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進入21世紀，新形勢、新問題的出現(xiàn)促使人們更多地關注地區(qū)及國際社會的海洋利益。近年來，隨著海陸互動能力的加強，越來越多的國家都直接參與或間接卷入海洋事務。與此同時，海洋場域安全沖擊、海洋開發(fā)與治理困境，不斷提醒人們重新定位與海洋的關系，海洋戰(zhàn)略、海洋開發(fā)與海洋治理等議題受到高度關注。對海洋戰(zhàn)略、海洋開發(fā)與海洋治理進行理論思考、就海陸必然沖突的傳統(tǒng)命題進行新的思辨，成為一種有益的嘗試。
【關鍵詞】海洋政治學 海洋治理 海洋開發(fā) 【中圖分類號】D089 【文獻標識碼】A
擺脫傳統(tǒng)海陸沖突魔咒、展開全球海洋治理，成為海洋實踐與研究的一個突出議題
2019年4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青島集體會見應邀出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成立70周年多國海軍活動的外方代表團團長時講話指出，“海洋對于人類社會生存和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海洋孕育了生命、聯(lián)通了世界、促進了發(fā)展。我們人類居住的這個藍色星球，不是被海洋分割成了各個孤島，而是被海洋連結成了命運共同體，各國人民安危與共。海洋的和平安寧關乎世界各國安危和利益，需要共同維護，倍加珍惜”。當前，隨著人類海洋實踐的發(fā)展，海洋政治誕生了。但到目前為止，基本上是有海洋政治實踐而鮮有海洋政治學。海洋政治學屬于政治學科，但其學科邊界涵蓋了社會學、海洋科學等。海洋政治學的構建，涉及海洋政治學的研究視角（包括海洋政治學的研究主體以及海洋政治學的研究方法、研究維度、理論體系等具體內容）。隨著我國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到全球海洋事務之中，海洋強國戰(zhàn)略與海洋命運共同體理念被提出，構建海洋政治學成為構建中國海洋話語體系的難得機遇與重要路徑。誠然，海洋政治學構建是一個艱難的過程，最終要呈現(xiàn)的是一個系統(tǒng)性與實踐性的理論。
通過海洋政治研究的發(fā)展脈絡可以發(fā)現(xiàn)，在20世紀中后期，海權與海洋戰(zhàn)略研究一直是人們關注的重點；但自21世紀以來，海洋開發(fā)與海洋治理等議題受到高度關注。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國際局勢趨向緩和，國際政治重心由權力斗爭轉向利益爭奪、由海洋安全轉向海洋發(fā)展，即由海洋控制向海洋開發(fā)轉換。海洋政治研究開始試圖擺脫海權這一單一的權力政治分析框架，以多元化的利益視角探討海洋事務。在該時期，海權的概念內涵與要素由海軍力量向海洋科技能力、海洋運輸能力、海洋開發(fā)與利用能力、海洋保護能力等拓展。舉例而言，關于海洋戰(zhàn)略研究，學者們關注各強國的海洋戰(zhàn)略；關于海洋安全研究，學者們關注傳統(tǒng)海洋安全與非傳統(tǒng)海洋安全，其中，熱點區(qū)域海洋安全研究突起；關于海洋開發(fā)與海洋治理，學者們的關注以及研究呈上升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對海洋治理研究的認知存在著變動，且具有一定的反思與批判精神。
不可否認，進入21世紀，新形勢、新問題的出現(xiàn)促使人們更多地關注地區(qū)及國際社會的海洋利益。人類謀求海洋發(fā)展利益雖然能帶來經濟繁榮，但也造成了海洋環(huán)境污染等嚴重后果；在海洋安全領域，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如海盜以及海上恐怖活動等迅速超越國境，蔓延為全球性問題。激增的海洋安全和發(fā)展問題已經遠遠超出單一國家或幾個國家所能應對的范圍，亟需世界各國通力合作。由此，擺脫傳統(tǒng)海陸沖突魔咒、展開全球海洋治理，成為海洋實踐與研究的一個突出議題。筆者嘗試提出泛海洋論、海洋治理困境論以及海洋倫理論，以期對構建海洋政治學理論體系與推進海洋實踐有所裨益。
