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過程中，準確把握公眾對疫情風險的認知和對未來經濟發(fā)展的信心，對于研判社會心態(tài)并進行合理調控具有重要意義。本研究于2020年2月6日至11日對全國1074名受訪者的疫情風險認知和經濟信心狀況開展網上調查，研究發(fā)現：這期間公眾對感染可能性和疫情嚴重性的評分已進入下降過程，而防控效能感在提升；公眾知覺到的疫情嚴重性對短期經濟信心有負面影響，但并未影響其長期經濟信心，而疫情防控效能感對短期經濟信心和長期經濟信心均有促進作用；此外，疫情風險認知還受到疫情信息來源渠道、受訪者學歷等因素的影響。
【關鍵詞】疫情 風險認知 經濟信心 信息渠道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我國近期發(fā)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繼2003年SARS疫情之后又一次需要全民動員來加以應對的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疫情爆發(fā)以來，社會公眾不斷在媒體上了解到各種有關疫情的新聞，每天更新的確診率、致死率等數據沖擊著每個人的神經，幾乎所有個體都切實感受到了疫情的風險，而且逐漸注意到疫情可能對我國經濟形勢造成的影響。在當前抗擊疫情的持續(xù)斗爭中，我們需要了解公眾有關疫情風險的認知和對未來經濟的信心，以準確研判社會心態(tài)并進行合理調控。
對疫情風險認知的評估，雖然不同學者采用了不同角度，但大多從疫情傳染的"可能性"和疫情的"嚴重性"兩個角度來評判①；也有學者在研究人們對埃博拉疫情的風險認知時，提出了"防控效能感"維度②，它指人們對國家或個人是否能保護自己免受疫情傷害的信念，這種效能感就是對疫情及其傷害的可控性的判斷。借鑒這些理論觀點，我們采用大規(guī)模調查法，從傳染的可能性、疫情的嚴重性和疫情的可控性這三個角度來考察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公眾對該風險的認知特點，以及個體人口學特征、信息來源等因素的影響。
各類突發(fā)的重大事件，如戰(zhàn)爭、重大恐怖襲擊（如"9·11"事件）、自然災害（如汶川大地震）、公共衛(wèi)生事件（如SARS疫情）等都會對社會和經濟發(fā)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除了關注疫情可能造成的實際經濟損失外，我們還要關注疫情對公眾經濟信心的影響，因為經濟信心會影響到人們的投資、消費等經濟行為，進而影響經濟運行。本研究在新冠肺炎疫情這一特殊時期，考察人們對2020年以及未來五年國家經濟形勢和家庭經濟狀況的預期，以分別體現其短期經濟信心和長期經濟信心；此外，還將探討疫情風險認知對經濟信心的影響。
調查樣本與問卷
本次調查于2020年2月6日至11日在"問卷星"平臺上完成，有效樣本量1074人，來自全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qū)。其中，男性542人、女性532人；年齡范圍是17-71歲，平均年齡32.13歲，20-50歲者占93%；學歷分為高中及以下學歷、大專、大學本科、研究生，擁有四類學歷者分別為102、256、571、145人；城鎮(zhèn)戶口占71%，其余為農村戶口；個人月平均收入2000-4999元者占22%，5000-10000元者占43%，10000-20000元者占19%，其余為2000元以下或2萬元以上者。2月6日至11日期間，每天調查的人數分別為23、324、294、71、158、204人。
調查采用自編問卷。除了有關受訪者人口學資料、獲取疫情信息的渠道等方面的調查問題，我們參考以往文獻和理論框架，重點編制了一個包括13題的疫情風險認知問卷，問卷由感染可能性、疫情嚴重性、疫情可控性三個主要部分組成，此外，我們參考已有同類問卷編制了經濟信心問卷，經過研究梳理，得出以下結果。
受訪者的疫情風險認知存在學歷等因素的差異
