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數字技術創(chuàng)新與普及重塑了人們的社會交往，交往結果可體現為個體行動者社會資本的動態(tài)變化。數字時代社會交往的主要形式包括即時通信、內容分享和虛擬現實，在社交主客體、工具、規(guī)則和網絡方面呈現新的特點，根據與傳統(tǒng)社交的關系可大致分為傳統(tǒng)主導型、數字主導型和二者均衡型三類。在數字社交背景下，社會資本的定義應充分考慮網絡社會連接、網絡信息獲取和網絡社群組織；內容應囊括數字財富、數字權力和數字聲望；在達高性、異質性和廣泛性三個測量標準上都得到顯著擴展。數字社交通過社會資本的“獲得-維護-動員”機制促進其提升，強化了初始位置效應和網絡運作效應，為強關系社會資本維護提供便利，在動員各種形式的聯(lián)系性社會資本方面展現優(yōu)勢。
【關鍵詞】數字技術 社會交往 社會資本
【中圖分類號】C91-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19.004
【作者簡介】邊燕杰，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系“領軍人才”特聘教授、博導，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經濟社會學、關系社會學、社會網絡與社會資本。主要著作有《論關系與關系網絡》《社會網絡與勞動力市場》《關系社會學：理論與研究》《社會網絡與地位獲得》等。
數字時代的社會交往是一個具有重大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社會學議題。如果說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那么社會交往則是一切社會關系借以發(fā)生和發(fā)展的前提。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人類的社會交往范圍和形式是受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制約的。對于不同時代的人口主體而言，農耕時代將人們的社會交往束縛在村落社區(qū)的熟人圈內；工業(yè)時代極大地拓寬了社會交往范圍，城鎮(zhèn)生活空間在熟人交往之外增加了半熟人和陌生人交往的廣泛機會；而數字時代則史無前例地創(chuàng)造了線上虛擬空間，掌握數字技術的人們，無論其性別、年齡、居住地、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有何差異，均可在線上開展跨結構邊界的、符合自我意愿的社會交往。
本文從社會資本理論視角來分析數字時代的社會交往，回答四個相互關聯(lián)的問題。第一，社會資本理論視角的數字社交分析意義何在？第二，數字時代的社會交往有哪些新形式、新特點與新模式？第三，數字社交賦予社會資本的定義、內容、測量哪些新的內涵與要求？第四，數字社交條件下社會資本的獲得、維護、動員機制是什么？余論部分提出若干未來研究議題。
社會資本理論視角的數字社交分析意義
社會交往是社會學創(chuàng)立近兩個世紀以來的經典議題，而社會資本則是該議題在現當代社會學研究中的核心理論成果。
齊美爾是社會交往研究領域的先驅之一，他在《社會學：關于建構社會形式的探討》一書中系統(tǒng)分析了社會交往的形式與內容，提出社會互動是社會生活的基本構成，社會結構正是通過個體間的互動而得以建構的。[1]與之相呼應，韋伯在其社會行動理論中進一步強調了社會交往的重要性，他認為人類的行為是有意義的，這些行為在人際互動過程中孕育了社會關系網絡，是社會空間的基本形式和內容。[2]符號互動論的奠基人米德，在《心靈、自我與社會》一書中深入探討了通過語言等符號進行的社會交往，強調了個體自我意識的形成依賴于與他人的互動，這一觀點揭示了社會交往在塑造個人身份和社會關系中的關鍵作用。[3]戈夫曼在其戲劇理論中將社會交往比作舞臺表演，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中探討了個體如何通過交往管理他人對自己的印象。[4]懷特創(chuàng)立的社會網絡分析推動了社會交往研究的科學化，[5]其弟子格蘭諾維特的“弱關系”假設是社會網絡理論的代表性成果。[6]20世紀70年代以來，社會網絡分析范式的崛起和普及為社會資本理論的提出奠定了學理基礎。
