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代官員的收入來源，大致包括以下兩部分：一是以俸給、津貼為主的正常收入；二是以賞賚、節(jié)錢、羨余為主的額外收入。一般認知中，一入仕途即可致富發(fā)家，其實并未盡然。明代官員的家庭生計，高下、貧富不一，不可一概而論。同為讀書仕進的官員，實則有熱官與冷官、富官與貧官、貪官與清官之別，收入與生活水平各不相同。無論是窮官、冷官，還是清官，明代官員的家庭生計，僅可稱之為“清貧”，與普通民眾之“貧困”存在著不小的差異。
【關鍵詞】明代 官員 收入 家庭生計 【中圖分類號】K24 【文獻標識碼】A
在現(xiàn)實想象與歷史真實之間，通常存在著不小的認識差距。這源于歷史真實的復雜性。就官員收入與家庭生計而論，現(xiàn)實的想象時常會被兩種程式化的文學與歷史記憶所左右：一是唐代詩人白居易所詠的“朱門酒肉臭”，認為讀書人一旦為官，自然收入豐厚，生活富足；二是歷史記載所言的“田連阡陌”“雕梁畫棟”，斷定做官者必然家中富有田產，廣有宅第。這或許道出了部分官員家庭生計的真實，卻因語言的文學化與程式化，而難以反映歷史真實的全貌。以明代官員收入與家庭生計為例，其間也是高下、貧富不一，不可一概而論。換言之，雖均為讀書仕進的官員，卻有熱官與冷官、富官與貧官、貪官與清官之別，收入與生活水平各不相同。本文借助于官員收入構成的系統(tǒng)剖析，旨在對明代官員的家庭生計、生活水平加以初步的蠡測。
收入構成：官員家庭的生計來源
明代官員的收入構成，大致分為以下兩大類：一是正常收入，以俸給為主；二是額外收入，包括正常的額外收入，以及灰色收入、黑色收入。
明代官員俸給，分為本色、折色兩種支取。本色支取的俸給，又可分為三種：一是“月米”，大致為每位官員每月支取1石。這是官員每月生活的基本保障。二是“折絹米”，即以絹折米，官員俸給每年有2個月支取的是折絹米，通常為絹1匹，折銀7錢。三是“折銀米”，即以銀折米，每年有10個月支取的是折銀米。明代官員祿米俸鈔之數(shù)，最初確定于洪武十三年（1380）。至洪武二十五年，又重新更定官祿，從正一品每年的俸給米1044石，一直到從九品每年的俸米60石，隨之成為一代定制。
明代官俸之薄，堪稱歷代之最。從俸薪來看，明代與唐及五代相比，顯然低了許多。據(jù)于慎行《谷山筆麈》一書的考察，明代宰相（即內閣大學士）的月俸，還不能達到五代北漢時的一半，與唐代相較，更是相差甚遠。內閣大學士的官俸尚且如此之薄，至于那些下層官員的俸薪就更顯低薄。據(jù)呂坤《呻吟語》記載，倉官每月的俸糧，只有1石；驛丞的俸金，一年也只有7兩銀子。如此低薄的官俸，甚至不如普通的衙門服役人員的工食銀，難免導致這些下層官員出現(xiàn)“不足供饔飱”的生活窘況。
明朝廷為了讓官員維持還算體面的生活，只好在常俸之外，給官員一些額外的津貼。盡管在明代尚無“養(yǎng)廉銀”之說，但這些津貼目的還是為了讓地方官員“養(yǎng)廉”。明代官員津貼，主要有以下三項：一是差旅津貼，包括官員上任時的“道里費”，地方官員朝覲時的“盤費”。“道里費”的多少及其等次，大致為知府50兩銀子，知州35兩銀子，知縣30兩銀子。地方朝覲官員的“盤費”，道途遠的多達100兩銀子，近的則為50兩—60兩銀子。二是柴薪銀。這項“柴薪銀”津貼，實際上往往多于官員的月俸。如萬歷二十一年（1593）九月二十八日，馮夢禎正好任職南京國子監(jiān)，就在這一天，他收到的月俸僅為1.78兩。至于“柴薪銀”，則收到了兩項，其中額定的柴薪銀為3.6兩，另外又有冬季柴薪銀加上閏月柴薪銀共計13兩余。三是“廩給銀”。如李樂任福建按察司僉事，照例每天有廩給銀3錢，每月合計9兩。
明代官員的額外收入，分為正常的額外收入與非正常的額外收入兩類。以正常的額外收入而論，明代官員大致可以獲得如下數(shù)種收入：一是來自朝廷各種名色的賜賚，尤其是在朝的大臣，所得賞賚則相對更多。二是賜給官員“節(jié)錢”，屬于官員過節(jié)時的補助性收入。這種節(jié)錢，又稱“公宴錢”。三是地方官員可以支取“馬夫銀”，類似于交通津貼。四是官員出差的廩給，相當于官員的出差津貼。五是官員得第出仕，可以從朝廷那兒獲取正當?shù)呐品汇y，并在他們的故鄉(xiāng)豎立牌坊。如唐順之在中進士后，曾按慣例從地方官府那兒獲取100兩銀子的牌坊銀。
