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譜系、詞源和經典三個維度來推證，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觀基于“兩個結合”對西方文明優(yōu)越論及其資本邏輯所造成的“文明沖突”的規(guī)避與超越：以人民至上的人本文明區(qū)別于資本驅動的資本文明；以文明交流互鑒區(qū)別于“文明沖突”；以文明的“全新選擇”區(qū)別于“文明暴行”。一言以蔽之，“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基于人類全面發(fā)展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觀，它規(guī)避了資本邏輯給全世界造成的“異化”和“文明沖突”。建立健全“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任重道遠。
【關鍵詞】文明 唯物史觀 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
【中圖分類號】G115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112.001
安維復，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特聘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自然辯證法、科學技術哲學、科學社會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著作有《科技興國戰(zhàn)略：社會主義命運之所系》、《技術創(chuàng)新的社會建構》、《科學哲學基本范疇的歷史考察》、《科學哲學的后現代轉向》、《科學哲學的新進展：從證實到建構》、《西方科學思想傳播史》、《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導論》（譯著）等。
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一個重大政治判斷，也是一個重大的學術議題。按照馬克思主義科學性與人民性相統(tǒng)一以及“政治性與學理性相統(tǒng)一”的原則，對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進行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的研究是必要的。
對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譜系考察的學術必要性論證
理論研究在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中國共產黨人十分重視“精神譜系”的賡續(xù)與傳承。文明本身就是一個涉及多學科的學術范疇，對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進行學術研究首先就是考證其思想來源和構成，“今錄其見存者，以為譜系篇。”（《隋書·經籍志二》），以此評斷它在人類思想中的地位和價值。
“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表述見于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國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tài)文明協調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chuàng)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1]《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更精煉地表述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chuàng)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2]這些表述至少有四重涵義：其一，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社會主義文明，有別于資本主義文明及其他文明；其二，這種文明形態(tài)是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創(chuàng)造的，不是從其他文明的母版或模板中拷錄的；其三，這種文明形態(tài)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tài)文明協調發(fā)展，不同于“單面文明”或其他有階級局限性的文明；其四，這種文明形態(tài)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具有互為因果的關聯，不能離開中國現代化進程來談論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問題。綜合這四個方面，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可以表述為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創(chuàng)造的，包含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tài)文明協調發(fā)展的社會主義文明。簡言之，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
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在學理上事關“文明的滴定”或文明譜系（genealogy of civilization）的定位問題。中國自古就有“夷夏之辨”和“懷遠以德”的文化基因，經過洋務運動、五四運動和十月革命的歷史積淀，毛澤東等形成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論境界以及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堅持胸懷天下”的思想格局。正如2017年1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演講時所說的：“‘和羹之美，在于合異。’人類文明多樣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進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2500多個民族、多種宗教。不同歷史和國情，不同民族和習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豐富多彩。”