雖然社會資本概念于20世紀前半葉出現在若干學者的著述中，[7]但對這一概念的嚴格定義和理論闡述則發(fā)生在20世紀后半葉，可以看作社會網絡分析范式的直接理論成果。布迪厄認為，社會資本深植于個人或群體的紐帶關系，而社會交往活動正是紐帶關系的建立和維持并由此交換資源的結構依托。[8]可見，從社會資本理論建立之初，社會交往便是其中重要的議題。此后，以科爾曼、帕特南、伯特等為代表的研究者在此領域深耕，不斷發(fā)展相關概念和理論。[9]同時，在重視人際關系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熏陶下，華人學者在社會資本研究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美籍華裔社會學家林南構建了一個社會行動者視角下的社會資本理論框架，闡述了網絡結構嵌入、社會資源動員、個體行動目標達成的三要素聯(lián)動的社會資本的獲得和使用過程。[10]筆者將社會資本理論運用于中國主體話語體系下的分析，提出“強關系假設”[11]并開創(chuàng)了“關系社會學”。[12]如今，社會資本理論被廣泛運用于社會交往過程、結果及影響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
筆者認為，社會資本理論視角對于研究數字時代的社會交往具有直接的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意義，理由如下。
其一，維持和獲取社會資本是社會交往的重要動機。資源的有限性使個體行動者將維持既有資源和獲取新的資源作為社會交往行動的重要動機。社會資本理論將社會交往行動區(qū)分為表達性行動和工具性行動，前者旨在維持既有資源，如與親友和熟人等強關系的交往；后者意在獲取新的資源，如向半熟人和弱關系，甚至通過間接關系向陌生人尋求幫助。數字時代衍生出的新的社會交往形式仍可依據表達性和工具性兩類行動進行歸類，其動機分別以維持資源和獲取資源為重。因此，通過社會資本理論的分析視角研究社會交往，能夠透過行動者具體的社會交往行動，探究其背后本質性的目的和動機。
其二，社會資本影響社會交往模式及策略。行動者依據擁有的社會資本的特性來決定其社會交往模式，追求以較低的努力獲取較高的回報。當行動者通過弱關系聯(lián)系大量的、異質性的社會位置擁有者及嵌入其中的資源，則其社會交往模式是廣泛而非親密的；當行動者通過強關系觸及較高社會位置及嵌入其中的資源，則其社會交往模式可能是高頻的、親密的、承諾義務和互惠的。數字時代發(fā)生了線上和線下兩種不同的社會交往模式。例如，擁有豐富線上社會資本的行動者，其社會交往策略可能以線上高頻且親密的交往為主、線下交往為輔，而這種線上社交模式可能進一步促使其線下社交模式隨之改變。因此，從社會資本的視角分析社會交往模式揭示了行動者如何利用現有社會資本優(yōu)化社交策略。
其三，社會交往的結果可體現為行動者社會資本的變動。誠然，維持或獲取社會資本是社會交往最重要的動機，但并非所有社會交往都在行動之初明確地以此為目的。數字時代，社交媒體和數字平臺為人們與陌生人交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這些行動不能被視為傳統(tǒng)意義上典型的“目的性行動”，但兩者的邊界已愈發(fā)模糊，其結果仍可使用社會資本的變動加以衡量。譬如，行動者起初在社交媒體上無目的地分享信息及互動，卻因此獲得了關注者的認可和支持，從而增加了自身社會資本?？梢姡ㄟ^考察社會資本的變動，可將行動者的社會交往行為納入一個統(tǒng)一的、結果導向的、可量化的研究框架，而無需區(qū)分這些交往是否出于某種明確的目的。
數字時代的社會交往：形式、特點與模式
數字技術的發(fā)展與普及催生了一系列新型的數字社會交往形式，主要可以分為以下三類：第一，即時通信平臺，如微信和騰訊會議，允許用戶進行實時的文字、語音和視頻交流；第二，內容分享平臺，包括抖音等內容分享平臺，以及知乎等在線社區(qū)和論壇，用戶可借此發(fā)布、分享和討論各種內容；第三，虛擬現實平臺，包括虛擬現實社交平臺和多人在線游戲，用戶可以通過虛擬角色進行互動。這些數字時代的新型社交形式，使得行動者能夠跨越傳統(tǒng)社交的時間和空間界限，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建立連接。