泛海洋論：隨著海陸互動能力的加強，越來越多的國家都直接參與或間接卷入海洋事務
泛海洋論是指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全球化的發(fā)展，越來越多的國家都直接或間接地卷入海洋事務。其內涵在于，一部人類史與國際關系史，就是一部人類走向海洋的歷史；隨著各國直接參與或間接卷入海洋事務，海陸二元的客觀前提不存在了；海陸對抗的主觀認知逐漸被顛覆。
回顧歷史，我們發(fā)現(xiàn)存在一種遞進式的海洋化過程。大航海時代之前，在人們的認知中，世界并非一個整體。當時的人們更多地把海洋當作是世界的邊界而非通道。隨著新航路的開辟，大航海時代到來。這一時期，人們在進行遠洋航行時使用帆船作為工具，海洋活動仍然有限。之后，技術發(fā)展推動蒸汽船出現(xiàn)，帆船被放進了歷史博物館，航海技術與其他科技進步允許人類以及人類組織（即國家）進行更遠程的力量投送。因此，曾經被一些國家視為天然屏障的巨大水體，其阻隔能力弱化，越來越多國家開始主動參與或被動卷入海洋事務。在應對海上威脅的過程中，一些陸地國家也進行著海洋化的嘗試。在海洋化的初期階段，國家將海洋視作威脅的來源與權力的來源，海洋是爭奪或是反抗的對象。而在海洋化的發(fā)展階段，國家將海洋視作利益的來源，海洋是競爭與合作、開發(fā)與治理的空間。例如，1840年之前，我國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于陸地，所以防御資源重點分布在陸地。但1840年之后，來自海洋的威脅影響到了我國的國土安全。海防與塞防的討論雖然沒能扭轉晚清政府對于防衛(wèi)陸地邊境的戰(zhàn)略偏好，但也能看出我國逐漸開始受到海洋的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長期專注陸地事務（初期是對海權國家美國的防范，隨后是對陸權國家蘇聯(lián)的防范），工業(yè)資源重點分布于內陸，這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我國海陸分離的客觀現(xiàn)實與主觀認知。冷戰(zhàn)結束后，國際環(huán)境發(fā)生變化，我國地緣困局得到根本性的改善，開始進行外向型發(fā)展，即走向海洋。經過改革開放，我國成為GDP總量排名世界第二的國家，對外經貿與能源依賴程度增強，海洋的影響融入我國的發(fā)展實踐之中，也呈現(xiàn)于我國的對外戰(zhàn)略之中。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建設海洋強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設海洋強國的重大部署。實施這一重大部署，對推動經濟持續(xù)健康發(fā)展，對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fā)展利益，對實現(xiàn)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進而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目前，在泛海洋論的視野里，海洋化已經進入全新階段。全球化以及科技的進步將各個國家及其人民的生產與生活直接或間接地與海洋聯(lián)系起來，越來越多的國家直接參與或間接卷入海洋事務。事實上，在這個階段，各個主體（包括國家與組織群落、人與海洋生物群落、海洋非生命群落等）都是系統(tǒng)性地參與海洋活動。例如，1651年的《英國航海條例》是規(guī)定船運商業(yè)的最古老的海洋法規(guī)，該條例一直持續(xù)到1849年。人們注意到，《英國航海條例》是歐洲貧困與饑餓的誘因之一，也是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戰(zhàn)爭爆發(fā)的驅動因素。一些歷史學家由此認為，“一切歷史都是海洋史”。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人類歷史就是一部人類走向海洋的歷史，泛海洋時代已經出現(xiàn)。