我們從三個維度調查了公眾的疫情風險認知特點。首先，感染可能性。調查中受訪者分別評估了自己、家人、社區(qū)或村莊居民、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自己在公共場所等五種情況下感染肺炎的可能性有多高（理論分值范圍1-7，受訪者在一個從1代表"完全不可能"到7代表"完全可能"的連續(xù)尺度上選擇一個數字來代表感染可能性）。結果表明，受訪者對自己和家人感染可能性的評分分別是2.95、2.96，而對社區(qū)或村莊居民的評分是3.69，后者得分明顯更高；受訪者對于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場所時感染的可能性評分分別是4.94、4.93，這個得分遠遠高于"不設場景"時對自己感染可能性的評分（2.95）。
我們將上述5個情況下的評分合為感染可能性總評分，統計發(fā)現，該總評分不存在性別差異、年齡差異和戶口類型差異。但是學歷和感染可能性總評分存在曲線關系：高中及以下學歷、大專、大學本科三類受訪者的評分依次升高（分別為3.69、3.86、3.99），本科學歷者的評分明顯偏高，而研究生學歷者評分明顯下降（為3.71）。此外，在2月7日（6日的樣本量較小，不考慮）至11日這5天里，公眾對感染可能性總評分持續(xù)下降，評分依次為4.08、4.02、3.79、3.76、3.54。
其次，疫情嚴重性。該維度包括4個題目：一是我覺得當前的肺炎疫情很嚴重；二是我覺得肺炎疫情將有加重的趨勢；三是我最近經常擔心自己感染肺炎；四是我最近經常擔心家人感染肺炎。受訪者回答這4個題目的平均分代表其疫情嚴重性知覺（理論分值范圍1-7，受訪者從1代表"完全不符合"到7代表"完全符合"的連續(xù)尺度上選擇一個數字代表對疫情嚴重性的看法）。統計發(fā)現，疫情嚴重性評分不存在性別差異、年齡差異和戶口類型差異；但是，學歷和疫情嚴重性評分存在曲線關系：高中及以下學歷、大專、大學本科、研究生學歷四類受訪者的評分依次為4.50、4.49、4.76、4.58，其中本科學歷者的評分明顯偏高。此外，從2月7日至11日這5天中公眾對疫情嚴重性的評分持續(xù)下降，分數依次為4.80、4.79、4.67、4.47、4.27。
最后，疫情可控性。該維度包括4個問題，一是我覺得肺炎疫情會得到有效控制；二是我對本次疫情的形勢感到樂觀；三是我相信自己可以有效地應對肺炎疫情；四是我相信國家可以有效地應對肺炎疫情。受訪者回答這4個題目的平均分代表疫情可控性或防控效能感（理論分值范圍1-7，受訪者要從1代表"完全不符合"到7代表"完全符合"的連續(xù)尺度上選擇一個數字來代表對疫情可控性的看法）。統計表明，對疫情可控性的評分存在顯著的學歷差異，學歷越高，信心反而越低，高中及以下學歷、大專、大學本科、研究生學歷四類受訪者的評分依次為5.58、5.48、5.40、5.24；我們還發(fā)現了顯著的性別差異，男性對疫情可控性評分高于女性，評分分別為5.48、5.35。此外，從2月7日至11日這5天里，公眾對疫情可控性的評分持續(xù)上升，依次為5.34、5.35、5.37、5.46、5.62，這表明公眾對防控和應對疫情的信心正在上升。
不同的疫情信息獲取渠道影響著人們對于疫情風險的認知
調查中詢問受訪者“在最近兩周的時間里，你曾經從下面的渠道了解過肺炎疫情的相關信息嗎？請在‘沒有’‘偶爾’‘經常’中選擇一個代表你自己的情況。”統計發(fā)現，受訪者“經常”使用的疫情信息獲取渠道依次是：微信、廣播或電視臺、門戶新聞網站、微博或網絡社區(qū)、政府網站、報刊及其網站、小道消息、海外媒體（詳見表1）。將三個選項分別賦值為1、2、3，可以計算出每個信息渠道使用的平均值，其排序與“經常”使用的頻率一致。
我們將上述信息來源渠道分為三類：1、2、3為官方渠道；4、5為半官方或網絡渠道；6、7、8為非官方渠道。統計發(fā)現，人們對三類信息渠道的使用情況能有效預測對疫情的風險認知。具體表現是，在這三類渠道中，非官方渠道使用越多（主要是小道消息起作用），對感染可能性和疫情嚴重性的評分就越高，而其他渠道使用情況的預測作用不顯著；對官方渠道使用越多，對疫情可控性評分就越高，越相信自己和國家能夠有效防范和控制疫情。