了解世界文明譜系對于準確評估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地位和作用是必要的。在世界現有文明譜系中，從歷史看可以區(qū)分為古代文明、古典文明和現代文明；從自然環(huán)境看可以區(qū)分為海洋文明（hydraulic civilization）和大陸文明；從技術看可以區(qū)分為農業(yè)文明、工業(yè)文明和后工業(yè)文明；從生產方式看可以區(qū)分為“五種社會形態(tài)”；從社會制度看可以區(qū)分為社會主義文明和非社會主義文明；從區(qū)位看可以區(qū)分為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從宗教信仰上可以區(qū)分為儒教（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蘭教文明等；從質性上可以區(qū)分為多樣性文明和單一性文明；從結構上可以區(qū)分為自主型文明和依附型文明；從功能上可以區(qū)分為沖突型文明（aggressive civilization）和和諧型文明；從形態(tài)上可以區(qū)分為傳說中的文明、形成中的文明、成熟的文明、已經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明和新出現的文明，等等。[3]至于從學理上的界分則更為復雜，比如“西方中心主義”“原教旨主義”“泛斯拉夫主義”，等等。
按文明譜系及其學術規(guī)范，可以依次對我們所創(chuàng)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進行界定：它是中國文明但不是中華傳統(tǒng)文明，而是華夏文明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它屬于社會主義文明但有別于傳統(tǒng)社會主義文明，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它是當代的或21世紀文明但區(qū)別于當代資產階級文明；它是新出現的文明但不會對其他民族構成“文明沖突”，而只是“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fā)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綜觀之，中國共產黨人創(chuàng)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觀。從歸屬看，它是中華傳統(tǒng)文明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是馬克思主義文明批判思想中國化的理論創(chuàng)新，是中國共產黨追求人類文明事業(yè)的百年奮斗及自我革命的思想結晶；從內容看，它強調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tài)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從特色看，它反對“文明沖突”，主張多樣文明的交流互鑒；它反對文明觀的“單面思維”，主張文明的總體性，它反對資本邏輯的“文明暴行”，主張文明的人民至上性。一言以蔽之，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就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創(chuàng)造的，強調文明交流互鑒、總體性和人民至上性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
上述學術分析也從文明的維度論證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簡單延續(xù)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fā)展的翻版。因此，西方學者的各種“趨同論”和“冷戰(zhàn)思維”犯了范疇錯置的學術錯誤；國內某些留戀“50年代（20世紀）”甚或傳統(tǒng)社會的思潮同樣是錯誤的。這些錯誤還有更深層的觀念誤區(qū)，需要更深層的爬梳理證。
詞源及問題：“在文明和野蠻的問題上存在著極大的迷信”
學術始于“正名”，中西皆然。對文明問題的任何學術研究都應該考究它的詞義，否則難免存在用語上的“刻板印象”（tabula rasa）抑或“洞穴假象”（idola specus）。1959年，毛澤東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中指出：“到底誰文明，誰野蠻？誰有禮貌，誰沒有禮貌？在文明與野蠻的問題上存在著極大的迷信。”[4]
漢語中的“文明”寓意深廣：講農耕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易傳·乾·文言》）；講文德如“濬哲文明”（《書·舜典》）；講教化如“柔遠俗以文明”（杜光庭《賀黃云表》）；講友邦如“內文明而外柔順”（《易·明夷》），等等。[5]這些語義大體都源自或包容在儒家思想體系中的“三綱領”（明明德、至親、止于至善）和“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中。一言以蔽之，文明即德行。以仁德治天下是中華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的精神文脈，是一種天下和合的世界觀。從這個維度看，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中國過去、現在都沒有占領別的國家，將來也不會去占領美國、英國作殖民地，所以我們始終是文明國家。”[6]在中華民族的記憶中，“文明”永遠意味著“德行天下”。當然，中華傳統(tǒng)文明還存在需要激活的基因，如在“技道”（或“道器”）問題上的“李約瑟難題”如何破解，在“人情社會”中何以建設政治文明，等等。
西語中的“文明”（civilization）這個術語，權威辭書典籍都有詳盡考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如大英百科全書[7]和布魯代爾的《文明史》等。綜觀之，“文明”的詞源來自拉丁語的“城市”（civitas）和“市民”（civis），因而它的核心語義包括“城市的形成”（urban development）、“社會分層與勞動分工”（social stratification／specialization labour）、“中央政府的管理”（centralization）、“進步的意識形態(tài)”（ideologies of progress）、“書面或符號的交流”（symbolic systems of communication），等等。以筆者研究，如果按拉丁傳統(tǒng)解讀“文明”，上述界定可能遺漏一個重要的線索：早在畢達哥拉斯／柏拉圖時代，西方就已經形成了“七藝”（artes liberales／septem artes liberales）的教化傳統(tǒng)，包括人文學科的“三藝”（trivium）——“句法”、“論辯術”和“修辭”，以及數理學科的“四藝”（quadrivium）——“幾何”、“算數”、“天文學”和“音樂”。古羅馬學者卡培拉（Martianus Minneus Felix Capella）寫了一部題為《文明對野蠻的教化》（De nuptiis Philologiae et Mercurii）的經典[8]，闡發(fā)了用“七藝”消除野蠻的觀念，代表了從古希臘到中世紀的西方文明觀，強調技藝和說辨的社會風氣，其實是基督教的文明觀。經過意大利文藝復興和法國大革命，西方社會逐漸形成了“資本即文明”[9]或“資本代表文明”[10]的判斷：力保技藝及資產的所有者獲得足夠的“自由”與“人權”，其制度設計也是毫不掩飾對不同階級和其他民族的“利己主義打算”。概言之，西方文明觀是一種強調技藝和資本的文明形態(tài)，階級對立和文明沖突在所難免。