泛海洋論的實踐意義在于，其否定了傳統(tǒng)地緣政治學海陸二元的客觀前提，也否定了傳統(tǒng)地緣政治學海陸沖突的主觀結論，這對當下某些國家依然熱衷于構建所謂的“海洋國家同盟”，依然癡迷于古老的海陸對抗、海陸沖突讖語，具有理論與實踐的批判意義。由海陸對抗論發(fā)展到泛海洋論，為一個新海洋秩序的出現(xiàn)提供了理論辯護與驅動?？傊?，泛海洋論的提出與確立對于人們重新審視海洋國家同盟論與海洋秩序變遷具有啟示意義。
海洋治理困境論：國家、組織以及人的參與使得海洋治理越來越困難
海洋治理困境論是指國家、組織以及人對海洋治理的參與使得海洋治理越來越困難。事實上，人類對海洋治理的實踐與認知仍在不斷發(fā)展之中。最初，海洋治理被理解為建立與實施海洋政策的能力。隨著海洋治理的推進，海洋可持續(xù)發(fā)展以及海洋治理機構一體化成為重要理念與措施。筆者認為，當前海洋治理存在的困境主要體現(xiàn)在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海洋治理需要國家與組織的介入，但國家與組織的介入容易導致海洋領土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人們對海洋治理的熱情與信心，對海洋治理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比如，國家擁有調動資源的能力與制定涉海規(guī)則的能力，因此，在參與海洋活動的主體中，國家是最主要的。當前，隨著海洋事務參與廣度與深度的拓展，越來越多的組織介入到海洋利用、海洋開發(fā)以及海洋治理之中。這些組織包括跨國組織、非國家組織。由此，國家與組織在海洋控制、海洋開發(fā)以及海洋治理中，成為調動資源與制定規(guī)則的主體群落?，F(xiàn)今，國家與組織對海洋治理的介入，已經轉化為國家與組織（尤其是國家）持續(xù)控制海上空間。在某種意義上，《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公布與實施就是國家與組織對海洋治理介入的結果（《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在一定程度上引發(fā)了各國對海洋領土、毗鄰區(qū)、專屬經濟區(qū)、大陸架等的劃分與控制熱潮）。國家與組織的介入使得傳統(tǒng)海洋控制型議題再度成為熱點，海洋治理的熱情、信心與動力弱化，海洋治理效果下降。
其二，海洋治理需要政府模式的調整，但政府模式的調整也將政府機構所具有的弊端帶給脆弱的海洋，為海洋治理帶來了不確定性風險。1994年《聯(lián)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后，各國政府開始設立機構并設定職責，對新的海洋場域例如海洋專屬經濟區(qū)、大陸架等進行管理。這些復雜的政府模式既為海洋治理帶來了利益集團與機構支撐，也帶來了官僚主義以及決策失誤引發(fā)的悲劇以及不確定性危險。眾所周知，這些人為的不確定性因素對海洋的影響是難以預料的，一旦決策失誤，就會導致災難性的后果。
其三，海洋治理的政策與規(guī)則功能毀譽參半，具有雙重效果。為了對海洋實施社會控制，一系列海洋治理的政策與規(guī)則被制定出來。政策與規(guī)則一旦被制定出來，遵守者就會具有合法性與道德性依據(jù)。事實證明，正是政策與規(guī)則的合法性，滋生了實施有悖海洋治理行為的道德漠視，一些行為體利用政策與規(guī)則制造事故以獲取利益。例如，利用海洋航運保險在公海人為丟棄或破壞貨物；認為已經繳納了海洋環(huán)保稅并遵守了海洋治理政策與規(guī)則，而肆意進行海洋污染排放或在他國海域、公海海域進行過度捕撈，破壞海洋生態(tài)。