采用上述形式的數字社會交往亦具有一些新的特點。首先，從社交主客體來看，數字時代社交主體具有虛擬性、匿名性、多樣化、碎片化等特點；同時，數字社交可以缺少明確的社交客體，在人工智能飛速發(fā)展的今天，社交客體甚至可能不是人類。其次，從社交工具來看，區(qū)別于印刷機時代“少數人說、多數人聽”的媒體精英文化，數字時代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媒體”，這導致了信息數量過載和質量參差不齊等問題；同時，智能移動終端使行動者能夠隨時隨地與他人互動，這種便捷性提高了互動雙方對社交響應速度的期待，人們很少有時間停下來斟酌字句、深度思考，使數字社交呈現出一定非正式性、非持續(xù)性和非理性的特征。[13]再次，從社交規(guī)則來看，若不考慮互聯(lián)網技術的可得和使用這兩道“數字鴻溝”，[14]數字社交相較于其他社交方式具有規(guī)則上的開放性和平等性，年齡、性別、職業(yè)等都不再成為限制交往的客觀條件，而這種不設門檻的去中心化社交方式也弱化了數字社交的規(guī)范性。最后，從社交網絡特點來看，數字社交所受限制較少，因此社交網絡的廣度和深度皆比之傳統(tǒng)社交有較大的提升，跨種族、跨文化、跨地域的“時空壓縮”式交往使卡斯特所預言的“80億人的連接”得以實現。[15]
數字技術提供的種種便捷使線上交往的比重迅速提升，傳統(tǒng)社交方式因此受到影響。然而，數字社交與傳統(tǒng)社交的關系目前尚無定論。一些學者持“抑制論”，認為個人精力的有限性使其能夠用于社會交往的總時間是大致不變的，數字交往所占時間增加，傳統(tǒng)交往所占時間相應減少，因此數字社交對傳統(tǒng)社交產生替代效應；[16]此外，數字社交多是無需調動太多時間和精力即可完成的伴隨式行動，而傳統(tǒng)社交方式往往需要較長時間安排和規(guī)劃，當個人逐漸形成了對伴隨式社交的習慣和依賴，其傳統(tǒng)“面對面”社交技能可能下降。[17]另一些學者則持“促進論”，認為數字技術幫助人們打破了與現實親友進行傳統(tǒng)社交時可能存在的時空限制，“臨場感”的重建允許人們隨時隨地保持聯(lián)絡，使得親密關系得以存續(xù)，因此數字社交對傳統(tǒng)社交起促進作用；[18]同時，互聯(lián)網上信息體量大、搜尋成本低，興趣驅動型社交聚集“同好”的難度隨之降低，許多“網友”延伸至線下成為現實朋友，因此數字社交不失為傳統(tǒng)社交的重要補充。[19]
根據行動者對數字社交和傳統(tǒng)社交方式的使用頻次，可以將數字時代社會交往模式大致分為三個類型。第一，傳統(tǒng)主導型。這類行動者的特征是鮮少通過互聯(lián)網渠道拓展社交范圍，數字社交對象多為現實親友，數字社交對他們來說是傳統(tǒng)社交在線上的延伸，主要采取傳統(tǒng)社交方式來維持或獲取社會資本。第二，數字主導型。這類行動者偏好借助數字技術與他人溝通和互動，其社交范圍可能比較廣泛，線上互動比較活躍。在比較極端的情況中，一個人可能只維持與人類進行最低限度的必要交往，大部分社交時間與人工智能為伴，這種情況在未來或許并不罕見。第三，二者均衡型。無論該類行動者是否善于社交，他們均衡地使用數字和傳統(tǒng)社交方式。[20]
數字社交與社會資本：定義、內容與測量
數字時代社會交往形式、特點、模式等的變化，促進了社會資本定義、內容與測量的變化和更新。
數字社交背景下社會資本的定義。縱覽社會資本理論的發(fā)展，其定義一直比較寬泛，不同學者根據自身研究重點對社會資本的概念進行了差別化解釋，本文簡述其中較為經典的三個?？茽柭J為社會資本是社會結構中能夠為行動者特定行動帶來資源的社會連帶，列舉了六種社會資本的主要形式：個人的道義與對他人的期待、個人獲取信息的潛能、個人的權威連帶、群體的規(guī)范與制裁、自發(fā)的公民組織、目標導向的組織。[21]在科爾曼的定義中，社會資本既包括行動者個體與他人較小規(guī)模的連接，又包括了較大規(guī)模的社會組織。而帕特南所定義的社會資本則更偏重于后者，他認為社會資本是“社群中水平的社會鏈接”，如參與公民組織，因此社會資本可以用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度來測量。[22]林南則更偏重于前者，他將社會資本定義為“在目的性行動中具有涉取性的、可被動員的、嵌入在社會結構中的資源”。[23]
