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經歷了不平凡的偉大歷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中國號”巨輪乘風破浪，向著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穩(wěn)健前行。為充分展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帶來的政治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tài)良好、人民幸福的巨大優(yōu)勢，中央網信辦與求是雜志社聯合組織策劃“中國穩(wěn)健前行”系列理論文章，邀請思想理論界專家學者進行深入闡述，今日在求是網推出第四篇，敬請關注。
內容摘要：中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得益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有效治理體制。這套體制保證了政治穩(wěn)定，形成了有效治理并實現了發(fā)展有方。黨的領導下有效治理體制的優(yōu)勢體現在權威高效的組織和整合，制度的長期穩(wěn)定性、彈性和可調適性，執(zhí)政黨廣泛的代表性和正義性，以及具有約束與激勵并舉的制度效應。黨領導下的有效治理體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基礎。從傳統看，中國社會歷史的深層結構決定國家的“整合任務”優(yōu)先，而有效整合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力量；從現實看，以“復雜中國”為基本語境的當代中國要實現有效治理，必須有能夠凝聚各方面力量的領導核心。
新中國成立即將七十周年，盡管仍在不斷發(fā)展之中、還有諸多有待改革之處，但無論縱向比，還是橫向比，新中國在復雜多變的世界格局下取得的成就無法否認，環(huán)顧世界幾乎無出其右者。人們不禁要問，這七十年的治理緣何成功？這不僅是對過去成績的回顧，更是對未來發(fā)展的有益啟示。
七十年，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成績的取得，得益于黨領導下的有效治理體制。這套體制，一是保證了政治穩(wěn)定，為發(fā)展提供了秩序基礎，這是任何社會共存、合作與發(fā)展的前提；二是形成了有效治理，能夠把國家發(fā)展的戰(zhàn)略、政策與意圖變?yōu)楝F實，有著相對高效的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三是實現了發(fā)展有方，極大推進了近代以來仁人志士為“尋求富強”而建立“現代化”國家的夙愿。
治理優(yōu)勢源自黨的領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一個國家制度和制度執(zhí)行能力的集中體現”，要“把加強黨的長期執(zhí)政能力建設同提高國家治理水平有機統一起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治理體制是新中國七十年有效治理和治理優(yōu)勢的根源。執(zhí)政黨本身建構了一套自上而下、全面覆蓋、上下聯動、深入基層的組織體系。這種組織體系囊括五級政黨機構和所有基層組織，同時覆蓋了經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社會治理等各個領域，并以組織化形式進入立法機關、政府機關、監(jiān)察機關、司法機關、社會群團等機構，通過黨委（黨組）的組織領導、政策貫徹、干部選拔任命、學習教育活動和監(jiān)督考核等具體機制實施制度化領導，擁有一套完整的黨的領導制度。這套體制中，橫向來看，各個系統集中于黨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等領域的領導之上；縱向來看，黨的內部又存在自上而下的集中統一領導；縱橫交錯中權威最終集中于黨中央。整套體系因此形成了一個覆蓋各個系統、各個層級的整體性結構。
相比較而言，無論發(fā)達國家還是發(fā)展中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一些治理難題。發(fā)達國家主要是“議而不決”，而發(fā)展中國家主要在于“決而不行”。前者出現了“否決性政體”，權力部門間、政黨間過度分權，難以凝結共識，出現政治碎片化，常常陷入政治僵局。后者則主要是“政府無能”，難以完成維持秩序、發(fā)展經濟、提供社會福利等基礎任務。那么，黨的領導下有效治理體制的優(yōu)勢體現在哪里呢？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權威高效，能夠實現黨的意志和政策目標，完成治國理政的基本任務與功能，實現國家有效組織與整合。