從中西文化對文明范疇的界定看，中華傳統(tǒng)文明重人倫和友鄰，西方文明傳統(tǒng)重技藝和資本。從更高的文明形態(tài)看，人類迫切需要一種新文明以實現技術性與人民性的統(tǒng)一、真理性與價值性的統(tǒng)一、民族性與世界性的統(tǒng)一、規(guī)律性與選擇性的統(tǒng)一。
經典著述中的中西文明比較
學術研究應該而且必須與經典對話，文明的比較研究同樣也不例外，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學理性考察更有必要重新解讀有關的經典作家及其著述。為了確保解讀的經典地位，本文比對了我國權威辭書、大英百科全書[11]等典籍，篩查出馬克思、孔德、福澤諭吉、韋伯、斯賓格勒、施威澤、伊萊亞斯、湯因比、亨廷頓和福山等經典作家，僅就文明的性質、中西文明比較等相關議題進行梳理。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中經常使用“文明國家”的概念，就是指“存在于一切文明國度中的資本主義社會”[12]。但這種所謂的“文明國家”只是“表示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實行無限制的專制統(tǒng)治”，只是“通過百年來的努力而使一切傳統(tǒng)觀念都融于其中的精神意識的舊文明國家”[13]。就這種文明國家的性質而言，“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一個世界”[14]。馬克思和恩格斯為我們大致描繪了一個資產階級文明的內在矛盾及其全球性擴展的歷史過程：“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tǒng)治。它創(chuàng)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tài)。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15]其結果是，“那些還在奴隸勞動或徭役勞動等較低級形式上從事生產的民族，一旦卷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統(tǒng)治的世界市場，而這個市場又使它們的產品的外銷成為首要利益，那就會在奴隸制、農奴制等等野蠻暴行之上，再加上過度勞動的文明暴行。”[16]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唯物史觀的高度看到了文明與財富（物質文明）、國家形式（政治文明）、傳統(tǒng)觀念（精神文明）、階級結構（社會文明）等之間的關聯。馬克思恩格斯總體上對資本主義文明持批判態(tài)度，但尚未形成新文明或文明新形態(tài)的學說。
孔德及其實證論對西方思想特別是西方文明影響至深，他的主要著述大致刊發(fā)于1850年代，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和《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等處于同一時代。他認為人類文明經歷了宗教（theological stage）、形而上學（metaphysical stage）和實證科學（positive stage）三個階段，西方文明處于科學文明的領先地位，而中國、埃及、日本和印度等則處于前科學時代，“所謂文明就是致力于西歐白人國家對其他民族的征服，就這些被征服國家像西歐的高盧和伊特魯利亞一樣。這些落后民族的進步應該歸因于它們有幸被歐洲殖民”[17]。顯然，孔德持有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基本立場，認為文明是單一的，文明化過程是線性的。馬克思在1871年的一封信中寫道，“我作為一個有黨派的人，是同孔德主義勢不兩立的，而作為一個學者，我對它的評價也很低。”[18]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概略》刊行于1875年，他將文明定義為“國家的智德”，據此推論，“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和日本等亞洲國家為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19]。按此論，福澤諭吉的結論就是“脫亞入歐”，這種觀念曾經深刻地影響了日本的現代化進程，但也將日本拖入敵視亞洲鄰國和依附歐美的畸形社會。
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發(fā)表于1905年，該著開篇提出“西方文明具有普遍的意義和價值”，其原因在于西方擁有“經驗知識”體系，這種知識體系來自于“基督教的系統(tǒng)神學的充分發(fā)展”（full development of a systematic theology must be credited to Christianity），而中國、埃及和巴比倫等則缺乏古希臘傳承下來的數學基礎。據此，韋伯竟然將西方的理性化歸因于“人種學優(yōu)勢”（anthropological side），并進而論證西方人的“種族優(yōu)越性”（importance of biological heredity very great）。[20]毫無疑問，韋伯是西方文明中心論者，他不可能看到西方文明的內在缺陷。
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的第一卷“結構與行動”（Form and Actulity）出版于1918年。他一反“古代—中世紀—現代”的慣用治史模式，而是闡述了人類歷史上的八種文明——巴比倫、埃及、中國、印度、中美洲、古希臘羅馬和阿拉伯以及西歐等文明的演化過程，認為“每種文明都像個人一樣都會經歷童年、青年、壯年和老年”。[21]斯賓格勒按照春、夏、秋、冬將西方文明進行梳理之后認為，西方文明的春天大致在阿奎那時期的中世紀，夏天在路德宗教改革和伽利略的科學革命之間，秋天指英國理性主義和法國百科全書派，而冬天就是馬克思及其社會主義運動。[22]斯賓格勒正確地看到了文明的多樣性以及西方文明的運動軌跡，但他對中華文明缺乏必要的了解。
