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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杰:德才相比 德更重要

“德能”與“才能”相比,孰輕孰重?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我們提供了近乎完美的答案:才能固然重要,但德能與才能相比,德能更根本更核心更重要。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為了說明德能的重要,用了很多比喻,比如把德能比喻成三軍之帥,把才能比喻為三軍之資用;把德能比喻成樹之根,把才能比喻為樹之葉;把德能比喻成一家之主,把才能比喻成一家之仆。凡此種種比喻,都是為了說明一個道理,就是德能和才能相比,德能更根本、更重要。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tǒng)教育也注重德能教育,把德行品行放在首位,把知識的灌輸放在第二位,這就是《三字經(jīng)》說的“首孝悌,次見聞”;儒家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也是把立德放在建功立業(yè)、著書立說之前。漢代選拔官員的主要標準就是“舉孝廉”。明代皇帝朱元璋,在選拔任用官員時也秉持“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的用人原則。康熙在用人時把德行放在首位,把才學放在其次。他說,若“心術不善,縱有才學何用”。我們今天評價學生,叫品學兼優(yōu),評價知識分子,叫道德文章,評價藝術家,叫德藝雙馨,都是把德行放在首位。千百年來,重德行品行像一條紅線,貫穿于中國文化的始終。

說的是有本事有能力的官吏經(jīng)常可以看到,但能做到公正清廉的官員就非常難了。改革開放幾十年來屢屢出現(xiàn)的能官能吏貪腐、違法犯罪現(xiàn)象,再次讓德與才的關系問題成為國人思考的焦點。幾十年過去了,我們在選人用人機制上逐漸形成了共識,這個共識就是:德才兼?zhèn)洌缘聻橄?,即要把領導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中國共產(chǎn)黨章程》第三十五條規(guī)定:“黨按照德才兼?zhèn)洹⒁缘聻橄鹊脑瓌t選拔干部。”“德才兼?zhèn)洹⒁缘聻橄?rdquo;的選人用人原則,既源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也有其歷史文化來源。

宋代大政治家、文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記載了這么一個歷史事件并進行了評論:春秋時期晉國有個人叫智伯,也叫智瑤,非常有能力,在舉薦物色選拔晉國未來的執(zhí)政者方面,是最被看好的一個人,但是,就是這個最被看好的未來執(zhí)政者,卻遭到了很多人特別是以他的叔父智果為首的族人的堅決反對,原因就是他們認為智伯雖然很有才能,但是沒有德行,屬于有才無德之人,若把國家的權力交給這樣的人,國家一定會出大亂子大問題。但是,智伯的父親智宣子不顧眾人的反對,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最后還是把權力交給了智伯??吹绞乱讶绱耍疽殉芍?,以智果為首的族人為了避禍,便到太史那里申請不再姓智,另立一族,改姓輔,要作出改姓的決定需要很大的勇氣。事情果然如他的族人所料,智伯上任后,無德無行的本性便暴露無遺,搞得朝廷上下、周邊韓、趙、魏三國怨聲載道,結果,韓、趙、魏三國齊心協(xié)力,不但瓜分了晉國,殺了智伯,而且還夷滅智伯九族,最后只有更姓的輔果一脈得以幸免,這就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三家分晉”。智伯的死,非常具有歷史意義,因為這個事件成為春秋與戰(zhàn)國的分水嶺,《資治通鑒》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寫起。

講這個故事,是要引出司馬光對智伯身死族滅的評論,司馬光評論說:“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司馬光認為,智伯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結局,是因為智伯的才能勝過了德行,是智伯才有余而德不足造成的。古往今來,像智伯一樣因才勝德導致的身敗名裂、身死家滅、族滅乃至國滅的事情,何止千千萬?歷史這本教科書,為我們昭示了一個千古不易的真理:在德行與才能二者之間,更應該把德才兼?zhèn)?、以德為先放在首位,突出道德價值優(yōu)先的位置。

做官先做人,從政先立德,要把修身做人、正己立德與為官為政統(tǒng)一起來,打牢修身做人的基礎,夯實為官為政的根基。為人不正,為官必邪,所以,在選拔任用領導干部時,不能只重其才,不能“唯才是舉、唯才是用”,而應任人唯賢,德才兼?zhèn)洌缘聻橄?,把道德修養(yǎng)作為重要指標,把修德、養(yǎng)德、立德放在首要位置。

作者:王杰,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實學研究會會長

[責任編輯:翟羽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