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經濟和金融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資者的心理和情緒所驅動的，容易成為國際認知戰(zhàn)的主戰(zhàn)場。當下的經濟認知戰(zhàn)以精準的受眾洞察為基礎，注重情感引導，訴諸于虛假信息投放，不僅關注短期的戰(zhàn)略目標和戰(zhàn)術行動，還注重對目標群體的認知結構和價值觀念的長期改變，特別重視通過“全社會模式”操縱輿論，以實現對社會群體認知和行為的引導，表現出典型的混合戰(zhàn)傾向。經濟認知戰(zhàn)不僅影響經濟發(fā)展，還會對國際政治產生負面連鎖效應，有針對性地應對經濟認知戰(zhàn)，需要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和輿論等多種手段，以及持續(xù)的努力和各個領域的協(xié)同合作。
【關鍵詞】經濟認知戰(zhàn) 虛假信息 國際傳播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和國際關系格局的變化，各國之間的政治競爭愈發(fā)激烈。有的西方國家為了避免霸權旁落，傾向于采取沖突和對抗的形式來維護自身地位。在這種錯綜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下，傳統(tǒng)的和平與戰(zhàn)爭二分法已經不能有效描述和解釋現實的國際競爭狀態(tài)。因此，有學者提出了“灰色地帶”概念，即“沒有發(fā)生常規(guī)戰(zhàn)爭，但是存在比正常國家之間外交更激烈和強度更高的政治、經濟、信息和軍事競爭”①。隨著“灰色地帶”理論的傳播，認知戰(zhàn)成為國際博弈的一種主要形式。認知戰(zhàn)是指利用信息、宣傳和心理操作等手段，以影響、塑造和控制他人的認知、態(tài)度和行為為目的的一種戰(zhàn)略性行動。認知戰(zhàn)通過操縱信息和輿論，以改變目標受眾的思維方式、觀點和行為，從而實現自身政治、經濟、軍事等利益的最大化。認知戰(zhàn)的手段和方式多種多樣，其核心是操縱信息，包括發(fā)布虛假信息、歪曲事實以及渲染事件等手段，通過輿論操縱和輿論滲透等手段，塑造公眾的觀點和態(tài)度，制造有利于自身的輿論環(huán)境，以達到影響目標受眾認知的目的。例如，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針對中國惡意炮制出“經濟見頂論”“經濟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等錯誤論調；2024年以來，美國一些政客和媒體又拋出中國新能源“產業(yè)政策扭曲全球市場”“產能過剩導致不公平競爭”等錯誤論調。②這正是一些西方國家通過認知戰(zhàn)對中國經濟進行打壓的典型體現。
隨著信息技術的發(fā)展，認知戰(zhàn)越來越倚重于技術手段，以實現信息操縱和輿論影響的目的。另外，認知戰(zhàn)通常具有隱蔽性和非對稱性，即實施者往往采取隱蔽的手段進行操縱和干預，而目標受眾往往不易察覺和防范。經濟和金融領域是國家競爭的關鍵領域。通過在這些領域進行認知戰(zhàn)，國家或非國家行為體就可以無需使用傳統(tǒng)的軍事力量而達到削弱對手、增強自身影響力的目的。例如，通過操縱對某國經濟狀況的看法，就可以影響該國的信用評級和國際投資流向，進而影響目標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因此，認知戰(zhàn)不僅應用在國際政治舞臺上，也常應用于國際經濟與金融等領域。
經濟認知戰(zhàn)的參與主體
認知戰(zhàn)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包括不同的傳播形態(tài)、不同的文本形式、不同的媒介行為、不同的傳播平臺以及不同的參與主體，涉及到多方主體，包括國家行為體、政治團體、私營企業(yè)、媒體機構以及個體傳播者等。
