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1019—1083年)是北宋最有影響力的古文家之一,他的《南軒記》是一篇自勉性文章,也是宋代較早明確表現(xiàn)士人耕讀生活的記文。讀此文,可以了解曾鞏的人生志趣與道德追求,也可看到他在清寒生活之中持道自守的自我訓誡。
《南軒記》作于北宋至和元年(1054年),曾鞏與弟弟們在南豐耕作謀生。至和元年,曾鞏已三十有六,稍有積蓄,在城郊十余里的田邊修建茅屋,名為“學舍”,用以藏書、讀書。南軒是“學舍”中向南的一間。曾鞏在這里得到了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歷練,并在《南軒記》中記敘了他的耕讀生活與人生思考。作為土地的主人,他在這里躬身進行農事勞作。“得鄰之茀地蕃之,樹竹木,灌蔬于其間”,有幸得到一點田產,以籬笆圍起,栽植竹木,種植谷蔬,導水灌溉,親力親為。從事勞動生產,他在四時輪換中,開墾、栽植、灌溉、收獲,農忙甚至會在田間地頭吃飯、夜宿。天暖水綠時急于耕地,晴日抓緊赴田中勞作,與弟弟們共同收割新稻。既是生存的需求,也有心性的磨煉、價值感的獲得,他體會了穰穰滿家、稻足雞肥的喜悅。物質生活逐漸獲得改善,正是曾鞏帶領家人勤于稼穡的結果。
“伏閑隱奧,吾性所最宜”,躬耕田畝之中,居于幽僻之地,切合他的本真性情,“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有余地可修建茅屋,在此休憩,是難得的閑逸之樂,因此曾鞏說,“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愿易也”,以廊廟之貴、萬乘之富也不愿交換。不過,于他而言,這不愿交換的,是少有的安閑,更是既耕亦讀的生活。曾鞏在這茅屋收藏了數(shù)量極為可觀的書籍,達兩萬余冊。書籍的時間跨度大,從秦漢至宋皆有收入。曾鞏認為,這些藏書是圣人先賢、有識之士殫精竭慮、發(fā)揮專長、分析辨別天地萬物的道理而寫成的。所著或論贊美好事物、諷喻心懷不軌之人,或感發(fā)于微小之處而寄托深遠。“于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罔不畢載”,對天地萬物、小事與大道之間的關系、自身修養(yǎng)、國家治亂安危等,都加以詳細記載。與這些藏書在一起,正如與益友相切劘,頤養(yǎng)心性、明晰事理、增長見識。因此在躬耕田畝、處理家務之外,他“虛窗達深暝,明膏續(xù)飛光”,日夜苦讀。結合田間勞動的經驗,他還以春種秋收、研磨谷物比喻學海求索的過程。足夠勤勞,就自然會有稻谷收獲而不用擔心糧倉空匱。努力經營,所得也會積累越來越多。“既多又須擇,儲精棄其糠”,有豐富的儲備,就可以擇出糟糠,留下精良的部分。“昔廢漸開辟,新輸日收藏”,學問日益精進,當然是“萬乘之富”交換不來的。
北宋士人文辭間常見以天下為己任的闊大情懷,不見用于世時,亦能持道自守。曾鞏即如此。居南豐,遠京師,處大山長谷之中,日日為稻粱謀,卻不忘手持書卷,孜孜以求,是因為“所好者遠”,喜圣人之言,愿以儒道濟治天下。未能實現(xiàn)之時,他便以儒家君子人格要求自己。兩次科考不第,家中雜務繁復,曾鞏承接孔子“忠恕”“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的思想,提出“養(yǎng)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要用忠義來修養(yǎng)自己的道德、檢視自己的操守。待人要寬厚,犯了錯就加以改正。要勇于進取,不知息止。他還認為,士人應“得其時而行”,如果君子有好的機遇還要守在深山長谷而不出去做官、有所作為,是不對的。“不得其時則止”,如果沒有遇到好的時機,那就不要勉強,這時還要不顧一切推行主張,也是不恰當?shù)?。居于卑巷窮廬,冗衣礱飯,田中勞作,筋骨疲憊,曾鞏可謂“不得其時”,但不抱怨不懈怠,孝親友,操勞弟妹婚嫁,靜心讀書,怡然養(yǎng)志,帶領弟弟、妹婿成就了“一門六進士”的輝煌,踐行了儒家之修身、治家之道。也正是由于這樣的持道自守、自我訓誡,待出仕為官,曾鞏到越州、齊州等地任職時,也能懷抱兼善天下的理想,革除賦役弊端、積極救災、興修水利,“除其堅強而振其馳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整頓社會治安,興建學校、講說六經,實現(xiàn)人民安樂。
在耕讀生活中,曾鞏廣讀百家之書,開闊視野,卻“一正以孔孟”,愈發(fā)堅定以儒道為思想根本,并努力以文傳道,至老不變。他還認為文章有留存圣人之道的功用,圣人之道不經辨析不能得以顯明。因此極強調研讀儒家經典,評價文章也以“道”為根本標準。他在《南軒記》中提醒自己要持道自守,并將所作記文書于墻壁,“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日日觀看,以鞭策自己有所進步。
《南軒記》所呈現(xiàn)的耕讀生活,是曾鞏最重要的人生階段之一,他以耕讀為樂,抱持“扶衰救缺之心”,以儒家君子人格自律,在耕讀中改善了生活狀態(tài),也促進了學行的提升與文章的精進。嘉祐二年(1057年)曾鞏及第,走向仕途,在京時??薄⒄硎窌?、詩文集,外任時勤勉為政,頗有治聲,其間皆以文傳道,不為空言?!端问?middot;曾鞏傳》評其“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是給這位持道自守、胸懷遠闊的文章家的最好評價。明清時期,曾鞏得到唐宋派、桐城派的尊崇,文章成為士子摹習的典范,遂列于“唐宋八大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