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wǎng)站首頁 | 網(wǎng)站地圖

大國新村
首頁 > 理論前沿 > 深度原創(chuàng) > 正文

古人的帶貨之道:“坐作聲價”以通財鬻貨

【摘要】利用名人效應(yīng)進行營銷和推廣,通過“坐作聲價”提升名聲來達到“通財鬻貨”的目的,帶貨之理古今相同。只是古人帶貨范圍更廣,不只是商品,還可能是文章、服飾、時尚,乃至帶紅人物。帶貨雖然是商業(yè)行為,但主體并不是商人,而是以“聲價”高影響力廣的文人、官僚為主。他們的帶貨,有助力于一方經(jīng)濟的發(fā)展,也影響著人們的消費生活方式和社會風(fēng)氣的改變。

【關(guān)鍵詞】坐作聲價  通財鬻貨   古人帶貨之道    

【中圖分類號】G633.53    【文獻標(biāo)識碼】A

帶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已經(jīng)屢見不鮮,但帶貨并非現(xiàn)代人的專利,古代一樣有不少帶貨達人,而且古人帶貨范圍更廣,不只是商品,所帶“貨物”還可能是文章、服飾、時尚方式,乃至推出和捧紅人物。古代也有“帶貨”這個詞匯?!稌x書·石勒載記》載:羯人石勒少時,曾隨邑人帶貨到洛陽販賣,晉惠帝太安年間,并州發(fā)生饑荒,石勒逃難途中遇見早年的熟人郭敬,郭敬見石勒饑寒交迫,于是“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文中的“帶貨”,就是攜帶貨物以販賣之意,也是“帶貨”之詞的最初本義。

“坐作聲價”,出自東漢末中常侍趙忠之口,趙說袁紹“坐作聲價,不應(yīng)呼召,而養(yǎng)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三國志·魏志·袁紹傳》注引王粲《英雄記》)是指袁紹沽名獵譽以抬高自己的身價。“通財鬻貨”,一般是對商人職業(yè)的概括。王符《潛夫論》說:“商賈者,以通貨為本,以鬻奇為末。”流通日用百貨為本,販賣珍奇之貨為末。“坐作聲價”和“通財鬻貨”兩句出典并非相互關(guān)聯(lián),然而在古代確實有人通過“坐作聲價”炒作名聲來達到“通財鬻貨”的目的。如袁紹就是借抬高“聲價”來推銷自己,以之聚攬死士和邀買人心,坐大自己的勢力。

“坐作聲價”:古人帶貨的推送平臺

《說文》:“價,物值也”,有價值、價格的意思。所謂“聲價”,既是指人們的聲望和社會地位,也特別指判斷這種聲望和社會地位高低的尺度。這種聲價高低是需要由社會上的名士來評判和推薦。東漢司隸校尉李膺有盛望,與之交往能得到他的接待,被視為“登龍門”,便可身價倍增(《后漢書·李膺傳》),所謂“一登龍門聲價十倍”是也。西晉臨淄人左思早年文壇無名,其《三都賦》寫成長時間沒有受到重視。安定人皇甫謐有高名,左思拿著自己的作品前去拜訪,得到皇甫謐的肯定并樂于為之作序;另外名士張載也為其中的《魏都》作注,劉逵為《吳都賦》《蜀都賦》注釋并序言。由于皇甫、張、劉名流的聯(lián)袂推薦,左思的《三都賦》竟然“一經(jīng)品題,聲價十倍”,給左思和他的作品帶出了名氣。(《晉書·文苑列傳》)

左思和《三都賦》“聲價”的提高,在于皇甫謐等名流的推送。這種名人推送平臺,起自于漢代的鄉(xiāng)閭評議習(xí)慣,與當(dāng)時社會的蔭舉制和士人的交往圈緊密聯(lián)系。這種評議平臺是在鄉(xiāng)黨、宗族的觀察基礎(chǔ)上,由一些修行高明、學(xué)識博雅的名士來主持,除了李膺的“登龍門”外,有名望的評議專家還有如郭泰“先言后驗”的品判、許劭兄弟的“月旦評”等。名流的品評形成輿論平臺,影響著士人的“聲價”和家族門閥聲望的高低。

通過名人效應(yīng)來抬高物品的“聲價”,還有利用詩歌詞賦等文學(xué)形式,也更多的用于帶貨推銷的經(jīng)濟活動方面。詩詞歌賦朗朗上口,流行范圍廣,是很好的貨品推銷平臺。宋代蘇軾是官員,也是文學(xué)家和美食家,他的許多詩歌作品嵌入了美食品評的內(nèi)容,帶火了一些飲食店鋪和食品的售賣。他有《老饕賦》《菜羹賦》《食豬肉詩》《豆粥》和《鯨魚行》等詩賦,都是他品評美食的經(jīng)驗積累。蘇軾被貶黃州時,當(dāng)?shù)刎i肉便宜,但豬肉大多無人問津,蘇軾改良了豬肉的烹制方法,使之成為美味佳肴。其《食豬肉》曰:“黃州好豬肉,價錢等糞土。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蔣一葵:《堯山堂外紀(jì)》卷五十三)《食豬肉》是打油詩,民眾階層更容易流行,黃州東坡肉的做法和食用,借著詩歌的形式推廣開來,帶動了當(dāng)?shù)夭惋嫼宛B(yǎng)豬業(yè)的興旺。