上述定義共通之處在于：第一，社會資本源于人與人之間的紐帶網絡（無論個體層面還是群體層面），而社會交往正是紐帶建立的基礎；第二，連接紐帶中產生的信息交換是社會資本運作的基礎，而信息是在社會交往中流通的；第三，組織是社會資本在群體層面的具體依托，也是社會交往的結果。數字時代，人人皆可通過互聯(lián)網建立連接紐帶，這將不可避免地對社會資本理論的各個方面產生影響，包括社會資本的定義。實際上，社會學家早已注意到信息傳播媒介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帕特南在《獨自打保齡》一書中將美國社會資本的降低歸咎于社區(qū)的衰落，而后者是由通勤時間、工作壓力、代際更替以及電視普及導致的，其中電視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帕特南認為，人們將本應用于在社區(qū)與友鄰進行社交的時間用于看電視，這直接造成了社區(qū)的衰落。[24]那么互聯(lián)網取代電視成為數字時代最主要的信息傳播媒介，是否也如同電視般抑制了人們的社會交往呢？答案應是否定的。因為互聯(lián)網與電視本質的區(qū)別在于，電視只能單向的“觀看”，而互聯(lián)網可以產生雙向的“交往”。
對照社會資本定義的三點共通之處來看，在人與人的連接方面，互聯(lián)網的普及使人們產生連接的渠道大大增加，擴大了社會交往的范圍，有助于提高社會資本；在信息獲取方面，互聯(lián)網使人們獲取和交換信息的能力大幅提高，有助于社會資本更加高效地發(fā)揮作用；在組織建設方面，互聯(lián)網幫助人們在虛擬空間建設各種社群，且這些虛擬社群在數量上遠超現實社群?？梢?，數字時代社會交往的新變化對社會資本定義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然而上述經典定義受限于提出時間并未將數字社交納入框架之中。社會資本的定義在數字時代應得到更新，充分考慮到網絡社會連接、網絡信息獲取和網絡社群組織。例如，在群體層面，應將網絡社群組織納入考量，使現實和網絡社群中的社會連接都得以計算為社會資本；在個體層面，應注意到嵌入網絡社會結構的資源，使行動者在目的性行動中攝取和動員的現實及網絡資源的總和為社會資本。一些研究者已經在這些方面作出了有益嘗試，如威廉姆斯提出了“線上社會資本”理論，將嵌入線上人際網絡的資源納入社會資本討論范疇。[25]
數字社交背景下社會資本的內容。林南根據韋伯的觀點，將社會資本的內容歸納為三個方面：財富、權力和聲望。[26]在數字時代，這三方面內容的具體內涵應得到進一步闡釋和擴展。第一，從財富角度來看，數字經濟帶來了新的財富形式，如虛擬貨幣、數字資產和數據本身，此類數字財富有時很難用法定貨幣估算其價值，更好的辦法或許是作為新的財富形式單獨進行統(tǒng)計。第二，從權力角度來看，權力在數字時代變得更加復雜多樣，除政府和企業(yè)外，新興的數字平臺、科技公司等也獲得了巨大的權力，且這些權力常常是壟斷性的。正如福山所說：“不像傳統(tǒng)的企業(yè)，數字領域的科技企業(yè)，競爭的不是市場份額，而是市場本身。”[27]這些平臺的權力急劇膨脹，已經足以控制信息、引導情緒、操縱輿論，乃至影響現實世界的經濟和政治。與傳統(tǒng)權力部門相比，信息技術助力下的數字權力在信息傳播速度、信息傳播范圍、數據收集和分析、用戶參與和互動等方面具有獨特優(yōu)勢，因此非常有必要將數字權力納入社會資本的范疇之中。第三，從聲望角度來看，在數字時代聲望可被進一步區(qū)分為現實聲望和數字聲望。筆者認為，現實聲望是個體在物理世界中通過傳統(tǒng)媒體、專業(yè)成就、公共服務等方式獲得的認可和尊敬，而數字聲望則是個體在數字世界中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在線互動、內容創(chuàng)作等方式建立的名聲，可以通過關注者數量、評論數量、轉發(fā)數量等方式進行描述。數字信息的傳播模式使數字聲望的積累速度遠超現實聲望，但公眾的注意力也在豐富龐雜的信息中飄忽不定，因此以經營數字聲望為生計的群體不得不將大量時間用于持續(xù)不斷的數字社交和內容創(chuàng)作，而數字聲望轉化成其他資本的便利性和快捷性也使這些努力有利可圖。在此邏輯下，數字聲望已然是社會資本的重要內容。
