中的“吾與點也”,“曾點氣象”也成為書院的普遍追求。

風雩亭周圍種有柳樹,“柳塘煙曉”即為岳麓書院八景之一,另外七景是“桃塢烘霞”“桐蔭別徑”“風荷晚香”“曲澗鳴泉”“碧沼觀魚”“花墩坐月”“竹林冬翠”。不少書院都有類似的系列景觀,如明代衡陽石鼓書院八景,是“東崖曉日”“西溪夜蟾”“綠凈薰風”“窳樽殘雪”“書聲唔咿”“釣臺漁唱”“棧道枯藤”“合江凝碧”;清代潮州韓山書院八景,是“亭陰榕幄”“石磴松濤”“曲水流觴”“平池浸月”“橡木遺跡”“鸚鵡古碑”“水檻觀魚”“山窗聽鳥”。而更多的書院,雖未必有“八景”“十景”之名,但也常見林泉之勝。

即使是主張一心讀書、無需游息的人士,也難以拒絕園林的吸引力。清乾隆間新淦知縣朱一深創(chuàng)建凝秀書院,他親自擬定的《凝秀書院條約》中有“謹出入”一則,認為書中自有真樂,不必把時間用在游覽上;同時又建造一樓,以供諸生觀眺怡情。這座樓即靜遠樓,朱氏后來也忍不住寫了《靜遠樓八景詩》。八景者,“秀嶺晴嵐”“玉溪環(huán)帶”“銀岡煙雨”“楓岡瀑布”“南浦溪聲”“東山松韻”“虹堤夜月”“天柱積雪”。清代王心敬曾主講于武昌江漢書院,他談及書院的空間設計時說:“凡門前內(nèi)甬道兩旁、堂前堂后,必廣樹松柏杉槐;于其空閑,又必種植諸竹。凡池皆種蓮植芡。一則培植樹木,使成蔚蔥之觀,以增書院氣象,二則春夏藉竹樹之陰,三則誦讀之余,可玩物適情,以助清逸瀟灑之性耳。”(《豐川續(xù)集》卷十五《又為逢公論書院規(guī)?!罚┏陨先c意義(審美、遮陰、怡情)外,還有兩點可以補充。

其一,園林景觀有助于悟道。書院與理學關(guān)系密切,而理學思想特別注重體悟自然。周敦頤喜歡“綠滿窗前草不除”,因為可由此“觀天地生物氣象”;程顥置盆池畜養(yǎng)小魚,也“欲觀萬物自得意”。草木蟲魚,自有生機;天地好生,民胞物與??梢酝葡?,置身于園林之中,師生更能夠真切地體悟仁者之心、儒者之道。對于書院諸景,理學家往往興致盎然,多有吟詠。如張栻在潭州城南書院時,有《城南書院雜詠》《城南即事》組詩,朱熹也有《奉同張敬夫城南二十詠》。這些詩作不僅寫景,也頗具理趣。其靈感的源頭,正是書院的草木泉石。

其二,園林景觀作為一種微型的“江山之助”,有助于文思。杭州紫陽書院在吳山之麓,院中有螺泉、筆架峰等十二景,詩人到此多有題詠。晚清王同輯《杭州三書院紀略》,收錄過若干首。他為《紫陽書院課藝九集》作序,將書院景觀視作縮微版的自然山水,近觀泉水漣漪、池波瀠洄、奇石林立,遠眺潮漲潮落,諸生的文思、文機、文氣、文勢皆可從中獲得啟發(fā)。薛時雨主講過江寧尊經(jīng)書院、惜陰書院,附近烏龍?zhí)兑蚓梦辞謇?,茭葑縱橫。于是率諸生清淤,又在潭西種植梅竹松柏。薛氏在《尊經(jīng)書院五集課藝序》中,由勞作聯(lián)系到寫作:潭水經(jīng)疏浚而清潔,山林經(jīng)培植而多姿,人參與了景觀之美的形成。“文之潔凈”和“文之藻采”一樣,也離不開人的勞動付出。由此,諸生可因山林之樂,而知文章之閫奧。

歷史上,書院曾多次遭遇災亂。例如元末戰(zhàn)亂,白鹿洞、岳麓等著名書院皆遭傾覆;明末禁毀令下,天下書院橫罹滅頂之災。盡管如此,時間或長或短,書院終能恢復元氣、重振旗鼓,關(guān)鍵原因就在于文化根基未曾斷絕。清咸豐間東南地區(qū)迭遭兵燹,書院毀損極為嚴重,同治以后,漸次興復,重現(xiàn)當年“喁喁向?qū)W”之貌。同治十二年(1873),譚鈞培任常州知府,他下車觀風,發(fā)現(xiàn)“其才情橫溢、見地開拓者,頗不乏人,于是知前人之流風余韻為未泯也”(《毗陵課藝序》)。所謂“前人之流風余韻”,正是歷代“書院人”的師道傳承和價值追求。有賴于此,則學脈不斷,文明不絕。

(作者為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歷代書院文學活動編年史”(項目編號:21&ZD253)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陳谷嘉、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史資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②鄧洪波主編:《中國書院學規(guī)集成》,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

③魯小?。骸肚宕鷷赫n藝總集敘錄》,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

責編/王妍卓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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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謝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