施威澤（Albert Schweitzer）在1923年出版的《文明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開篇就寫到，“我的議題是西方世界觀的悲劇”。[23]這種悲劇的根源在于，“西方哲學家樂觀地滿足于自己對世界的解釋，他們幾乎很少有人冒險去涉獵非西方的思想，從來不去討論世界及其生活的否定方面及其倫理問題”[24]。施威澤認為，“而中國的富有宗教情懷的思想家，如老子、孔子、孟子、莊子等，都致力于將倫理置于世界與生活哲學的基礎地位，這種重視倫理的世界觀使中國文明能夠內外兼修”[25]。較之前人，施威澤終于看到了中華文明注重人倫的精神品格，這在當時的西方學術中并不多見。
湯因比在他的曠世名著《歷史研究》中認為，中國從商朝就開始“一直追求國家統(tǒng)一的理念”[26]；雖然大一統(tǒng)的帝國并不罕見，但基于文化或思想統(tǒng)一的帝國可能只有中國和俄羅斯，其中“只有中國注重文明的統(tǒng)一性”[27]；因此，“中國有可能自覺地把西方更靈活、也更激烈的火力與自身保守的、穩(wěn)定的傳統(tǒng)融為一爐。如果這種有意識、有節(jié)制地進行的恰當融合取得成功，其結果可能為文明的人類提供一個全新的文化起點。”[28]不得不說，湯因比以文明的統(tǒng)一性來預見中國崛起，值得我們省思。
然而，西方文明中心論依然是西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亨廷頓在有關“文明沖突”和“身份認同”（Who Are We）的著述中認為“后冷戰(zhàn)時代的國家利益都是基于文明的考量”（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states increasingly define their interests in civilizational terms）[29]。就理論實質而言，亨廷頓不打自招地說出了《共產黨宣言》中揭示的資本主義文明內在矛盾，其目的無非是維護西方文明的主導地位（renewal and revival of the West）。持這種立場的還有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他直言不諱地指出，20世紀人類何處去的唯一答案就是美國式的自由民主[30]。從“兩個決不會”以及文明多樣性的角度看，西方文明或許有其暫存的合理性，但無法作為人類文明的歸宿。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打擊下西方呈現出資本邏輯的野蠻以及社會分裂亂局，再一次證明金錢政治和無序黨爭絕對不是人類文明所期許的“終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從上述各種文明論的經典著述中概略地總結對文明三個問題的解答（如下表所示）。
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相比之下，馬克思創(chuàng)立的唯物史觀依然是我們參悟文明問題的基礎性研究綱領：它不僅告訴我們什么是文明，而且還能告訴我們文明的內在矛盾是什么；它不僅能夠解釋某種文明的發(fā)生發(fā)展的外在規(guī)律，而且還能告訴我們這種文明及其弊端的內在邏輯；它不僅給我們指出文明多樣性的存在狀態(tài)，而且還能指出文明的未來及其實現路徑。
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的三個論題
上述辭源考察及經典研讀表明，任何一種新文明或文明新形態(tài)都必須要回答三個問題：它能否自成一統(tǒng)？它能否克服現有文明的弊端？它能否與現有文明和諧相處？
論題一：如何理證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自成一統(tǒng)？直觀看這個問題有些學究氣，其實這是一個前提性的議題。不論從歷史還是理論看，一種新文明的誕生首先應該意味著它是健全的社會機體，它應該有其思想源流、有其獨特的綱領、有其各種必須的制度安排和動力機制，等等。當然這些問題需要學科級別的論證，本文只能概述其幾個要點：中國共產黨人創(chuàng)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傳承幾千年德治天下的中華文明并創(chuàng)造性地開發(fā)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明譜系；中國共產黨又將馬克思主義有關人類徹底解放的世界觀轉化成“人民至上”的文明理念；中國共產黨人經過百年奮斗再將這些“德治天下”文明譜系和“人民至上”的文明理念逐步形成社會主義制度框架下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并置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過程之中；這種文明的創(chuàng)造者及實踐主體是中國共產黨人及其領導的億萬中國人民，但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歷經“十個堅持”的百年奮斗。基于這些框定，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一種“活的社會有機體”或自我生成的“自組織系統(tǒng)”，符合人類新文明的基本構件和生成規(guī)范，其實質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這也意味著，認為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中華傳統(tǒng)文明的再版是錯誤的，是復制馬克思主義母版也是錯誤的，是西方文明的翻版更是錯誤的。一言以蔽之，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人類文明的自我生成。
論題二：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究竟“新”在何處？當然，資本主義文明對世界依然有重大影響，“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必須提供系統(tǒng)的理據來證明自身比資本主義文明具有更大合理性。從學理上看，這種理證可能需要《共產黨宣言》《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資本論》等鴻篇巨制。這是一篇小文所不能的，但我們可以借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基本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相關理論作些理論整理。文明及其比較是有章可循的，按照上述辭源考察和經典研讀，我們可以從文明的定義、文明的階級屬性、文明間的關系等方面對資本主義文明和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進行對比。