數字社交背景下社會資本的測量。林南提出社會資本的測量應依據以下三個標準：第一，達高性，即行動者通過社會關系能夠在金字塔形狀的社會等級結構中觸及的位置的高度；第二，異質性，即能夠觸及的位置的幅度；第三，廣泛性，即能夠觸及的位置的數量。[28]數字社交環(huán)境擴展了這些測量標準，這反映了新的社會互動形式和網絡特性。首先，達高性在數字社交背景下得到顯著增強。數字平臺提供了更廣泛的接觸渠道，使行動者能夠接觸到更高層次的資源。例如，通過社交媒體，用戶可以直接聯(lián)系到行業(yè)領袖、專家和名人，獲取原本難以企及的資源和信息。其次，異質性在數字社交網絡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傳統(tǒng)社會關系中的異質性通常受限于地理位置和社交圈層，而數字社交打破了這些限制?；ヂ?lián)網連接了來自不同背景、文化和專業(yè)領域的行動者，極大地增加了社會關系的多樣性。最后，廣泛性在數字時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展。數字社交平臺允許用戶同時維持大量的社交關系，通過即時通信工具、社交媒體和專業(yè)網絡，行動者能夠輕松地管理和維護數量龐大的聯(lián)系人群體。綜上所述，數字社交背景下的社會資本測量標準在達高性、異質性和廣泛性三個方面都得到了顯著擴展和提升。這反映了數字時代社會互動的深刻變革，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資本獲取和利用方式的變遷。
數字社交與社會資本的“獲得-維護-動員”機制
工業(yè)革命之后，現代性問題一直困擾著資本主義社會。“個體化”的現代人與他們的父輩相比，變得更加孤立。正如貝克所言：“現代化的大都市和小城鎮(zhèn)取代了傳統(tǒng)的居住模式……家庭成員常常獨立選擇自己的社會關系，生活在自己的社交網絡之中……社會隔離和社會孤獨有可能成為人際關系的主流模式。”[29]在此背景下，技術進步、經濟發(fā)展與社會資本的總體變動趨勢受到學者的關注，其中一些研究得出“社會資本下降”的結論。[30]而今，數字技術使社會交往愈發(fā)便捷，許多學者認為社會資本得以上升。羅家德在《復雜》一書中直觀地對比了兩個數字，美國人平均人際網絡規(guī)模為634人，而互聯(lián)網使用者的這一數字為669人，[31]可以初步說明數字技術有利于社會交往范圍的擴大，這通常意味著社會資本的增加。一些嚴肅的實證研究也支持這一觀點。黃榮貴等使用上海的調查數據，發(fā)現即時通信平臺有助于維護較廣泛的親友社會關系，內容分享平臺則有助于發(fā)展和維護虛擬社會關系，這些互聯(lián)網社交相較于傳統(tǒng)社交方式的優(yōu)越性使其更利于社會資本的累積。[32]筆者與雷鳴的研究發(fā)現，數字社交提升了個人社會資本的含量，且教育程度、職業(yè)地位、收入水平等因素對于這種提升作用的影響趨于弱化。[33]繆曉雷等認為，網絡互動重構了聯(lián)結性，線上和線下空間的交織形成了多樣化的、可轉化的人際網絡，因此與非網民相比，網民在社會資本方面更具優(yōu)勢。[34]郭小弦和周潤琪的研究發(fā)現，數字社交能夠為行動者帶來更為豐富的社會資本，在網絡規(guī)模、網絡多樣性、網絡頂端以及網絡廣度等方面都超越了傳統(tǒng)社交方式。[35]本文亦認為數字時代社會資本是上升的，可通過社會資本“獲得-維護-動員”機制在數字社交背景下的變化來分析。
數字社交與社會資本的獲得機制。林南提出，行動者的社會資本獲得過程受到了“初始位置效應”和“網絡運作效應”的雙重影響。[36]數字社交對社會資本獲得的促進作用，可從這兩個方面加以分析。“初始位置效應”指的是，行動者在社會等級結構中的初始位置對其獲得社會資本的能力具有決定性影響。具體而言，位于社會金字塔上層的個體，由于其初始位置的優(yōu)勢，能夠更容易地獲得優(yōu)質的社會資本。這種初始位置可以是先賦的，如家庭背景、出生地等，也可以是通過個人努力獲得的自致位置，如受教育水平、職業(yè)成就等。在數字時代，網絡社交工具的廣泛使用為個體提高自致位置提供了更多途徑，例如，通過互聯(lián)網與他人的交往和互動，個體可以獲取有價值信息、提高自身知名度、積累數字聲望等，從而提高自身自致位置的高度。這種自致位置的提升強化了“初始位置效應”，使得行動者更容易獲得社會資本。“網絡運作效應”強調了行動者在社會網絡中與他人之間的關系質量及其在網絡中的重要性對于社會資本獲取的影響。根據格蘭諾維特的定義，社會關系的強弱可以通過交往頻率、情感強度、親密程度和互惠義務四個標準來劃分。[37]強關系通常表現為交往時間較長、情感較深、親密度較高、互惠義務較強的社會聯(lián)系，而弱關系則相對松散，互動頻率較低，情感聯(lián)系也較為薄弱。在數字時代，行動者通過互聯(lián)網可以更方便地與大量陌生人建立聯(lián)系，而其中的一些弱關系可在特定情境下發(fā)展為重要的社會資本來源。弱關系的重要性在于它們通常連接著不同的社會圈子，這些關系中的資源和信息往往具有異質性，能夠充當“橋梁”，幫助行動者跨越不同的社會圈子獲取新資源和信息。因此數字社交不僅擴大了行動者的弱關系網絡，還進一步強化了弱關系在“網絡運作效應”中的作用，使得行動者能夠更為廣泛和有效地獲取社會資本。
