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任務，乃是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相互融合，創(chuàng)造出新的中國文化。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其中的關鍵在于，如何使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建設在保持原典精神的基礎上，從致思趨向、話語系統(tǒng)及理論風貌諸方面追求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聞一多所著的《唐詩雜論詩與批評》對郭沫若所著的《女神》進行了評論，其中的一些思想和提法，對我們思考這一問題仍有啟發(fā)。
一
聞一多一方面積極肯定郭沫若的詩是新詩的代表，是“時代的肖子”，把握住了時代之精神，喊出了青年人的心聲。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女神》地方色彩之缺乏，“不獨形式十分歐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歐化”。聞一多在這里提出了如何對待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問題。在“《女神》之時代精神”一文中，聞一多詳細分析了郭沫若的詩時代精神之體現：一是動的精神。“這種動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業(yè)之母，是近代文明之細胞核。”二是反抗和革命的精神。“二十世紀是個反抗的世紀，‘自由’的伸張給了我們一個對待權威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現代文明的一個特色了。”三是崇尚科學的精神?！杜瘛分兴\用之科學知識，不僅見于形式上的，而那“謳歌機械的地方，更當發(fā)源于一種內在的科學精神”。四是世界主義的精神。“科學的發(fā)達使交通的器械將全世界人類的相互關系捆得更緊了。因而有史以來世界之大同的色彩，沒有像今日這樣鮮明的。”而《女神》所用的方言，所稱引的民族，所運用的地名，都不同于舊文學。五是希望的精神。他說：“物質文明的結果便是絕望和消極。然而人類的靈魂究竟沒有死，在這絕望與消極之中又時時忘不了一種掙扎抖擻的動作。”這掙扎抖擻乃是絕望之下人類的本能和奮力抗爭。聞一多認為，正因為郭沫若的詩把握住了以上時代精神，抒發(fā)了時代青年的苦悶心聲，才贏得了大眾，特別是青年人的認可。
與此同時，聞一多又特別指出《女神》地方色彩缺乏，并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分析指出其缺乏的表現和原因。在聞一多看來，“現在的一般新詩人——新是作時髦的新——似乎有一種歐化的狂癖，他們創(chuàng)造中國新詩的鵠的，原來就是要把新詩作成完全的西文詩。”在他看來，作為新詩代表作的《女神》，其歐化的表現在于，一是詩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國的多多了，二是詩中夾用了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究其原因，作者創(chuàng)作時的環(huán)境——日本，正是一個盲從歐化的日本，而且他讀的書又是西洋的書；此外，最根本的還是作者對于中國文化之隔膜。
為此，他強調中國的新詩，“不要做個西洋人說中國話”，也不要人們誤會“是翻譯的西洋詩”。他還針對當時對所謂“新”的就是西方的，這一普遍存在的偏狹的理解，一針見血地指出，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根本原因在對于新詩意義的理解差別問題。在聞一多看來，新詩當然是新的，但這種“新”，“不但新于中國古有的詩，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詩；換言之，它不要做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但又盡量地吸收外洋詩的長處；他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后產生的寧馨兒”。
二
聞一多對時代之精神和文化使命的認識與把握，是符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和語境的。鴉片戰(zhàn)爭后，西學東漸，中國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傳統(tǒng)的封建舊文化的腐朽性日益暴露。整個社會陷于一種異常嚴重的文化價值失范境地，知識分子的精神信仰發(fā)生嚴重的危機。呼喚新的文明，成為近代中國在社會與文化理論需求上的迫切主題。而重建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重建中國的道德價值秩序，從根本上克服中國文化精神的危機，自然也就成了五四以來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使命。
馬克思主義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呼喚中來到中國，它順應了當時中國歷史文化潮流，以其巨大的理論穿透力量深入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根基，并在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科學批判與分析中掌握了中國的命運。馬克思主義消解了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的矛盾心理，滿足了他們試圖從西方文化中尋找超越資本主義文明的救國良方的希望?？梢哉f，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中國舊知識分子寄望的西方夢破滅的產物。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力量，中國的先進分子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有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了勝利。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