就定義而言，前者主張“文明即資本”，后者主張人民至上或共同富裕；就觀念形成而言，前者主張“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后者主張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結合；從文明的系統(tǒng)構件而言，前者主張資本及其技藝的單面性，而后者則主張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tài)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就階級屬性而言，前者屬于資產階級特別是利益集團，而后者屬于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制度構成而言，前者是利益集團控制的資本主義制度，而后者則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過程民主；就文明樣式而言，前者主張單一文明或優(yōu)勢文明的存在，而后者主張文明的多樣性及其平等；就社會功能而言，前者提倡文明沖突并導致“文明暴行”，而后者講究文明間的交流互鑒；就價值目標而言，前者試圖用資本文明摧毀其他文明，而后者主張建立多文明共存的世界格局；就踐行方式而言，前者不惜采用戰(zhàn)爭或殖民方式，而后者則只是提供類似國情的備選方案。概言之，如果說資本主義文明是一種以資本為內驅力的、對其他文明持有敵視態(tài)度的文明，那么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一種主張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多樣并行的、交流互鑒的、促進世界和諧的文明。一言以蔽之，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之新就在于它超越了資本文明的原罪。
論題三：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為了避免“文明沖突”而提供的“全新選擇”。雖然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一種旨在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來避免“文明沖突”的新型文明，但它絕對沒有取代現有其他文明的圖謀，更不會以任何手段向全世界強行推行這種文明，“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chuàng)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拓展了發(fā)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fā)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解決人類重大問題，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成為推動人類發(fā)展進步的重要力量。”[31]
有些西方媒體渲染“中國威脅論”是錯誤的，國內某些極端民族主義更是錯誤的。中國不是資本主義，中華文明也不是資本文明，中華文明自古就有“天下太平”的思想基因。2019年5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指出，“文明因多樣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鑒，因互鑒而發(fā)展。我們要加強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鑒，夯實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32]概言之，人類文明新形態(tài)是一種追求“和羹之美”的中國智慧。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西方科學思想多語種文獻編目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4ZDB017）
注釋
[1]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7月2日。
[2]《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
[3]參見陳至立等主編：《辭?！返?版，上海辭海出版社，2020年，第4583頁；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ivilization。
[4]毛澤東：《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共產黨領導人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頁。
[5]《辭?！返?版，上海辭海出版社，2020年，第4583頁；《辭源》第三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1784頁。
[6]毛澤東：《同黑非洲青年代表團的談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頁。
[7][11]https: //www.britannica.com/topic/civilization. https://www.britannica.com/.
[8]吳瓊、安維復：《波修斯：將古希臘科學思想傳?歐洲中世紀的?化英雄——以其在“七藝”中的作?為研究?度》，《上海理??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3期。
[9]根據馬克思的援引，約翰·威德（John Wade）在《中等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歷史》（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第164～165頁。原文如下："It is only another name for civilization. A savage is no capitalist; and what a miserable and impotent creatur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nd Working Classes: With A Popular Exposition of the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Which Have Influenced the Past and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Industrious Orders, London: Wilson, 1834.）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版本是1834年的第二版，而不是1835年的第三版，但內容出處是一致的。