數字社交與社會資本的維護機制。傳統(tǒng)強關系社會資本維護通常依賴于面對面的社會交往，而數字社交突破了時空限制，為強關系社會資本的維護提供了便利。數字社交提供了豐富的表達性互動機會。表達性互動是指那些以情感交流為主并且期待回應的互動行為，如聊天、安慰或表達支持等，旨在維持資源。與之相對的是工具性互動，旨在獲得新的資源。通過數字社交媒體，個體可以更加便捷地進行表達性行動，例如，個體可以通過點贊、評論、分享生活瞬間等方式，頻繁與社交網絡中的他人進行情感交流。表達性互動對于強關系的維系具有重要意義。一般而言，強關系的雙方是同質化的，擁有相似的社會背景、個人特征和價值觀，共享某些生活經歷，彼此認同互惠的義務，因此表達性互動更多地發(fā)生于強關系之間。此時，表達性互動能夠提供情緒價值、增強雙方信任、鞏固情感紐帶，從而維持關系的穩(wěn)定性與持續(xù)性。持續(xù)的表達性互動，有助于確保雙方強關系的動態(tài)更新，避免了關系的僵化與疏遠。因此，數字社交使強關系的維系變得更加便捷。傳統(tǒng)的表達性互動通常需要耗時耗力地進行面對面交流，尤其在地理位置分散的情況下更是如此。而數字技術大大緩解了這個問題，社交媒體的即時性和多樣性使得個體能夠更高效地維護其與強關系的聯(lián)系，使親密朋友或家庭成員可以通過數字社交實時分享生活中的點滴，從而保持情感的聯(lián)結，即使地理上相隔遙遠，也能夠通過視頻通話、語音信息等方式，提供一種接近于面對面互動的體驗，這極大地降低了強關系維護成本。
數字社交與社會資本的動員機制。數字社交平臺上緊密交織的人際網絡，以及信息的透明化特征，在動員各種形式的聯(lián)系性社會資本方面展現出獨特優(yōu)勢。數字社交的即時性和廣泛性特點，使得個體能夠快速動員大量社會資本。在傳統(tǒng)的社會交往中，動員社會資本往往需要較長時間的面對面交流，而數字社交則通過減少溝通成本和提高信息傳遞速度來縮減資本動員周期。同時，數字社交平臺強大的傳播和擴散能力，使得社會資本的動員能夠超越傳統(tǒng)的地理和社交圈子限制，將其需求和信息通過一對多和實時動員方式傳達給更大范圍的潛在資源提供者，極大地提高了社會資本的動員效率。數字社交平臺具有信息透明化和高度可訪問性的特點，能夠幫助他人快速且全面地了解行動者的背景、經歷和信譽，這在弱關系和間接關系社會資本的動員過程中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傳統(tǒng)社會交往中，動員強關系社會資本比較容易，因為強關系網絡的封閉性特征維持了內部人員間的信任，這種信任確保了網絡資源的動員；而通過弱關系或間接關系建立信任往往需要長時間的交往和多次互動，方能動員嵌入其網絡中的資源。如今，數字社交平臺通過個人主頁、動態(tài)更新、歷史記錄等方式，使得他人可以在較短時間內獲取關于行動者的大量信息。這些信息的公開性和可追溯性減少了信息不對稱，有助于通過弱關系、間接關系甚至陌生關系而形成信任。因此，數字社交平臺為各種形式的聯(lián)系性社會資本的動員提供了可能。舉例來說，眾籌平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弱關系、間接關系甚至陌生關系的動員，許多參與者與發(fā)起人素不相識，但在數字平臺的背景審核、行為激勵、信息流通等機制下，參與者依然愿意為發(fā)起人提供支持。換言之，數字社交平臺通過其即時性、廣泛性和信息透明化的特征，不僅提升了社會資本的動員效率，還拓展了動員的范圍，使得各種形式的聯(lián)系性社會資本能被有效利用。
余論
本文從社會資本理論視角分析了數字時代的社會交往。該理論視角不僅幫助我們甄別數字社交的動機、策略和結果，而且有助于分析它的形式、特點和模式。與此同時，數字社交條件下，我們對社會資本的定義、內容與測量也有了新的認知，為此得出數字社交條件下社會資本的變動趨勢應是上升的結論，該結論可通過社會資本的“獲得-維護-動員”機制來加以解釋和證明。