明代官員非正常的額外收入，大致有以下兩種：其一，合法的額外收入。明代官員合法性的額外收入，大多來自官場交際性的收禮。如各省進京入賀的官員，全省府、州、縣均需要贈送“贐儀及長夫”，其數(shù)有時多達“三五百金”，亦即300兩—500兩銀子。其二，違法的額外收入。明代官員違法的額外收入，顯然相當豐厚，大抵已經占了明代官員收入的大宗。此類額外收入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貪賄而增加額外收入。按照明代的俗例，每當朝覲之年，地方知府、知縣以上官員，“必人輦一二千金入京，投送各衙門，及打點使費”。根據(jù)明末人陳子龍《安雅堂稿》卷十的估算，一個僅僅管轄百里的知縣，從布衣身份，直至官拜御史、給事中，所費最少大約也要數(shù)千兩銀子。這些無端的虧空，府、縣官員不可能自掏荷包，最后還是通過納賄等加以補齊。二是通過侵剋而增加額外收入。以宜興縣為例，據(jù)唐順之的揭示，地方百姓為了供奉縣官的飲食起居，“歲為金者以百計”，即每年將達100兩銀子。三是通過勒索、科斂而增加額外收入。根據(jù)成化十五年（1479）明憲宗所下圣旨的揭示，當時管理京城九門和通州各處抽分廠的內外官員，大多不遵法度，將那些原本不該抽稅的柴米等項物品，“一概擅自抽分，或差人四散當攔，巧取財物”。京城如此，地方也不例外。以陜西盩厔縣科派車輛、牛騾為例，每年科派的車輛多達三四百輛，折合成銀價，相當于一縣的均徭銀數(shù)。這些科派的銀兩，最后均落入知縣的私囊。
收入分析：官員家庭收入的特點
仔細分析明代官員的家庭收入狀況，大抵可以發(fā)現(xiàn)以下三個特點：一是官俸低薄，且呈整體下降之勢。明代官俸先是以鈔折米，繼而以布折鈔，最后又有折銀之例。正是因為官俸由本色改為折色，才使明代官俸與歷代相比，最顯低薄。尤其是在實際發(fā)放及支取的過程中，因為“國用浩繁”而導致國家財政收入減少，更使官吏俸給，“什樽節(jié)其六七，所得不給其所費”。當然，所謂官俸低薄，不過是相對而言。若是與普通人相比，官員的俸給收入，實則較為豐厚。譬如說一個兵部尚書，他的月俸高達60石，而一個士兵的月糧僅僅1石，亦即尚書的收入是士兵的60倍。
二是官員俸給因官品、地域而存在著一些高低差別。官員品級高，俸米高；品級低，俸米低。這是制度規(guī)定。尤其是一些得到皇帝寵幸的官員，更是因為兼職而支取數(shù)份俸祿。例如，洪熙元年（1425）正月，楊士奇在少傅、內閣大學士二職之外，再兼兵部尚書一職。明仁宗所下旨意規(guī)定，楊士奇可以兼支三份俸祿。后因楊士奇極力推辭，才改為支取兩份俸祿。此外，明代南北兩京官員的俸祿，同樣存在著一些差異，體現(xiàn)出北高南低的基本特點。例如，南京各部的主事，每月支米3石，而北京各部主事則可月支4.5石，且折俸亦不同。
三是官員的額外收入明顯高于基本收入。就官員收入來說，明代的官俸微薄，但額外收入很高。明代官員以“祿俸”為主的基本收入，與借助于“貪饕”而得的額外收入，兩者之間的比較，正如曹于忭所言，出仕做官之人，他們的祿俸“原自有限”，縱然“官至黃堂”，如此之高的官位，一年的俸薪也不過200兩銀子。但是，他們通過將“火耗”“贓罰”這些原本法律禁止私用的錢財歸入私囊，或者借助于更多的“暮夜金”，亦即諸多受賄的錢財，所得額外收入顯然遠超官俸。據(jù)韓霖的記載，有一位知縣致仕之后，對自己的“囊貲”加以檢點，大致有白銀5000兩，再加上“黃金彩繒”折合白銀1000兩，共計有6000兩銀的收入積余。知縣的俸薪，即使為官10年，也就不過總收入450兩銀子而已。若以10年俸祿收入為計算標準，那么知縣所積6000兩銀子的額外收入，比官俸整整多出了1233%，亦即官俸的123倍多。
家庭生計：官員家庭生活水平蠡測
