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歷史潮流的反轉倒逼我們?nèi)ヌ接懳覀冎R體系的時代關聯(lián)性在哪里
要做好心理準備、知識準備,迎接歷史劇變時代的到來
作為中國的知識工作者,我們要做好心理準備、知識準備,要迎接這個歷史劇變時代的到來。我們看到了這個世界的變化和中國的變化,以及蘊含未來可能的劇烈變化,這是數(shù)百年不遇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還體現(xiàn)在什么地方呢?我在很多年前就說過,大家都認為牢不可破的結構居然開始松動,大家都認為無可逆轉的趨勢居然開始逆轉。我由此勾勒出四個脈絡,我認為這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第一,“冷戰(zhàn)”結束,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國變成唯一超強,大家都相信這個單極體系幾乎是牢不可破的。不到二十年,這個結構的基礎已經(jīng)全面松動了,歷史的腳步走得真快。第二,第三波民主化,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80-90年代則勢如破竹,席卷發(fā)展中地區(qū)幾乎所有政體的演化;然而,進入21世紀后它開始失去動能,最近十幾年已經(jīng)開始進入退潮。第三,二戰(zhàn)后七十年,從戰(zhàn)后秩序重建開始,特別是國際經(jīng)濟秩序不斷往自由化的方向演進,而且其吸納的地區(qū)、覆蓋的人口不斷擴充,所以它被看作全球化資本主義擴張的大趨勢,現(xiàn)在資本主義面臨空前的危機,自由經(jīng)濟秩序也面臨巨大挑戰(zhàn)。第四,過去三百年西方國家占據(jù)世界舞臺的中心,他們主導歷史的前進方向,他們塑造世界秩序,制定游戲規(guī)則,主導話語權,但時至今日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式微,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這是三百年歷史潮流的反轉。
這些都倒逼我們?nèi)ヌ接懳覀冎R體系的時代關聯(lián)性在哪里,我們過去用的方法和研究途徑能否回應這樣的知識挑戰(zhàn)。2019年年初,西方的一個非常高端的全球安全議題對話“慕尼黑安全論壇”使用了一個主題——“Who is going to pick up pieces of the disintegrating world order?”(全球秩序正處于一個肢解的過程,零部件掉了滿地,誰有能力把它拼接回去呢?)在五年前或者十年前,主辦者為會議選這么一個主題,是無法想象的。偏向西方中心的觀點認為,中國是秩序的拆解者、破壞者。但如果換一個角度,中國肯定是很重要的正面力量,是建設性的。然而,西方國家不這么看,這一點我們暫時不理會。
該檢討過去經(jīng)常借鑒移植的、高度美國化的主流社會科學、主流政治學了
西方國家當前面對的困境是極為深刻的,而且來自方方面面,他們過去所自信的每個環(huán)節(jié)都出問題了:第一,特朗普居然要拆解戰(zhàn)后多邊機制,戰(zhàn)后自由國際秩序搖搖欲墜。第二,原來一般認為整個戰(zhàn)后體制的主軸是美國,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壓艙石就是大西洋聯(lián)盟,美國和西歐原本是基于理念或共同威脅的特殊伙伴關系,但這居然也開始裂解,歐盟本身能否維續(xù)也是一個問題。第三,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模式,特別是我們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所主導的全球化模式難以為繼,至少在西方發(fā)達國家遭遇到巨大反彈,反全球化與反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激進政治運動風起云涌,它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在崩解。第四,民主體制本身也出現(xiàn)合法性危機,治理失靈,這在美國和歐洲已經(jīng)體現(xiàn)得很清楚了,而我認為問題遠比我們看到的還更嚴重,因為它沒有能力解決財政危機、族群融合、人口老化、經(jīng)濟停滯等方方面面的問題,經(jīng)濟分配沖突也幾乎沒有解藥,只是在拖延問題。
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是不是應該檢討現(xiàn)有的、熟悉的,特別是我們過去經(jīng)常借鑒移植的、高度美國化的主流社會科學、主流政治學,以及它的那套理論范式、研究方法,還有它所設定的議程?是不是要通過這種檢討,我們才能比較從容、有比較清晰的思路去面對這個時代的挑戰(zhàn)?否則我們將非常困惑、非常彷徨,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面對的巨大挑戰(zhàn)。至少我認為,過去太多的社會科學研究是美國式的,我們沉溺于假定這個社會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一個很成熟穩(wěn)定的狀態(tài),所以誤認為我們只需要研究一些參數(shù)性的變化,如什么樣的群體投左翼政黨的傾向更高,階級投票傾向隨著不同的時代會減弱或增強等。我們不會去思考大的結構轉型與解體、體制合法性基礎全面松動之類的比較根本性的問題。因此,我們必須跳脫出來,不能再假定這個結構是牢固的、秩序是穩(wěn)定的了,因為這個前提已經(jīng)被挑戰(zhàn)了。