數字時代的社會交往及社會資本是一個內容宏大且快速變化的議題。本文受限于篇幅，僅圍繞其中一些基本問題展開討論，下面提出若干有待思考和研究的議題，希望對未來的研究者有所幫助。
議題一，數字社交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及動態(tài)演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現有文獻指向數字時代互聯(lián)網社會交往的應用有利于社會資本的提升。然而，在未來高度數字化的社會中，個體行動者更加充分地與其他人在網絡上產生連接，現實社交需求可能越來越小，個體將面臨“數字孤獨”等新的社交問題。此時，高頻線上互動是否導致真實人際網絡的退化？個體社會資本會保持上升趨勢還是轉而下降？群體社會資本將會有怎樣的動態(tài)演化路徑？
議題二，數字媒介和數字技術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及其機制。數字技術使不可約化的社會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有模式可循，例如，社交媒體的算法能夠在“刺激-反饋”過程中塑造個體的信息結構并織就“信息繭房”，或是在對個人隱私信息事無巨細的收集和分析中愈發(fā)精確地預測其情緒、偏好和行動。當個體行動者接收到的信息和未來的行動在一定程度上受控于數字技術時，其社會連接和社會信任是否也能夠被操控？此時個體、群體乃至國家的社會資本將如何變動？
議題三，個體網絡社會資本與現實社會資本的關系及其轉化。在數字時代，網絡社會資本成為個體社會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行動者在社交平臺上構建和維護多重身份，這些身份有的是現實身份的延伸和強化，有的則和現實身份產生矛盾，那么個體如何管理和整合附著在多重身份上的社會資源？網絡資源和現實資源之間的轉化是否受網絡身份與現實身份關系的影響？矛盾關系會阻礙資源轉化嗎？
議題四，虛擬社群組織和真實社群組織的關系及對其集體社會資本的影響。個體行動者能夠便利地以不同身份加入各種虛擬社群組織而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促使數字時代社群組織的總數量呈爆炸式增長態(tài)勢。在此背景下，真實社群組織是否會被替代而萎縮？還是會在虛擬社群組織的促進下更加活躍？進一步，虛擬社群組織內部如何形成信任、規(guī)范和互惠，對集體社會資本產生何種影響？
議題五，數字時代社會分層結構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及其機制。隨著數字化進程的推進，社會分層結構發(fā)生顯著變化，現階段表現為“數字鴻溝”和“數字排斥”等現象，未來技術高速迭代可能使這種分化更加嚴重。數字技術和人工智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使用特定技能的勞動工人，受影響最大的可能是龐大的紡錘狀中段人群。此時，社會分層結構的變化將如何影響不同社會群體的社會資本積累？這種變化是否加劇了社會資本的不平衡分布？
嘗試回答以上問題，有助于進一步在社會資本理論的指導下深化數字時代社會交往的相關研究，為理解和應對數字化社會中的復雜社會關系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同時也能夠為政策制定者、社會組織以及個體行動者提供參考，幫助他們在數字化進程中更好地獲得、維護和動員社會資本，以增進社會整體福祉，助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西安交通大學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王思欽對本文構思和寫作有重要貢獻；感謝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李曉光、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體育部講師魯肖麟、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繆曉雷、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權小娟對本文提出建設性修改意見）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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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李思琪 美 編∕梁麗琛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n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Bian Yanjie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re reshaping people's way of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result of interaction can be reflected in the dynamic change of individual actors' social capital. The main forms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include instant communication, content sharing and virtual reality, which presents new characteristics in the aspects of social subject and object, tools, rules and networks.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with traditional social interaction, it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radition-oriented, digitally-oriented and balanced.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social interaction,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capital should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the factors of social network connection, network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and network community organization; the content should include digital wealth, digital power and digital prestige; and the three measurement criteria of achievability, heterogeneity and universality are significantly expanded. Digital social interaction promotes social capital through the "acquisition-maintenance-mobilization" mechanism, strengthens the initial location effect and network operation effect, facilitates the maintenance of strong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and shows advantages in mobilizing various forms of connected social capital.
Keywords: digital technology, social interaction, social cap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