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輿論針對“內卷”“996”“打工人”等議題的討論，顯示出工薪階層（無論是白領還是藍領）正彌漫著一種普遍焦慮，即看不到未來工作對自己的意義，感到迷惘和無力。新技術條件下的工作形態(tài)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最大的問題是造成工作意義的貧困，這是勞動異化的極端表現。而新技術帶來的“機器換人”、數字資本主義對工業(yè)資本主義的取代以及工人自組織的缺失是導致工作意義貧困的重要原因。鼓勵青年人回歸生活；建立勞動者的公共領域；廣泛開展人文教育，讓更多人文內容進入工作場地將是可能的改善方向。
【關鍵詞】“內卷” 意義貧困 新技術 “機器換人”
【中圖分類號】C913.2 【文獻標識碼】A
2021年，隨著一系列社會熱點事件的發(fā)酵，2020年曾被熱烈討論的“內卷”“996”等議題再次進入公共輿論的視野。這種輿情似乎顯示出工薪階層（無論是白領還是藍領）正彌漫著一種普遍焦慮。即使是在光鮮亮麗的寫字樓里工作、收入不錯的年輕人，也存在著這種焦慮，其心理和生理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連即將進入勞動力市場的青年學生也受到了這種焦慮情緒的影響，他們看不到未來工作對自己的意義，感到迷惘和無力。正如人類學者項飚所提到的，對于當下的“打工人”來說，工作似乎是為了解決物質的貧困，但是它本身卻呈現出“意義的貧困”。
這不由得使我們思考，在最近十年中，人們的工作條件、工作過程、工作內容和勞資關系究竟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以至于工作的無意義感成為人們重要的心理感受。在筆者看來，新技術的興起是關鍵的顛覆性因素。技術、資本和權力的疊加，在成倍提高效率的同時也導致了工作意義的喪失。本文試圖通過闡釋“內卷”“996”“打工人”等概念的內在意涵，分析其產生的社會條件、動力機制，探討青年人作為能動者改變工作意義貧困狀態(tài)的可能方向。
工作意義貧困的表現：內容的內卷化、過程的時空壓縮與打工人的無組織化
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看來，人類生活和自然世界的區(qū)別在于人類生活是有意義的，意義使得人類的行為選擇具有和動物不同的前提。而所謂意義則是指與人們認可的價值相關聯的某種時間結構。換句話說，人類生活的每一刻其實都承載著對過去的覺醒和對未來的參與，這樣的時間結構組成了包括感覺、經驗、思想、情感、記憶和欲望等人類生活的內在結構，所有這些便形成了生活的意義。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認為，人類是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當人們通過彼此的互動來共享這些意義的時候，社會才得以形成。毫無疑問，工作是人們最重要的追尋意義的行動方式。人們通過工作來獲得食物、財富、成就感和尊重，實現自我價值。當前，許多人認為工作除了謀生外已經沒有更多的意義，工作呈現出意義貧困的狀態(tài)，這是勞動異化在新技術時代的典型表現。
首先，工作意義的貧困表現為工作內容的“內卷”。公共話語中的“內卷”主要是指由工作的某種非理性競爭導致的內部消耗和停滯。“內卷”一詞本來是借用生物學概念來描述社會結構的某種停滯狀態(tài)，最早是由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在研究印度尼西亞的農業(yè)經濟生活時提出。中國學者黃宗智借用這個概念來描述14世紀到20世紀漫長歷史中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的棉花種植情況。在一些歷史時期，棉花種植的邊際報酬幾乎為零，但是人們仍然大規(guī)模地種植棉花，僅僅是為了維持家庭成員的生存。在黃宗智看來，“內卷”就是“沒有發(fā)展的增長”。用“內卷”的概念來描述當下工作者的工作內容，就是指在特定結構中，工作者的工作內容對于工作目標的突破和自我的提升并沒有太多意義，工作者只是因為越來越強烈的競爭而不得不去做這些工作內容。這樣的工作內容只能給予人最低的謀生意義，而無法賦予更多的創(chuàng)造性價值。
