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 徐剛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荷馬史詩《伊利亞特》中曾經指出過一條亙古未變的規(guī)律，那就是“世代如落葉”。在《伊利亞特》的第六卷，原文如此：“豪邁的狄俄墨得斯，你何必問我的家世？正如樹葉榮枯，人類的世代也如此。秋風將枯葉灑落一地，春天來到，林中又會滋發(fā)許多新的綠葉。人類也是如此，一代出生一代凋零。”個中既有作為有限生命與必死者的人在“檻外長江空自流”的歷史時間長河推移面前的無奈和悲涼，又有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之后醉臥席間目光越過癱軟如爛泥的眾人、掃過殘羹剩炙杯盤狼藉的“世事皆枉然”的冷漠與寂寥，更有一種千古百代之下“得失寸心知”、“圣朝兼盜賊，異俗更喧卑。郁郁星辰劍，蒼蒼云雨池”的釋然與惆悵。
北京人民出版社“新編歷史小叢書”中的《周公》一書就如此把讀者帶入了我們文明漫長的演化史的早期，而且是一個關鍵期。這個時期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事實上型塑了之后整個中華文明的形態(tài)。
但正如古典時代的詩人所寫的詩句所言，“世代如落葉”，一個文明宛如生命，有它核心的盛期，自然也有漫長的衰變和退化時期。周公所留下的那些奠基性原則固然對日后的數千年歷史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它本身也不斷被削減、異化、重塑，因為它所賴以存在的那一整個周人的文明、制度、組織機器與風習實際上早就被另一套新事物，也就是秦以后的新原則取代了。而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則是在那個變體之上無數次的再涂抹之后又被其他更復雜的事物取代的新的社會實體。曾經廣泛有效的原則不斷在新的文明演化語境里失效，追隨作者的考辨和敘述去領悟史籍深處的滄桑，人會感受到振奮、鼓蕩，也會生出惋惜、嗟嘆。
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十分易讀，但信息量也是巨大的。它不同于既有的各種歷史教材敘事或通常見到的歷史書，在堅實的金石銘文證據解讀和豐富的中外史學相關文獻索引基礎上，簡明扼要地敘述了西周不僅僅是一個朝代，而是一種文明或者說文化制度模式，由此追溯這種文明或制度模式的“建國史”，而在這之中漸漸浮現(xiàn)的則是周公這個人作為“立法者”的關鍵角色。換言之，周公這個人的出現(xiàn)本身就是一個很偶然甚至帶有神秘宿命色彩的事件，有他或沒有他的差別太大了，這直接影響了之后幾千年的走向。
十分有趣的是，周公二次克商時在山東半島南部和北部兩場戰(zhàn)爭中擊敗征服的東夷部族中，有兩個大族分別就是熊姓和嬴姓，而這眾所周知，正是后來楚、秦兩國的王族。這個信息過去流傳得不廣，但很有意思也很關鍵。這可能意味著后來的千年帝制所賴以維系的那些因素，尤其是那些同周人在一開始封邦建國時由周公所奠基的那些法則相悖的因素，在東亞特定的環(huán)境土壤中極有可能屬于蠻族。
經歷了西周末期的混亂和東遷，再經歷了春秋時代漫長的權勢轉移，直到戰(zhàn)國時代劇烈的權勢轉移，作為征服者的周人在漫長的定居生活中逐漸腐化、喪失武德后，就衰變退化成新的戰(zhàn)敗者了。換言之，周秦之變或許意味著這個民族的文明在極早期就呈現(xiàn)了后來崖山之變、明清鼎革這類一再復現(xiàn)的演化特征，沒有太新的東西：在周的衰落之際，不論是秦還是楚都意味著沒有其他選項，一個走向大一統(tǒng)的前所未有的郡縣制帝國是當時的文明演化方向。這其實就是曾經的征服者在文明衰變、失去武德后再次成為過去他們的蠻族強敵（也是戰(zhàn)敗者）的戰(zhàn)敗者。
所以確實可以說，商是一個時代，周是一個新時代，秦以降則是另一個更嶄新的時代。在這些世代的播遷中，不斷有新的支配性力量取代舊的支配性力量，但這未必意味著新的力量就一定總是文明的、先進的。歷史的季風從來都是從各個方向吹，正因為是季風，也就總有反復：一再出現(xiàn)被征服者重新征服那些曾經充滿活力的征服者。從這種意義上看，文明與野蠻的爭戰(zhàn)從未終結。
周人事實上沒有留下文化上的后代，盡管儒家尊奉孔子以及孔子所追慕的周公，但隨著儒學自身在帝制之下的演變，它所秉持的原則早已與周公的立法精神大大不同，甚至可以說面目全非了。而當初蠻族的后代在后來的數千年中則枝繁葉茂。這件事本身無需評價，一切后來的戲碼都早就預演過了，這對于一個文明而言可能才是真正的殘酷，仿佛在這個文明的童年期就已經有一種宿命感存在著、籠罩著。
放在如此長的長河里看，周人八百年的傳統(tǒng)或許很難說是一種傳統(tǒng)，因為傳統(tǒng)意味著強大的、根深蒂固并且能夠形成規(guī)范性力量的特質。或許周人的文明只是漫長主流中一次宛若天啟般的異數而已，相比起曾經被它征服而又在幾百年后重新集結起來的東夷蠻族那個綿延不息的傳統(tǒng)來說，周公所為之立法的文明及其原則依然也是林中一歲一榮枯的枝葉，它或許在等待著新的季節(jié)到來后再次萌發(fā)、抽芽。
（原標題：文明的演化如季節(jié)般隨風飄逝）
作者 李澤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