國家行為體是指國際輿論場上參與制造并傳播信息的政府機構或政要，其背后一般由國家權力背書。有的國家行為體會通過官方媒體、秘密運作的網絡宣傳機構，甚至與他國的極端組織合作，來制造和散布虛假信息，推進自己的地緣政治目標、干預外國選舉或破壞國際合作。有研究認為，當前的絕大多數平臺已經被西方國家所掌控，這使得平臺成為新興的“權力經紀人（power broker）”。這意味著國家行為體等幕后力量通過控制平臺這一全球流量接入口可以實現新的霸權主義，進而加劇全球范圍內的不平等。
有的政治團體和利益集團也會制造和利用虛假信息來影響公眾意見、抹黑對手或推動特定議程。這些團體利用其網絡和資源有針對性地傳播虛假信息，以獲得最大的政治利益。例如，社交平臺X（原推特）上一些知名政客、演員、專家、評論員成為了垂直領域的“意見領袖”，通過“轉發(fā)”和“引用”他人的信息來完成跨越社群的傳播。由于“意見領袖”本身的專業(yè)性和權威性，當虛假信息被“意見領袖”傳播后，其影響力會實現指數級的增長。例如，美國前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利用其政治身份頻繁在社交平臺X（原推特）上轉發(fā)大量涉華虛假信息，對中國進行肆意污蔑。在美國的“偽草根運動”中，部分新聞媒體的記者也成為涉華虛假信息傳播的關鍵節(jié)點。
國際媒體尤其是財經媒體，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領域扮演著輿論引導、信息解讀、政策影響和思想交流等多重角色，對全球經濟的發(fā)展和運行發(fā)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財經媒體的報道和評論能夠對投資者和市場參與者的情緒和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其言論和觀點可以影響市場的預期和走勢，進而影響資本流動、股價波動等。當受政治與商業(yè)利益影響時，個別媒體也會加入到認知戰(zhàn)的序列之中。
有的私營企業(yè)在認知戰(zhàn)中有多重角色。一方面，有的廣告公司和營銷機構為客戶設計和執(zhí)行傳播策略，以實現商業(yè)利益，充當服務國家的“戰(zhàn)爭木偶”。另一方面，有的私營企業(yè)也會自發(fā)生產、制造虛假信息，以達成某種經濟目的。例如，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馬其頓青年”（Macedonian Teenagers）組織頻繁發(fā)布支持特朗普的相關假新聞，就是受到商業(yè)利益驅使。該組織無意左右公眾的意識形態(tài)，僅僅只是為了依靠虛假信息傳播的感染力獲取公眾的注意力，并提升自身的影響力，以謀求商業(yè)利潤。另外，也有私營企業(yè)將社交機器人的開發(fā)、設計、運維作為主要業(yè)務。嚴格意義上說，社交機器人也是社交媒體平臺中操縱輿論的關鍵主體，是我們常說的“網絡水軍”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領域，還有一些值得特別關注的主體。例如，信用評級機構最主要的功能是提供信用評級服務，目標對象包括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公司債務評級以及金融機構的信用評級。這種信用評級是市場參與者判斷借款人償還債務能力的重要依據，對借款成本和投資決策產生直接影響，通常被視為對被評級實體財務健康和風險水平的權威判斷，對提升金融市場的透明度和運作效率具有積極影響。但這些信用評級機構也可能在特殊情況下參與到經濟認知戰(zhàn)之中。例如，信用評級機構會通過發(fā)布評級報告和評論，對特定國家、企業(yè)或金融產品進行評價，并對其未來發(fā)展和風險進行分析，影響市場參與者的投資決策和市場預期，從而影響經濟運行和輿論走向。此外，信用評級機構也可以通過在媒體上發(fā)表觀點或提供專訪等方式參與輿論引導，影響公眾和投資者對特定經濟問題或事件的認知和看法。