其次，工作意義的貧困表現為工作過程的時空壓縮。所謂“996”“715”，表達的就是現在工作者的大部分生命時間都被限制在工作場所的格子間內，從而失去了閑暇時間以及從事其他活動的可能。這是卡斯特爾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說的工人階級的“時空壓縮”的極端化表現。其實，工作者時間和空間被極大壓縮是資本主義工作的典型狀態(tài)。但是在新技術條件下，工人受到更完全的控制，甚至連上廁所的時間都被精確測量。一些互聯網企業(yè)為了激勵員工更多地留在工作場地，還特別設置了籃球場、健身房、臺球室以及食物豐富的食堂等，使得員工的時間和空間被進一步壓縮。這種極端的工作安排導致的最糟糕狀況是：工作者已經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生活和工作的意義，也更難以進行某種與工作無關的宏觀議題的思考，他們對公司以外的事物沒有更多關心和了解的興趣。此外，工作意義的貧困也帶來了生活意義的貧困，高強度的工作甚至會影響人們的婚姻觀、家庭觀，導致不婚主義流行。
最后，工作意義的貧困表現為工作關系的碎片化。過去，勞資關系雖然不平衡，但面對資方，產業(yè)工人還可以通過各種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工人組織以及集體行動來建立自己的集體認同和社會歸屬。但是在新技術時代，工廠呈現為扁平結構，即工作者通過項目和任務進行連接，工作部門之間很難建立密切的聯系。許多工人是以類似散工的方式和企業(yè)發(fā)生聯系。例如，快遞、快車等行業(yè)，工作者之間很難建立如同過去產業(yè)工人那樣因為在同一生產線上工作而產生的團結和聯系。在很多情況下，工人自組織難以有效實現，使得工人失去了對工廠的組織歸屬和認同，甚至也失去了對工作的認同。他們不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工人，而成為了喪失主體性的“打工人”，極端地甚至會出現“三和大神”那樣“佛系生存”的零工者。從這個層面來說，整個產業(yè)工人逐漸碎片化，工人的自我認同和集體意識難以建構。因為無法聯合，工人的階級意義感消散，甚至工人的標簽都被褪去，代之以“打工人”這樣一個“孤獨的大眾”的概念。
工作意義貧困的根源：新技術、資本和權力的疊加
導致上述工作意義貧困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新技術的應用無疑是其中的關鍵要素。新技術主要是指人工智能、互聯網和大數據的結合，這種結合產生的信息革命已經使得機器可以在許多情況下代替工人，從而成倍地提高工作效率。技術由此成為生產過程中最核心的要素。正如紀錄片《美國工廠》片尾所體現的，相比于中美兩國制度對勞資關系認知的差異，更值得關注的是“機器換人”對于工廠和工人的深刻影響。當下，“機器換人”并未如人們所期待的那樣，將工人解放出來，實現工人的技術升級。相反，“機器換人”直接或間接地帶來了人類工作意義的貧困，讓勞動異化走向極端。
“機器換人”造成工作意義貧困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使得工人在失去工作目的的主體性后，還失去了工作執(zhí)行的主體性。在工匠時代，工人可以決定自己要生產什么，要賣給誰。進入現代化大生產后，生產什么已經不由工人自己決定。盡管如此，至少在工作執(zhí)行中，工人還可以依靠其不可替代的技能來實現自己的主體性。而在“機器換人”的條件下，大部分工作執(zhí)行都由機器完成，工人只能成為人工智能的操作員或者管理員，充當人工智能的輔助性工作者，這就使得他們的技能逐漸降級，更難以在執(zhí)行中找尋自己的價值和意義。
留在工作崗位的工人還算是相對幸運的，因為“機器換人”必然帶來工人的裁撤，留給人的工作崗位會越來越少。學者許怡、葉欣指出，機器不但實現了對勞動概念的控制，還替代了勞動的執(zhí)行。留下來的工人的幸運只是相對的，因為他們不但時刻要面對裁員的威脅，而且在工作執(zhí)行中也不得不緊跟機器的節(jié)奏。這種節(jié)奏沒有人情考慮和人道關懷，工人的時間和空間不得不被更加精密地安排，工人更習慣于重復，而且是不帶有任何技藝感的重復。“機器換人”讓工人被迫融入一個龐大的生產體系中，被動地成為其中的“螺絲釘”。