人們對于疫情可控性的評價與經濟信心呈現正相關
本次調查詢問了受訪者有關經濟信心的10個問題，前5題詢問他們相比2019年，如何看待2020年中國的總體經濟形勢、就業(yè)情況、物價水平，以及自己家庭的經濟情況和生活質量，后5題詢問他們如何看待未來五年這些方面的變化。從選擇比率上來看（詳見表2），在當前的疫情期間只有28%至39%的受訪者認為2020年國家總體經濟形勢、就業(yè)情況以及自己家庭的經濟情況和生活質量會“變好”（包括“稍微變好”“明顯變好”），有62%至79%的受訪者認為今后五年內這些方面會“變好”。顯然，疫情影響了人們對2020年的短期經濟信心，但對國家經濟以及自己家庭經濟的長期向好趨勢的信心明顯高很多。
將表2中的5個選項分別記為1—5分，然后求出每個題目上的平均值。題目1、2、4、5的合成平均值代表短期經濟信心，其中1、2為短期國家經濟信心，4、5為短期家庭經濟信心；題目6、7、9、10的合成平均值代表長期經濟信心，其中6、7為長期國家經濟信心，9、10為長期家庭經濟信心；此外，題目3、8分別代表短期和長期的物價水平預期。
對這些指標進行統計得到如下結果：人們的長期經濟信心（3.85）顯著高于短期經濟信心（2.98）。長期國家經濟信心（3.79）顯著高于短期國家經濟信心（2.79）；長期家庭經濟信心（3.92）顯著高于短期家庭經濟信心（3.18）。此外，大部分人預期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的物價水平都是上升的，這對于中國這樣的發(fā)展中經濟體是自然的事情。
短期經濟信心的低迷顯然與當前的疫情風險有關。統計發(fā)現，人們對疫情嚴重性的評分越高，則短期經濟信心越低；而對疫情可控性的評分越高，則短期經濟信心越高。然而，長期經濟信心并未受到疫情感染可能性和疫情嚴重性認知的影響，但對疫情可控性的評分越高，則長期經濟信心越高。概括來說，對疫情嚴重性的認知主要對短期經濟信心有負面影響，而不影響長期經濟信心；無論對于短期還是長期經濟信心，疫情可控性認知或疫情防控效能感都有積極預測作用。
研判社會心態(tài)并予以合理調控的建議
第一，公眾知覺到的疫情風險水平在下降，而防控效能感在上升。在本次調查實施的2020年2月7日至11日這5天中，公眾對新冠肺炎感染可能性和疫情嚴重性的評分在持續(xù)下降，而對疫情可控性的評分持續(xù)上升。自2020年1月20日全國打響新冠肺炎疫情的阻擊戰(zhàn)以來，新增疑似和確診病例均一直在上升，至2月5日前后除湖北省以外的全國其他地區(qū)的新增疑似和確診病例都開始不斷下降，因此，我們在2月7日至11日的調查能夠反映出公眾對疫情風險認知達到高點后最初下降階段的特點。
第二，學歷越高，對疫情風險水平的評分也越高。粗略而言，本研究表明隨著受訪者學歷升高（從高中及以下學歷，到大專和大學本科學歷），他們對新冠肺炎感染可能性、疫情嚴重性的評分也在升高，本科學歷者評分最高，而研究生學歷者評分有所回落；他們對疫情可控性的評分則正好隨著學歷升高而降低，學歷越高，疫情防控效能感反而越低。這可能與高學歷者獲取了更多疫情危險性方面的信息，更能認識到疫情的復雜性有關。對此，可關注并采取相關舉措調控學歷較高者（如本科和研究生學歷者）的風險認知，重點是增強其防控效能感。
第三，獲取疫情信息的渠道影響疫情風險認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70%以上的受訪者“經常”使用微信與中央及地方的廣播或電視臺等渠道來獲取疫情信息，此外也有通過門戶新聞網站等渠道。更重要的是，調查發(fā)現“非官方”渠道使用越多，對感染可能性和疫情嚴重性的評分就越高，這可能是因為在微信朋友圈這一線上社會網絡以及線下人際關系中，更容易傳播那些反映疫情風險的信息或負面信息，而人類認知天生存在“負性偏差”，即負面信息更容易被人們注意和傳播。非官方的小道消息是“雙刃劍”，它可能有助于人們對疫情危險產生警覺而重視疫情防護，但也可能引發(fā)過度的、不必要的緊張和恐慌。本次調查發(fā)現，對于官方信息渠道使用越多，人們對疫情可控性的評分就越高，就越相信自身和政府能有效防范和控制疫情。因此，在疫情防控中，應繼續(xù)發(fā)揮好官方渠道主流媒體的作用。