經濟認知戰(zhàn)的主要策略
當下的認知戰(zhàn)已經高度精準化、智能化，呈現出典型的數據驅動特點。隨著數字技術、移動互聯(lián)網和智能算法等技術的迅猛發(fā)展，以及用戶群體和用戶需求的多樣化和細分化，實現內容與用戶的精準匹配才能增強用戶黏性、提升傳播效果。各類傳播主體利用大數據分析等技術，準確刻畫用戶群像，深度把握用戶特點，根據不同的用戶群體制定有針對性的傳播策略日趨成為潮流。在此背景下，具有人工智能傾向的算法迅速滲透進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各個層面，并表現出強大的威力。認知戰(zhàn)活動也強化利用相關技術，從收集個體用戶的行為和觀點偏好開始，找到目標用戶群體，再進行受眾洞察。
在具體實踐中，受眾洞察的工作一般包括八個步驟。第一，利用數據分析工具追蹤受眾在線行為，包括點擊率、瀏覽路徑、頁面停留時間等，以洞察受眾對不同內容的興趣和偏好。第二，分析社交媒體活動，通過評論、點贊、分享等互動行為，了解受眾對某些話題或信息的情感反應和態(tài)度傾向。第三，應用自然語言處理（NLP）進行主題分析，識別受眾討論的核心話題和關鍵詞，揭示受眾關注的焦點和興趣點。第四，結合心理學和社會學理論，研究受眾的認知偏差、群體影響、文化背景等因素對信息處理的影響機制。第五，進行問卷調查、深度訪談或焦點小組討論，收集受眾的直接反饋，以深入了解他們的認知過程和信息需求。第六，分析受眾在社交網絡中的互動模式和影響力結構，識別“關鍵意見領袖”，了解他們如何影響其他受眾成員。第七，運用A/B測試等實驗方法，對比不同信息呈現方式（如不同的消息框架、視覺設計、敘事手法）對受眾認知和行為反應的影響，找出最有效的傳播策略。第八，利用機器學習技術對受眾數據進行分析，建立預測模型，預測受眾對特定信息的反應以及可能出現的行為變化，識別受眾行為和認知模式中的規(guī)律和趨勢，用于指導開展宣傳活動。
當下的認知戰(zhàn)還特別重視情感策略的應用。隨著數字媒介的興起，信息傳播呈現出碎片化、多模態(tài)的傳播方式，傳播效果由算法推送主導③。這種趨勢導致認知戰(zhàn)更加注重“情感引導”，而不僅僅是傳統(tǒng)的“信息傳播”和“觀點傳播”。情感在社交網絡平臺傳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具體而言，社交媒體為情感的跨地域、跨群體和跨文化的即時傳播提供了可能，助推網絡社群形成情感共同體，這就為焦點事件的傳播提供了情感驅動力。在經濟認知戰(zhàn)中，情感動員也是一種強有力的策略，它通過觸動情感來影響人們的經濟行為和決策。例如，通過散布可能導致經濟不確定性的信息，如經濟衰退、高失業(yè)率、貨幣貶值等，可以激發(fā)公眾的恐懼情緒和不安全感。這種情緒的操縱意在促使人們減少消費和投資，轉而增加儲蓄，從而影響整體經濟活力和市場表現。通過激發(fā)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情緒，可以影響公眾對特定經濟政策的支持態(tài)度，如對外貿或外資的限制，進而影響國家間的經濟合作關系。此外，情感動員還可以通過影響個人對經濟前景的感知來促進或抑制投資行為。例如，通過強調風險和挑戰(zhàn)，可以使投資者撤出或避免投資某些市場或資產。在社交平臺中，以焦慮、憤怒等為情感內核的內容更容易獲得流量，并通過轉發(fā)、評論、點贊等傳播行為進行群體表征，從而構建情感共同體。這種以情感為核心的共同體形式是“想象的共同體”基于社交媒體平臺出現的一個新趨勢。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馬費索利提出了“情感部落”④的概念，“部落”成為情感共同體的隱喻。在經濟認知戰(zhàn)中，情感的共同體在形成“意見氣候”的過程中作用更大。