明代官員的日?；ㄙM及開支到底需要多少錢？這顯然是一個頗為值得思考的問題。明人李樂《見聞雜記》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得以具體剖析的例子。李樂在任福建按察司僉事并出巡地方之時，一個月內，衙內諸如魚、肉、蔬菜的開支，共計銀子2兩余。這或許不包括家眷的生活開支在內?？梢姡粋€地方官員維持基本的生活開支是每月2兩余銀子，一年大概需要24余兩銀子。這僅僅是地方官員的生活開支，若是在京城，號稱“桂玉之地”，百物皆貴，再加之各種必需的應酬開支，官員的家庭消費，明顯會高出許多。據(jù)王世貞《觚不觚錄》記載，京城官員的消費，即使頗為儉樸，也需要每年將近100兩銀子；若是不加節(jié)儉，更是高達每年600兩—700兩銀子。又據(jù)李延昰《南吳舊話錄》記載，稍為普通的讀書人，八口之家，在京城維持一年的生計，大致需要花費銀子50兩。
有一個誤會性的偏見必須得到澄清，即一入仕途，即可致富發(fā)家。其實并未盡然。在明代的官員群體中，同樣開始出現(xiàn)了貧富分化的現(xiàn)象。明代官員的貧富分化，顯然取決于官品的崇卑，亦即在大官與小官之間，生活境遇迥然有別。由此而來者，則是明代官員家庭生計的兩極分化：
一是家計富厚。據(jù)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記載，在松江府的官員群體中，如布政司參政宋愷、御史蘇恩、主事蔣凱、員外郎陶驥、主事吳哲，家中均“積至十余萬”。家資高達10余萬兩銀子，顯然已是相當富厚。即使新中的進士，或因家本素封，或因迎合官場趨奢之風，紛紛過起了奢華的生活。這些官員大多已經相信，奢華的生活可以通過日后的官場生涯得以維系。換言之，官員的身份可以換取富厚的生計。
二是家計清貧。在明代的官員群體中，確乎有不少人的生計，仍然處于一種清貧的狀態(tài)。明代官員家庭生計，并非一概是“朱門酒肉臭”的景象。據(jù)談遷《北游錄》記載，崇禎朝的內閣大學士薛國觀，稱得上是位至人臣之極，但他被抄家時，所抄沒之財，不過“六百金”，亦即區(qū)區(qū)600兩銀子。此外，薛國觀居住的房舍，客廳只有三間，居室也不過四進而已，而且均是“世產”，即祖上傳下來的房產。又如，東林黨人魏大中在江南官戶普遍接受富戶詭寄的風氣下，卻從不接受他人投獻、詭寄，自登科乃至掌垣，家中僅有田25畝。至于那些身為官員典范的清官，更是無不家計清貧，其例俯拾即是。
值得注意的是，自明代中期以后，很多初任官員無不陷于困頓的窘境，甚至導致“京債”的盛行。以觀政進士為例，據(jù)萬歷三十二年（1604）李廷機的上疏可知，他們在觀政候選之時，生計已是相當“空乏”，甚至不得不向他人“稱貸”。至于那些在京城候選末職的官員，更是窮困潦倒，很多甚至依靠做裁縫度日。為了償還這筆債務，官員上任之后，除了“剝下”之外，只能“借庫銀以償之”。明代官員貪賄索賂，甚至盤剝百姓，蓋有其因。
毫無疑問，無論是窮官、冷官，還是清官，明代官員的家庭生計，僅可稱之為“清貧”，實則與普通民眾之“貧困”存在著不小的差異。換言之，官員生計的清貧，是一種相對的貧困化，有時甚至是文人士大夫喜歡“哭窮”的習慣所致。隨之而來者，則是明代官員快樂精神的內在分化：一部分官員仍然堅守“孔顏之樂”，不以貧賤而慕乎外，不以富貴而動于中，能夠做到安貧樂道；另一部分官員則轉向基于“不知足”之上的“富樂”，甚至為了及時行樂而放棄官德操守。
（作者為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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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丹妮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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