第四，合理呈現信息以引導公眾對疫情風險的認知。本研究發(fā)現一項有趣的結果：受訪者對于"你覺得自己感染肺炎的可能性有多高"這個問題的評分是2.95，而對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公共場所時感染可能性的評分顯著更高，分別是4.94、4.93。這可能是因為當受訪者設身處地地想象某種場景時，他們更能意識到傳染的可能性，而進行"無情景的"、抽象的風險評估時他們對各種場景下（如公共場所、家里等）高低不同的風險程度進行了無意識的綜合平均，所以就不認為有那么危險了，或者沒有將自己"帶入"到某種風險場景中。這一結果的啟發(fā)意義是：一方面，人們認識到自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去公共場所可能面臨更高感染風險，因而減少外出；另一方面，在引導公眾對感染風險的評估時，可以根據需要決定是否強調"公共場所""公共交通工具"這些特定的場景信息，因為在這些情況下人們有更高的感染可能性估計。
第五，疫情對短期經濟信心有負面影響，但長期經濟信心未受影響。當前短期經濟信心的低迷一方面是由于疫情確實造成了實際的經濟損失，另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對疫情風險的認知會泛化到對經濟前景的預期上。本研究表明，人們知覺到的疫情嚴重性雖然有損于其對2020年的經濟信心，但他們依然堅信我國經濟總體向好的趨勢。此外，本研究證明，疫情可控性認知，無論對于短期還是長期經濟信心，都有積極預測作用，因此切實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提高人們對疫情可控性的信念將有助于提升經濟信心。
總之，我們要合理調控人們對疫情風險的認知，既要高度重視新冠肺炎的危險性和疫情傳染的風險性，切實做好個人防護工作，也要相信疫情可防可控，堅信在黨和政府領導下萬眾一心、集體抗疫最終一定能戰(zhàn)勝疫情。此外，我們對經濟前景應保持充分信心，因為這種信心會自我實現，將通過影響我們的生產、消費和投資行為，進而影響實際經濟形勢。
（作者為中央財經大學社會與心理學院院長、教授；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楊之旭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我國公民財經素養(yǎng)指數建構與數據庫建設”（項目編號：17ZDA325）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 Brewer, N. T., Chapman, G. B., Gibbons, F. X., Gerrard, M., McCaul, K. D., Weinstein, N. D.: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health behavior: The example of vaccination. Health Psychology, 2007, 26(2), 136-145。
② Kim, H. S., Sherman, D. K., Updegraff, J. A.: Fear of Ebola: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ism on xenophobic threat responses.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6, 27(7)，935-944。
責編/常妍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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