通財鬻貨:助力民生與經(jīng)濟發(fā)展

“通財鬻貨”是商人的本業(yè),但在很長時期商人的社會地位低下,古代的帶貨和商品熱銷,往往有士人、官員、詩人、畫家甚至帝王帶動的。至于所推銷的貨物多種多樣,不只是商品,也包括文章、時尚乃至人物。

商品推銷不出去古稱“不售”?!对?middot;邶風(fēng)·谷風(fēng)》:“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鄭玄注說“如賣物之不售。”人物的推銷也是一樣。女子進入婚年后未能及時把自己嫁出去也稱“不售”,戰(zhàn)國時期齊國有無鹽丑女鐘離春,“行年三十,無所容人,炫嫁不售”(《新序·雜事》)“炫嫁”,自我夸飾以求出嫁。無鹽女的“炫嫁”和袁紹的“坐作聲價”一樣,是通過自我夸飾帶貨于自己。他們二人最后都成功將自己推銷出去,無鹽女“售”于齊宣王成為王后,袁紹成為權(quán)傾一方的領(lǐng)袖人物。人們的出名走紅,有時是要靠自己,更多的是要靠諸如名人的“聲價”平臺推送。

名人帶貨的作用顯而易見,一些商人善于利用于此。伯樂是春秋時代秦國的相馬名家,一些駿馬經(jīng)過他的鑒別而成為著名的千里馬。有人打算出賣自己的駿馬,拉到早市上去賣,馬確實是寶馬,但接連三天都無人問津。賣馬人想讓伯樂給馬代言,他找到伯樂說:希望您到攤位上看看我的馬,您不用說什么,只需“還而視之,去而顧之”就可以,我付給您一天的集市買賣收入。伯樂允諾,轉(zhuǎn)天去了市場后,圍著賣馬人的馬轉(zhuǎn)了幾個圈,臨走時又似不舍的回頭看了幾眼。伯樂只是“視之”“顧之”了一下,賣馬人的馬價立刻價增十倍。(《戰(zhàn)國策·燕策》)

有的名人也樂于主動為普通人帶貨,帶有助貧的善意,謝安、王羲之助力家鄉(xiāng)納涼扇的產(chǎn)銷就是如此。謝安年少有盛名,風(fēng)度優(yōu)雅,其所行止受到士族的追捧。有一同鄉(xiāng)罷職返鄉(xiāng)前拜訪謝安,謝安問他有無盤纏,鄉(xiāng)人說“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于是謝安乃取其蒲葵扇不時把持,由是京師士庶競相模仿,滯銷的蒲葵扇“價增數(shù)倍,旬月無賣。”(《世說新語》注引《續(xù)晉陽秋》)與謝安亦師亦友的王羲之,也有助人賣扇的佳話。“舊說羲之罷會稽,住蕺山下,旦見一老姥,把十許六角竹扇出市。王聊問:‘此欲貨耶一枚幾錢。’答云:‘二十許。’右軍取筆書扇,扇五字。姥大悵,惋云:‘老舉家朝飧,唯仰于此,云何書壞’王答云:‘無所損,但道是王右軍書,字請一百。’既入市,人競市之。后數(shù)日,復(fù)以數(shù)十扇來詣?wù)埜鼤?,王笑而不答?rdquo;(張懷瑾《書斷》卷二)王羲之為老嫗的扇子題字,并將自己的名號也授權(quán)給她,一把扇子的價格一下子從二十錢飆升到一百二十錢,增值五倍。另外,從老嫗悵云“云何書壞”、王羲之回說“無所損”看,此時民間納涼的竹扇都是無字扇,王羲之題字于扇面,在竹扇的經(jīng)濟價值上提升了它的藝術(shù)品味。王羲之之前的扇子也有繪有書畫的,但多是在昂貴的絲帛扇上繪畫作賦,為貴族所用。從文獻上看,在竹扇上作畫的有東漢張衡的《扇賦》“采茲竹以成扇,乃畫象而造儀”,而在廉價的竹扇上題字書法的,王羲之是首倡者。六朝是我國藝術(shù)史上自覺的時代,王謝為江南第一等的士族,他們的消費舉止也影響了庶民生活方式品味的提升。

“洛陽紙貴”:紙張的推廣與去奢尚簡

《三都賦》的出名,是由皇甫謐等名流推出了文壇新人左思,帶火了他的文章,繼而也使得紙張大銷。我們知道,西漢出現(xiàn)的早期紙還比較粗糙,主要用作包裝物品等用,并不適合文字的書寫,經(jīng)過蔡倫改造的紙張已經(jīng)可以用作書寫了,但一直到兩晉時代,依然是紙與簡帛書寫并行,廉價植物纖維紙并沒有得到貴族們的認(rèn)可,他們?nèi)匀皇褂冒嘿F的縑帛或笨重的簡牘作書寫的載體。書寫紙從東漢中期開始使用,到東晉年間成為書寫的主要載體,前后之間的左思《三都賦》造成“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狀況,廉價的植物纖維紙得到了貴族們的認(rèn)可,這在紙張使用的歷史上無疑是一個重要轉(zhuǎn)變時段,人們對植物纖維紙制品的重視和普及,左思《三都賦》帶來的影響不可忽視。