誠然，通過拓展海洋治理的參與群體及措施也可以緩解海洋治理困境。但問題是，一方面，這容易造成海洋治理的破碎化與復雜化；另一方面，海緣政治未知性的存在可能使海洋治理困境在更大規(guī)模與更深廣度中生成。因此，海洋治理困境的提出與樣式呈現(xiàn)提醒我們：在海洋治理的具體措施中慎重處理國家、組織與人的介入，充分考慮海洋主體群落的平等性。需要注意的是，人類在海洋控制、海洋開發(fā)與海洋治理上的綜合發(fā)力與現(xiàn)實糾結，促使人們進一步認識海洋政治學的政治要義，并在哲學層面展開關于海洋倫理的思考。
海洋倫理論：海洋控制、海洋開發(fā)與海洋治理被賦予倫理內涵，海洋實踐的政治意義得以被倫理標識，海洋政治學的政治定義得以豐富與延伸
海洋政治學之政治要義，不僅在于權力與利益，也在于倫理。因為在海緣政治共生性與未知性的作用下，海洋主體群落的安全與生存成為更大的政治，而這需要突破權力與利益的羈絆，上升到倫理層面。漢語中的倫理一詞是指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處理這些關系的規(guī)則，其超越了人與人的界限。因此，中國倫理觀適合海洋政治學安全主體的群落性。由此，海洋倫理論誕生，其涵蓋了國家與組織群落、人與海洋生物群落、海洋非生命群落三大群落的關系以及處理這些關系的規(guī)則。筆者認為，海洋倫理論有其自身特征。
首先，海洋倫理的平等性。可以把國家與組織群落、人與海洋生物群落、海洋非生命群落這三大群落設定為海洋安全的主體，從海洋實踐、海洋認知以及海洋感知/狀態(tài)三個維度，確立三個群落（身份自主、功能完整、既有價值不受傷害）是平等的存在，即將平等的倫理價值熔鑄于海洋政治學的構建之中。這是一種倫理平等性。
其次，海洋倫理的連帶性。海洋的物質特性（流動性與連續(xù)性）昭示我們：海洋場域的一切事物與現(xiàn)象都是流動與連續(xù)的。海洋的社會特性（共生性與未知性）提示我們：一方面，海洋的覆蓋面積與體積龐大，人類對海洋的探索程度有限；另一方面，鑒于海洋的特性，任何在海洋場域發(fā)生的事情都如同“蝴蝶效應”一般，既無法精確判斷可能產生的后果，又幾乎注定會釋放未知的后果。在陸地場域，人們可以較為精確地判斷某些事物的影響，而在海洋場域則無法下此定論?？傊?，任何時間在海洋場域發(fā)生的任何現(xiàn)象，都具有連帶性，它超越人、組織、國家、生物與非生命。這是一種倫理連帶性。
再次，海洋倫理的適度性。海洋安全主體群落的互動有人為倫理的邏輯，也有自然倫理的邏輯；海洋倫理的構建，強調的是適度性。人類具有探究自然秘密的本能沖動，具有征服自然的雄心壯志，在漫長的海洋探索中，人類通過推動技術發(fā)展強化這種沖動與雄心。而這一切對于處于平等性、連帶性之中的海洋生物與海洋非生命群落而言，可能是一種消極的影響。同樣，海洋生物的繁衍、海洋非生命的狀態(tài)與反應，也會對彼此以及其他群落產生積極或者消極的作用。因此，海洋任何一個群落的“任性”都不能夠被廣泛接受。中國哲學強調的“當行則行，當止則止”，對于海洋倫理的適度性具有強烈的解釋學意義。
最后，海洋倫理的現(xiàn)實性。海洋實踐已經把海洋場域的一切存在與現(xiàn)象納入其中，群落性思維便是這種實踐的產物。同時，基于權力與利益的地緣政治思維，在經歷并積累了大量的海洋沖突議題與海洋爭端議題后，海洋生存議題被推到了人類面前。如果繼續(xù)沿著既有思維軌跡前行，海洋安全困境與海洋治理困境就會如噩夢一般纏繞我們。因此，面對緊迫的海洋發(fā)展與海洋治理現(xiàn)實，筆者提出海洋倫理論，讓權力與利益的訴求獲得倫理的約束，讓海洋政治學的政治要義從權力、利益邁向倫理。這是一種倫理現(xiàn)實性。
海洋倫理的平等性、連帶性、適度性以及現(xiàn)實性，在海洋控制、海洋開發(fā)以及海洋治理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呈現(xiàn)。隨著海洋倫理論的提出，海洋控制、海洋開發(fā)以及海洋治理被賦予倫理內涵，海洋實踐的政治意義得以被倫理標識，海洋政治學的政治定義得以豐富與延伸。