西方的主流社會科學所面對的知識挑戰(zhàn)比我們還要尖銳
在我看來,今天西方的主流社會科學所面對的知識挑戰(zhàn)比我們還要尖銳,為什么呢?第一,它很難預見和理解當前的歷史趨勢,比如國際金融危機到今天還在蔓延,并沒有真正恢復。日本是第一個進入負利率時代的經(jīng)濟體,已經(jīng)二十多年了,現(xiàn)在整個歐洲幾乎要進入負利率時代,這對一個常態(tài)的資本主義社會來說,就像一個黑洞一樣,美國現(xiàn)在也正在往這條路走。這對主流經(jīng)濟學尤其是新古典經(jīng)濟學來說是一個最大的謎,它不知道怎么去應付這個問題。西方民主體制從三十年前歷史終結的自信變?yōu)楝F(xiàn)在的不自信,這讓政治學者們非常彷徨,因為在他們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沒有什么新的建設性的東西去應對它現(xiàn)在深層次的沖突和矛盾。戰(zhàn)后的自由國際經(jīng)濟秩序面臨困境,也讓自由派經(jīng)濟學者非?;炭?,他們很難真正理解或者正面看待中國的整個現(xiàn)代化道路和經(jīng)驗,特別是過去四十多年的道路和經(jīng)驗,所以他們也很難真正理解中國如何帶動了很多非西方國家和欠發(fā)達國家的興起,以及它接下來可能會帶動世界秩序的重塑。這些都是橫亙在我們面前的一些重要的知識挑戰(zhàn),我們需要一個更牢固的科學哲學基礎做支撐,需要一個寬廣歷史視野的社會科學研究來回應這些問題。
我對美國政治學者不抱太大的期待,因為我覺得他們有一種隱而不喻的意識形態(tài)預設立場,比如西方中心、個人主義等,只有少數(shù)人能夠跳脫這個局限,但他們在美國學術社群里都被邊緣化了。另外,我覺得主流政治學在過去六七十年所依賴的社會科學哲學基礎是“問道于盲”,不是說那些基礎產(chǎn)生的知識完全沒有用,而是說它只是工具性知識。如果你想解決操作性問題,這種雕蟲小技是有用的,如預測下一季的股市是漲還是跌,又如用什么樣的廣告詞可以打動選民。但要想回應我說的歷史劇變時代的結構轉移問題等巨型歷史變化問題,它是完全無能為力的。
認真地開展歷史政治學研究
如果我們要認真地開展歷史政治學研究,那么,重新建構科學哲學基礎也是值得做的一項工作。我特別要強調(diào)的一點是,今天的主流社會科學哲學理論的主張,與美國主流社會科學存在一個非常大的分野,即過去美國主流社會科學的解釋往往會引導你往個體層次找到解釋源頭,其中,經(jīng)濟學是最典型的,所有理論都要有個體基礎。但如果從后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尤其是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本末倒置。他們認為,沒有與生俱來具有社會行動能力的個體,只有社會結構才能賦予它這種可能性。每個人都由于隸屬于、參與了一層一層的結構關系,他才可能扮演各種角色,才具備了社會行動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對很多社會現(xiàn)象的解釋都應該用總體層次的回歸作為解釋的源頭,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新起點,而且我認為歷史研究也是一樣的。歷史研究不應該只是帝王將相,這并不是說個人不起作用,而是說他的作用其實是很局限的,當然,他能成就的事情有時也會具有偶然性或運氣。所以,馬克思提醒我們:人創(chuàng)造歷史,但不是在他自己選擇的條件下。事實上,不是他自己選擇的條件往往占了80%-90%。因此,所謂的“英雄造時勢”的“英雄”的獨立作用,可能只有10%甚至是個位數(shù)。人所處的社會大環(huán)境是非常復雜的,做研究時要把不同層級的行動者和結構條件都考慮進去。不要覺得這樣的理論不夠漂亮、不夠精簡,這并不重要,簡潔而漂亮的理論雖然有感染力,可它是唬人的,因為太容易有例外,太容易被推翻。社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要想了解任何一件事情是如何發(fā)生的,有太多的結構前提要確立。一個好的研究應該是深度研究(intensive research),就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剝開。而且要先做好一個非常深刻的個案研究,再去做比較研究,才能有很高的起點。因為只有這樣,你才會知道很多可能性可能出現(xiàn)在什么地方,在哪里可能會找到答案,你會有這樣一個引導性的知識地圖。如果我們要重建歷史政治學的科學哲學基礎,我覺得這會是非常重要的起點。
雖然歷史政治學這個提法過去很少,但是已經(jīng)有一些跟它類似性很高的研究途徑,比如歷史社會學、歷史結構分析、歷史制度論,它們在社會學和政治學里都有一定的地位,這些都是歷史政治學的先驅和重要基礎,我認為是比較值得我們借鑒的。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本文發(fā)表時有刪節(jié),標題為編者所加。讀者欲知更多詳情,請參閱《中國政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