魏晉南北朝是士族社會,士族們講究穿著、儀容、氣度、文學(xué)、語言和美食,其起居飲食的生活方式受到人們的關(guān)注,也極大地影響著當(dāng)時的社會消費風(fēng)氣。就衣食來說,司徒何曾每日飯菜就要花掉一萬錢,還常發(fā)牢騷說:這簡直沒有讓人可下筷子的地方!他的兒子何劭驕奢高傲,頗具父風(fēng)。“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晉書·何曾傳》)石崇與王愷斗富,“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 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晉書·石崇傳》)石、王斗富的紫絲布和五彩的錦都是昂貴的絲織品。西晉的士族貴族生活奢侈,炫富之風(fēng)盛行,敗壞社會風(fēng)氣,以致很快敗亡。晉室南渡后,瑯玡士族司徒王導(dǎo)要改變以往奢侈之風(fēng),首先從帶貨綀布開始。綀是一種粗麻織物,平日多為庶民所用。當(dāng)時國庫帑幣空竭,唯有租調(diào)收上來的綀布數(shù)千端,但“鬻之不售”,賣不出好價錢。王導(dǎo)用綀布制成單衣,每日上朝不時穿用,“于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綀遂踴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晉書·王導(dǎo)傳》)王導(dǎo)作為士族領(lǐng)袖帶頭穿粗麻的綀布單衣,既解決了國庫帑幣的枯竭問題,又改變以往士族穿衣上的奢侈之風(fēng),同時也提高了綀布的價格,增加了織布庶民的收入。

“換將胡物過東來”:古人的域外購

歷史上的海外交易和帶貨也可稱為“域外購”。域外購源于古代絲綢之路的開通,博望侯張騫出使西域開啟其先河。“漢家西域是誰開?博望功成事可哀。斷送壯夫知幾許,換將胡物過東來。”(鄭文康《平橋稿》卷三《讀張騫傳》)明人鄭文康的詠史詩有些過于哀愁,但將古人域外購的艱辛歷程還是充分表現(xiàn)了出來。“換將胡物過東來”,自張騫開通西域絲綢之路后,通過這條通道,中國向西域和中亞等國出售絲綢、茶葉、漆器、鐵器等產(chǎn)品,同時也從西亞和中亞域外國家引進多種“胡物”,其中帶回的蔬果尤其多,有蒲陶(葡萄)、苜蓿、胡桃(核桃)、安石榴(石榴)、胡蘿卜等,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飲食生活。域外購也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方式,東漢末“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續(xù)漢書志·五行》),魏晉以后胡式家具的盛行,都與張騫開通絲綢之路后域外商品的交易和流入有很大的關(guān)系。

域外購是雙向的,不只是中國的使臣、商人去域外交易和海淘,也有域外的使臣、商人來中國采購帶貨。《馬可波羅游記》記載了元大都繁華的貿(mào)易情景和海外來華淘貨忙碌的商人。馬可波羅在“雄偉富麗的京師城”一章中寫到:“在廣場的對面,有一條大運河與大街的方向平行。這里的近岸處有許多石頭建筑的大貨棧,這些貨棧是為那些攜帶貨物從印度和其它地方來的商人而準(zhǔn)備的。從市場角度看,這些廣場的位置十分利于交易,每個市場在一星期的三天中,都有四、五萬人來趕集。所有你能想到的商品,在市場上都有銷售。”

古代的“帶貨”一詞已蛻變成現(xiàn)代的網(wǎng)絡(luò)用語。除了營銷平臺有著時代的差異外,其中帶貨之道古今相差無多。“帶貨”雖然是商業(yè)行為,但在古代其主體并不是商人,而是由“聲價”高的文人、官員等為主,他們影響力廣,名人效應(yīng)的影響力也大。古代名人的帶貨,有的助力于家鄉(xiāng)經(jīng)濟的發(fā)展,同時也影響著人們的消費生活和社會風(fēng)氣的變化。有的古人帶貨也帶來一些問題,容易出現(xiàn)大眾盲從性的跟風(fēng)消費。明人劉基有《賣柑者言》諷喻文,講杭州一賣柑者的柑橘,其皮玉質(zhì)而金色,其瓤則若敗絮,但在市場上卻“賈十倍,人爭鬻之”;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將炫外以惑愚瞽也”。或許這也道出了古代帶貨的弊端。

(作者為南開大學(xué)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

責(zé)編/李一丹    美編/楊玲玲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chuàng)內(nèi)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zhuǎn)載請回復(fù)本微信號獲得授權(quán),轉(zhuǎn)載時務(wù)必標(biāo)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zé)任。

[責(zé)任編輯: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