但不可否認的是，五四以降，在中國文化各領域幾乎都存在著話語系統(tǒng)和知識譜系方面的“以西釋中”“以西套中”“以西代中”的尷尬狀況。聞一多作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之一員，從詩歌創(chuàng)作的維度清醒地認識到這種情況，也充分意識和把握到了中國歷史文化潮流及其時代主題，他呼吁新詩人要不忘我們的“今時”同我們的“此地”，這樣創(chuàng)造出的作品才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舊藝術，又不同于中國以外的洋藝術，才是我們翹望默禱的新藝術。他的呼吁，正是從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歷史使命和文化任務作出的初步思考和回答。需要指出的是，聞一多1923年提出的對于新詩的理解和創(chuàng)作法，和毛澤東在1964年提出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文藝方針可謂不謀而合，如出一轍。不僅如此，他提出的“不要做個西洋人說中國話”，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實現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話語的建構和轉換，同樣也具有指導意義和當代價值。
今天，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中，也多少存在著話語形態(tài)的疏離，即“西洋人說中國話”的情況。需要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產生并形成于歐洲工業(yè)文明時代，它是現代文明發(fā)展的產物，也是整個人類文明時代發(fā)展過程的產物，在它的體系中容納了人類文化（包括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積極成果，這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具有某種相容的一個前提條件。但不可忽視的是，馬克思主義也是在西方文化背景和土壤滋養(yǎng)中產生的，有著自身的文化致思趨向和品性，在馬克思經典作家思想中，蘊含著深刻的西方文化基因和啟蒙精神。因此，在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使之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和鮮明的民族特色的過程中，同樣有一個話語建構和轉換的問題。過去我們在這方面重視和研究不夠，這恰恰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要努力探索和解決好的歷史課題。
有學者認為，現在我們面對的真正問題既不是揪住“中國原創(chuàng)性”的辮子不放，也不是要回到19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原點，而是如何去選取其中的合理內核，針對時代提出的新問題加以創(chuàng)造性的綜合、發(fā)展與重建。如此，則富有時代特色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話語將會更具世界眼光、更富現代意識、更有理論活力。
三
一段時間以來，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那種總以為“西方的”“新的”就是好的，而缺乏充分的冷靜和理性，缺乏對中國現實社會進行細致地實證調查研究的熱忱，因而也就很難使其研究能夠充分回應中國社會的現實需求。而話語的轉變和建構也并不是脫離其內容和現實世界的純粹話語“轉變”。它需要我們順應時代發(fā)展，科學地回答時代所提出的重大課題，以滿足實踐發(fā)展的需要，這是話語建構的基礎；通過吸收和改造傳統(tǒng)哲學，賦予其新的特性，是話語建構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這就需要我們正確看待中西文化，在思想方式上，不能犯形式主義的錯誤，不能“對于現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要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態(tài)度。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應該看到它“在其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當時人們的認識水平、時代條件、社會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約和影響，因而也不可避免會存在過時或成為糟粕的東西。”看不到或諱言傳統(tǒng)文化中消極、落后的一面，決不是科學的理性的文化自信，而是一種盲目的自大。我們不能把傳統(tǒng)文化一股腦兒都拿到今天來照套照用。要有鑒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不能搞厚古薄今，更不能以古非今。
當然，對于西方文化，我們也有一個科學對待的問題。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來對待外來文化，是對一個國家有無文化自信的考驗。唯有自信，才能以積極的態(tài)度對待外來文化，才能在同外來文化的互動交流中得到豐富發(fā)展。自覺吸納、融匯一切外來優(yōu)秀文化成果，是推動中華文化繁榮發(fā)展的必然要求。在每一個歷史時期的發(fā)展過程中，每個國家的文化不僅面臨著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特殊問題，而且也面臨著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共同問題，如在改造自然、治理社會的過程中，如何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等等。在對這些問題進行認識和思考的過程中，盡管回答的方式和結論具有民族的特征，但其中包含著的某些思想和觀點往往超過了時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的意義。
顯然，無論是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從理論上都可為世界價值體系提供豐富的思想資源。只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既消除對中國文化之隔膜，積極整理、繼承和發(fā)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珍貴的思想文化遺產，并站在新的歷史方位，推進傳統(tǒng)文化的現代轉化，又對外來文化加強分析、鑒別，擇善而從；既加強自身文化的再造吸收能力，又積極把握時代之特點和問題，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