技能降級使得藍領工人在工作中的退化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愿意再進入工廠工作。近年來，快遞、快車、在線服務、短視頻制作等互聯網相關行業(yè)快速興起。這些行業(yè)似乎能給工作者帶來更多的自由與創(chuàng)造。但事實上，在大部分領域，年輕人仍然在進行著重復和非關鍵技術的操作。而且，即使是這樣的重復工作也需要百倍的努力，由于技能要求的降低，愈來愈多的人涌入，在機器技術支配工作執(zhí)行的過程中，每個打工人都可能被隨時替代。這就使得這些行業(yè)里，無論是工程師、設計師還是文員都面臨越來越大的競爭壓力。這種內在的重復和外在隨時可被替代的特征，使得白領也和藍領一樣，在自身技能退化的同時，又不得不為了跟上智能機器的節(jié)奏以及應對同行的競爭，而不斷加大自身的工作強度。
由于工作內容的內卷化，“996”也就變成自然的工作狀態(tài)，人們對自己的工作失去了意義感。工人處于碎片化的散工狀態(tài)，最終淪為學者邱林川所說的“i奴”。當然，這種現象的出現不僅僅是因為新技術的應用，還與資本的力量緊密相連。在邱林川看來，進入21世紀，數字資本主義正逐漸取代工業(yè)資本主義。數字資本主義通過類似蘋果這樣的大型互聯網公司進行數字產品的研發(fā)，再通過富士康這樣的大型工廠來剝削工人以生產電子設備。不僅如此，數字資本主義致力于讓消費者“上癮”，在數字產品上消耗越來越多的時間；并利用消費者獲取海量的“用戶生產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使消費者在無意識中成為了“玩工”“游戲勞工”（Playbour）。這種新型的資本控制方式，實際上使工人的勞動條件更加不利于其身心健康。在這種環(huán)境下，人們的努力奮斗并不能帶來自身社會階層的躍遷。“996”“打工人”展示的其實就是某種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窮人”狀態(tài)。你雖然不至于餓得沒法生存，甚至生活還挺周全，但是你必須為此拼命工作，否則階層的滑落將會隨時發(fā)生。結合“機器換人”的趨勢，數字資本主義實際上使得工人對資本產生了更強的人身依附關系。
當然，今天的互聯網不完全由數字資本主義支配，工人也同樣可以通過互聯網等新技術來進行抗爭。而且，如果工人能夠健康、有效地組織起來，那么也還是有可能對自己工作意義貧乏的命運進行挑戰(zhàn)。當前，面對資本和技術的快速發(fā)展，來自行政、立法的規(guī)制存在滯后。促進經濟增長是各國政府的重要目標，“機器換人”以提升效率的大趨勢不可避免。同時，在新技術條件下，技術控制和工人的分散性客觀上可以消除不穩(wěn)定隱患，有助于維護國家和社會的秩序穩(wěn)定。面對算法控制和技術治理，工人很難通過自身的力量組織起來，也無法在工作過程中建立集體認同。資方和勞方的關系就在這樣的權力格局下失衡。面對互聯網大企業(yè)，勞方基本沒有談判能力。這并非說勞方因此會得到較差的物質待遇，相反，勞方的物質待遇還會有所提高。資本的秘訣是，它用4個人的工資聘用3個人，卻要這3個人去做5個人的工作。結合新技術條件，這種工作安排已經完全可以實現。在工作崗位日益減少的同時，文憑教育卻在發(fā)展，這也使得競爭日趨激勵，如果你不努力向上，那么你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淘汰。人們無暇思考這樣的工作強度是否公平，也缺少組織代表他們的利益與資本進行博弈。
總的來說，新技術使得“機器換人”成為可能，追求極致效率的數字資本以及工人自組織的缺失使得工人進入了“內卷化”“996”的狀態(tài)，工人進入了工作意義貧困的階段。打工人已經不同于之前的工人階級，階級歸屬難以形成?，F在的工人更類似于散工，他們之間無法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聯合。每個個體的工人只能在工作單位之間“流浪”，到了一定年齡，他們就不得不“消失”在工作中，連“996”的資格都沒有?？梢哉f，“996”“打工人”和內卷等概念展示出在新技術條件下的一般工作形態(tài)。相較于以前的世代，“Z世代”的壓力更大，競爭更激烈，他們處于一種不得不拼命工作，想逃離又無力逃離的狀態(tài)，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后浪”青年的另一面。