泛海洋論、海洋治理困境論、海洋倫理論等理論的提出，既能夠為海洋政治學研究賦予中國敘事特色，也能夠為建設海洋命運共同體提供具體的理論支撐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我們要著眼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發(fā)展全局，統(tǒng)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堅持陸海統(tǒng)籌，堅持走依海富國、以海強國、人海和諧、合作共贏的發(fā)展道路，通過和平、發(fā)展、合作、共贏方式，扎實推進海洋強國建設”。發(fā)展泛海洋論需要我們打破既有思維藩籬，重新思考全球海洋合作與海洋治理。突破海洋治理困境需要我們重新思考在海洋開發(fā)與海洋治理中政府、非政府組織以及個人的各種措施的未知性作用。與此同時，海洋場域安全沖擊、海洋開發(fā)與治理困境，不斷提醒人們重新定位與海洋的關系，超越傳統(tǒng)的權力與利益訴求，強化倫理訴求。泛海洋論、海洋治理困境論、海洋倫理論等理論的提出，既能夠為海洋政治學研究賦予中國敘事特色，也能夠為建設海洋命運共同體提供具體的理論支撐。
海洋政治學既關注安全與戰(zhàn)略等反映權力指向的問題，也關注開發(fā)與治理等反映利益與倫理指向的問題。目前，人們對海洋戰(zhàn)略、海洋開發(fā)與海洋治理的關注呈上升趨勢。但是，在海洋戰(zhàn)略、海洋開發(fā)與海洋治理的實踐過程中，人們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挑戰(zhàn)。筆者據(jù)此提出泛海洋論，對海陸沖突的傳統(tǒng)命題進行反思。人們普遍認為，幾乎所有國家都存在逐步走向海洋的過程。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全球化的深入，幾乎所有國家都會卷入或正在卷入海洋事務，海洋化將國家、人以及其他群落納入海洋活動，一個泛海洋時代由此出現(xiàn)。泛海洋論顛覆了傳統(tǒng)地緣政治學之海陸二元、海陸對抗的理論宿命，對國家海洋戰(zhàn)略選擇、國際海洋發(fā)展趨勢、海洋秩序重建等都具有深遠的影響。同時，筆者提出海洋治理困境，對目前海洋開發(fā)與治理中遇到的現(xiàn)象進行理論思考。無論是海洋安全與海洋戰(zhàn)略，還是海洋開發(fā)與海洋治理，都會遇到權力與利益的零和之爭，都會遇到人性的善惡之辯。如果海洋政治學的最高政治意義是謀求人類與海洋共存，那么就迫切需要在對權力與利益的零和之爭、對人性的善惡之辯以外，劃定另外一個區(qū)域，海洋倫理論的構建便是這種使命的學術努力。在海洋政治學之政治要義的傳統(tǒng)權力與利益之外，拓展出海洋政治學之政治要義的倫理，對于確立海洋政治學的中國敘事與中國話語，具有一定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作者為山東大學東北亞學院副院長，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guī)劃基金項目“海洋政治學的中國話語構建研究”（項目編號：19YJAGJW009）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東北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國的思想引領與行動”（項目編號：18ZDA129）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集體會見出席海軍成立70周年多國海軍活動外方代表團團長》，新華網(wǎng)，2019年4月23日。
②張景全：《“海洋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海洋政治研究》，《人民論壇》，2019年第S1期。
③《建設海洋強國，習近平從這些方面提出要求》，人民網(wǎng)，2019年7月11日。
④《以海強國 人海和諧——習近平談海洋強國》，中國網(wǎng)，2017年6月8日。
責編/孫渴 美編/宋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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