[10]轉引自馬克思：《〈資本論〉1863-1865年手稿》，《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0頁。按照馬克思援引的信息，我們查到了舍爾比利埃，安東尼·埃利澤（Cherbuliez Antoine-Elisée 1797-1869）的《富與窮》（Richesse ou pauvreté — Exposition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e la distribution actuelle des richesses sociales, Paris: A. Le Gallois 1840），但沒有找到1841年的版本。
[12]［德］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4頁。
[13]［德］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9頁。
[14]［德］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4頁。
[15]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5頁。
[16]［德］馬克思：《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3頁。
[17]Auguste Comte, The Positive Philosophy of Auguste Comte, trans. Harriet Martineau,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1853/2009, p. 238.
[18]《馬克思致愛·斯·比斯利（1871年6月12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7頁。
[19]［日］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9頁。
[20]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1992, Author's introduction. x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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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 Schuster, 1996,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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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
[32]《習近平出席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并發(fā)表主旨演講》，新華網，2019年5月15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5/15/c_1124499008.htm。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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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張 曉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 Academic Investigation
An Weifu
Abstract: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genealogy, etymology and taxology,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socialist civil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avoid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caused by the superiority the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ts capital logic based on "two combinations": the people-oriented civilization that puts people first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capital-driven civilization;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appreciation of civilizations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the "new choice" of civilizations i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civilization atrocities". In a nutshell,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a view of civilization based on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circumvents the "alienation" and "clash of civilizations" caused by the logic of capital to the whole worl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disciplinary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for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a long way off.
Keywords: civilizati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