在這樣的共同體中，群體內部的信息循環(huán)造成了一種共鳴效應，群體成員不斷接收和傳播彼此認同的信息，強化了集體的一致性和內聚力，同時排斥不同或對立的觀點，容易導致網絡群體性行動，對經濟金融造成沖擊。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領域，為了造成嚴重的擾動，影響市場的穩(wěn)定性和投資者的決策，在經濟認知戰(zhàn)中還會常常投放大量的虛假信息。從已有案例來看，這些虛假信息的類型多樣，投放時機精準，造成了明顯的市場風險。第一，投放影響市場情緒的信息。這種類型的虛假信息旨在直接影響金融市場，如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貨幣市場。這種虛假信息的制造者會散布關于公司收益、重大合同、管理層變動或企業(yè)并購的虛假消息，以操縱股價或市場走向。第二，捏造關于經濟數據和經濟指標的虛假信息，包括對經濟增長數據、就業(yè)率及通貨膨脹率等關鍵經濟指標的虛假報道。這些數據通常對政策制定、投資決策和市場預期有重大影響，會誤導政策制定者和投資者，導致制定錯誤的經濟政策或投資失誤。例如，2024年2月，美國《新聞周刊》刊發(fā)題為《數據顯示：中國經濟低迷嚇跑外國投資者》的文章其實就是曲解了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數據⑤。第三，進行虛假的政策宣傳，即虛假宣稱某國政府即將改變財政政策或貨幣政策，如稅率調整、利率變動等，主要用來影響匯率、國債收益率和跨國投資流向。第四，肆意調整信用和評級，包括虛假的信用評級或錯誤的風險評估信息，通常用來影響債券市場和貸款市場。例如，國際評級機構惠譽頻頻對中國“下手”，先是下調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接著又下調中國六大國有銀行信用評級展望。但實際上在全球信用評級產業(yè)中，包括惠譽在內的三大評級機構與資本市場關系密切，難以客觀、科學評估信用風險，常常出現評級失誤，甚至在很多時候反而成了危機的“催化劑”⑥。
經濟認知戰(zhàn)的組織模式
在國際經濟與金融領域中，認知戰(zhàn)不是由單個主體或行動組成，而是由多個相互關聯(lián)的結構、機構和行為模式在全球系統(tǒng)中相互作用的結果，由此增強了其隱蔽性、“合法性”與影響力。從目前來看，個別國家和地區(qū)已經在認知戰(zhàn)中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全社會模式”。所謂“全社會模式”指的是跳出“政府—社會”二分對立的思維，將社會相關組織動員起來，充分利用各自的資源和優(yōu)勢實現協(xié)同增效，使戰(zhàn)略議題表現出多邊性、多層次性、非對稱性和主動性等特征。從特征來看，這種模式不僅限于傳統(tǒng)的外交或政府信息部門，還包括政府機構、私營部門、學術界、媒體、社會組織以及廣泛的社會個體等，形成一個跨部門的傳播網絡。更重要的是，“全社會模式”能夠根據不同的情境和需求調整傳播策略。另外，盡管參與者眾多，但該模式強調在認知戰(zhàn)中維持信息的一致性和目標的統(tǒng)一，能夠提供有效的協(xié)調機制來確保所有信息和活動都有助于實現相應的戰(zhàn)略目標。近年來，美國在烏克蘭危機、日本核廢水排海等事項上，持續(xù)采用“全社會模式”，發(fā)揮異質性多方主體的協(xié)同效應，產生了廣泛的戰(zhàn)略影響。
基于對認知戰(zhàn)的時序分析可以發(fā)現，不同類型主體間的議程設置遵循著“政要—組織—媒體—公眾”的“級聯(lián)活化”機制，智庫、社會組織等“第三方”充當信息源，經由媒體披露，接著媒體與政治人物跟進擴散、設置議程，而學術人物、智庫等社會組織再出來做權威背書。例如，所謂的“中國經濟見頂論”的議題建構過程就是“多方協(xié)同”的結果。在這場由新聞媒體、政要、基金會、資本投資集團、民調機構、“事實”核查機構、知名高校、智庫、網絡大V以及社交機器人參與所形成的接力式傳播中，不僅讓所謂的“中國經濟見頂論”議題能夠增加可見性，而且還使得議題得以滾雪球般傳播，營造出一種已成為所謂“群體共識”的“意見氣候”，實現了“真實性”與“可信度”的持續(xù)增值，形成了強大的信息繭房效應。