事實上，今天更多的人都在進入意義的底層，他們以犧牲生命健康為代價來謀生。在這個“機器換人”的時代，奮斗的敘事逐漸褪色，讓工作具有意義成為越來越艱難的事情，如何解決工作意義貧困成為今天的年輕人必須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工作意義貧困的出路：青年人的生活再造、工人的公共領域和人文教育的回歸
那么對于年輕人來說，這種工作意義的貧困狀態(tài)還有沒有改變的機會呢？從宏觀的視角來看，數字資本主義和新技術的快速發(fā)展是必然趨勢。但是從日常的視角來看，青年人仍然可以通過對生活的回歸來超越工作的“內卷”。在中國，有些年輕人已經逃離了北上廣，選擇返鄉(xiāng)，還有的年輕人選擇社區(qū)創(chuàng)業(yè)，讓生活和工作融為一體，這些都展現出某種對意義貧困的抗爭。筆者在大理進行田野調查的時候就發(fā)現許多這樣的年輕人，他們把自己的工作、家庭和教育融為一體，體現出他們對生活的回歸。
此外，我們看到在大工廠中，工人們也在發(fā)揮著自己的主動性。他們會交流自己的故事，組織自己的讀書會，相互交換信息，分享自己的焦慮和努力，這就使得工人也可以生產出自己的公共領域。筆者在廣州番禺的田野調查中發(fā)現，工人們在自己居住的社區(qū)建立了“小禾的家”這樣的流動兒童社區(qū)學習中心，不僅僅是孩子，外來打工媽媽也可以在這里舉行讀書會和學習各種繪本。在這一公共領域中，不再是娛樂至死的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而是“工人生產內容”WGC（Worker Generated Content）。這樣的公共領域超越了工廠和單位，直接連接著每一個個體，讓他們產生了屬于自己的集體認同和空間歸屬感。
面對工作意義的貧困，顯然還應該有某種反精神貧困的方案。在筆者看來，通過各類學習社群，讓更多人接受到更優(yōu)質的人文教育，讓他們具備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反思能力也是同樣必要的。只有經過反思的人生才能找到自己的價值，因為價值，行為才能具備意義。這也正是人文教育的目的——讓人成為人。當下，新技術帶來的社會化學習為普通人提供了接受高質量人文教育的可能性。越來越多在線共學社群的出現，反映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經不滿足于意義貧困的工作，而力圖找到更適合自己的、更有意義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我們可以看到，在當下的工作場景中，蘊含著各種可能的改變方向。針對青年工作意義這一議題的討論才剛剛開始，我們當然要想辦法遏制數字資本的權力，但也應該喚起政府和社會意識到“機器換人”帶來的深刻危機。對于個人來說，要讓人文的內容進入自己工作場域，重新在擇業(yè)和就業(yè)過程中撿拾意義感，沿著這樣的方向，我們才能發(fā)現更好的未來。
（作者為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參考文獻】
①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Berkeley Press. 1963.
②[德]馬克斯·韋伯著，韓水法、莫茜譯：《社會科學方法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③[美]克利福德·格爾茨著，納日碧力戈等譯：《文化的解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④《項飆談996和異化：城市新窮人不是經濟窮人，是意義貧困》，青年志Youthology，2021年2月3日。
⑤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及其變遷》，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⑥許怡、葉欣：《技術升級勞動降級？——基于三家“機器換人”工廠的社會學考察》，《社會學研究》，2020年第3期。
⑦邱林川：《告別i奴：富士康、數字資本主義與網絡勞工抵抗》，《社會》，2014年第4期。
責編/馬寧遠 美編/陳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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