除了“級聯(lián)活化”模式外，還存在以大量網民自組織式的傳播行為為表征的“偽草根行動”，呈現從公眾到政要和媒體的“逆向級聯(lián)活化”模式。“偽草根行動”是一種宣傳策略，通常在社交媒體上通過虛構的個人或組織，以草根民意的形式傳播特定信息，影響公眾輿論或制造某種情緒。這種行動常常組織大量的社交機器人模仿真實用戶的行為，制造虛假的社交媒體活動。經濟認知戰(zhàn)也常利用這種“偽草根行動”進行擴散與“主流化”。在其協(xié)同轉發(fā)網絡中，不僅有社交機器人參與，而且還被更廣泛的邊緣社區(qū)所接受，使得相關信息不僅提升了“可見性”，還強化了“真實性”，認知戰(zhàn)中傳播的虛假信息不僅被機器人或其他不實賬戶傳播，而且真實的、甚至權威的用戶也參與了傳播活動，由此就可以利用“逆向級聯(lián)活化”模式來強化其社會影響。
應對經濟認知戰(zhàn)的策略方向
綜合來看，目前的經濟認知戰(zhàn)以數據和算法技術為手段，以社交媒體為主要實施平臺，通過精準的信息投送，旨在破壞民眾對經濟政策的信任，干擾經濟發(fā)展信心，影響經濟發(fā)展預期，成為一種新型的、隱蔽且有效的影響經濟形勢與未來發(fā)展的力量。特別值得警惕的是，經濟認知戰(zhàn)在給經濟霸權國家?guī)砟承?zhàn)略優(yōu)勢的同時，也會產生多種負面影響，而且這些負面影響不僅牽涉到經濟層面，還會對國際政治產生連鎖效應。
從宏觀層面來看，經濟認知戰(zhàn)主要用來維護和加強現有的經濟利益結構，使得經濟霸權國家得以繼續(xù)積累財富，而其他國家的發(fā)展機會則會受到限制。這種不平等在全球和國家內部層面上持續(xù)加劇，導致社會不穩(wěn)定和持續(xù)的政治緊張。從微觀層面來看，通過信息操縱和認知戰(zhàn)策略影響市場參與者的行為，會導致資本、勞動力和其他資源的低效率配置。例如，基于誤導性信息作出的投資決策會引起資產泡沫或不必要的經濟恐慌，這些都是資源錯配的體現。當國家基于被操縱的誤導性信息采取行動時，會錯誤解讀其他國家的意圖，導致不必要的對抗或貿易摩擦，引發(fā)或加劇國家間的矛盾和沖突。個別國家不斷策動認知戰(zhàn)活動，來維系并強化其霸權，可能會造成國際局勢的動蕩不安和經濟領域的混亂，損害的其實是整個國際社會的利益。應對經濟領域的認知戰(zhàn)帶來的挑戰(zhàn)，則是一項復雜而系統(tǒng)的任務，需要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和輿論等多種手段，以及持續(xù)的努力和各個領域的協(xié)同合作。
一方面，破解經濟認知戰(zhàn)的核心是要清醒認識到經濟領域中某些國家存在的話語霸權，并推進經濟話語權在全球的公平分配。話語霸權指的是某個群體、文化或國家在話語實踐中濫用其主導地位，控制和影響國際公共議程、價值觀念、文化標準和政策決策來維持其優(yōu)勢地位的現象。隨著社交媒體的發(fā)展，一些國家話語霸權得以進一步固化甚至強化，針對特定國家和地區(qū)來進行認知塑造的能力也大大提升。具體而言，美國及其主導的主要國際經濟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在全球經濟政策的制定中扮演著核心角色。他們通過提出政策建議、制定國際規(guī)則和標準，以及決定重大經濟援助和金融救助方案，顯著影響全球經濟格局。特別是美國通過與其他國家簽署貿易協(xié)定、制定關稅政策和市場準入規(guī)則來塑造國際貿易體系，不僅影響著全球供應鏈的構建，還關系到全球經濟增長模式和方向的選擇。主要的金融中心（如紐約、倫敦）和大型金融機構對全球金融市場的運作方式、風險評估標準和資本流動也具有決定性影響。這些金融中心通過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其他金融產品，進行全球經濟的資金分配和風險管理。另外，美國因其貨幣作為全球貿易和金融交易的主要媒介，使其能夠在國際貿易、貨幣政策和金融市場中發(fā)揮重大影響。因此，從結構來看，國際經濟體系的基本結構傾向于鞏固和擴大已經存在的經濟力量差距。美國和其他主要經濟體通過控制國際金融機構及主要貿易機構的決策過程，就能夠設定全球經濟規(guī)則和標準，而這些規(guī)則和標準反映并服務于其利益。在這種形勢下，反擊包括認知戰(zhàn)在內的各種經濟霸凌行為的核心還是在于推進經濟話語權在全球的公平分配。
另一方面，需要強化經濟領域的事實核查，推動構建一個更加平衡和公正的全球經濟信息環(huán)境。經濟認知戰(zhàn)的出現反映了信息在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和影響力。通過控制信息的流通和掌握對信息的解釋權，一些國家能夠在人們不易察覺的情況下維護和拓展其全球影響力。這種策略的有效性依賴于廣泛的信息傳播網絡和高度發(fā)達的傳媒技術，以及公眾對信息的接受和響應方式。因此，國際社會需要共同努力，平衡不同國家之間的信息傳播，推動全球輿論對話的多樣化。例如，可以創(chuàng)建一個國際性的經濟信息核查網絡，專門負責核實和糾正經濟新聞和數據中的誤導性報道。這個網絡需要由多個國家的機構共同參與，以提高國際經濟報道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推動國際媒體提升透明度和建立責任追究制度，包括明確報道的資金來源、利益沖突和編輯獨立性。通過國際組織和社會組織監(jiān)督媒體，確保媒體報道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增強公眾對媒體報道的信任。總之，推動構建一個更加平衡和公正的全球經濟信息環(huán)境，不僅有助于提高國際經濟政策的質量，還能增強全球公眾對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理解和接受度，是提升各國經濟福祉的途徑，也是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的重要步驟。
（作者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教育部重大委托課題“中國特色新聞傳播學歷史演進與學科史研究”（項目批準號：2023JZDZ03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Votel J L, Cleveland C T, Connett C T, et al. Unconventional warfare in the gray zone. Joint Forces Quarterly, 2016, 80(1): 101-109.
②新華社記者：《中國新能源“產能過剩論”有悖事實與常理——來自“中國經濟圓桌會”的觀察》，《人民日報》，2024年5月21日。
③史安斌：《“圖文信息戰(zhàn)”正向“算法認知戰(zhàn)”迭代》，《環(huán)球時報》，2022年3月8日。
④Maffesoli, M. & Charles, R. F., “Jeux De Masques: Postmodern Tribalism,” Design Issues, vol. 4, no. 1/2, 1988, pp. 141–51.
⑤https://www.newsweek.com/china-economic-gloom-scares-away-foreign-investors-data-shows-1873785
⑥ 《公平還是工具？——美國國際評級機構與全球“評級霸權”》，《北京日報》，2024年4月29日。
責編/謝帥 美編/王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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