第二，具有較強的穩(wěn)定性。中國共產黨長期執(zhí)政，能保證制度具有長期穩(wěn)定性，不因一時一地某些特殊或具體利益而變動，而是著眼于長期目標、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有步驟、有計劃、有戰(zhàn)略、分輕重緩急地接續(xù)完成治國理政的任務與目標。這一穩(wěn)定性和長期性由于中國共產黨“使命型”政黨的性質進一步強化，因而具有更為遠大的歷史性目標追求。
第三，具有制度彈性與可調適性。制度的長期性與制度彈性并不沖突，在制度目標和戰(zhàn)略長期穩(wěn)定的情況下，具體制度不能過于僵化、脫離現實。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鮮明特征是“問題導向型”政黨，執(zhí)政過程中的政策擬定與選擇，能以現實中的重大問題、薄弱環(huán)節(jié)、具體目標為中心，根據問題與目標不斷調整戰(zhàn)略與政策，根據不同問題選擇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少西方學者特別看重這一點，把強調問題意識、實踐導向的中國共產黨稱為一個能夠不斷“自我調適”的“彈性”政黨，并以此來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之道。
第四，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除制度僵化外，西方國家還存在“家族制復辟”的傾向，制度僅代表部分特權階層、精英群體的利益。實際上，不僅如此，就其政黨本質而言它就僅具有部分代表性，西方不同政黨代表著不同群體或階層利益，其執(zhí)政后的政策自然也會如此。中國共產黨則不同，它是大眾代表型政黨，其性質決定了它領導下的制度也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正義性。
第五，具有約束與激勵并舉的制度效應。中國共產黨內部擁有嚴密的組織和紀律制度，這是其治國理政能力的制度保證，也是整個組織初心與使命、先進性與純潔性的重要保障。但同時制度也有激勵的維度，通過學習制度、競爭制度、提拔制度等，激勵干部干事創(chuàng)業(yè)、完成治理任務。
有效治理體制形成的歷史和現實基礎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有效治理體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歷史和現實基礎。
首先，從傳統看，中國社會歷史的深層結構決定國家的“整合任務”優(yōu)先，有效整合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力量。傳統中國面臨的首要任務一直是“如何將一個大國整合與組織起來”。上古三代之后，禮崩樂壞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面臨的首要問題即是秩序重建、國家整合。秦國通過強力完成了這一任務，之后雖有變遷，但實質上“二千年皆行秦制”。維系大一統帝國是傳統中國治理的首要任務，特別是歷朝歷代持續(xù)面對邊疆外患，基本一直借助“中央集權”加“周邊相對自治”的多元復合帝國模式維系一統局面。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大動亂之后，無論隋唐還是宋明，其首要目標仍是再度統一、帝國重建、秩序穩(wěn)定、長治久安。近代中國亦如此，清末西方列強的入侵使傳統中國徹底解體，整個體系系統性失敗，面對這千年未有之變局，救亡圖存成了根本任務，整合任務更加凸顯。真正完成近代中國重新整合的是中國共產黨，解決了辛亥革命之后北洋軍閥、國民黨等各種政治勢力均無力完成的組織社會這一基本任務。
其次，從現實看，當代中國實現有效治理，必須有能夠凝聚各方面力量的領導核心。當代中國國家治理的基本語境是“復雜中國”的國家治理。“復雜中國”至少包含四個維度，其一，巨型國家。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是一個超大型國家。世界上具備如此地理、人口等客觀要素的國家并不多。其二，多元社會。這里的多元，指的是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習俗多元、區(qū)域差異多元、發(fā)展階段多元，還疊加了現代社會的觀念多元和利益多元。其三，國際競爭激勵。國際領域客觀上還存在著弱肉強食的半叢林化自然狀態(tài)，一個地緣位置重要、文化迥異、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正在迅速發(fā)展壯大，即便自身安心發(fā)展，也必然遭致干擾、挑戰(zhàn)和威脅。其四，現代轉型。中國依舊處于從傳統農業(yè)社會向現代工業(yè)、后工業(yè)社會轉型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心任務仍是追趕發(fā)展，“發(fā)展是第一要務”。要言之，“復雜中國”的國家治理面臨的根本任務是：追趕條件下多元巨型社會的有效治理。
現代政治都是政黨政治。現代政治，大眾有序政治參與的渠道就是政黨，政黨都是政治活動的主角。但是，不同國家的情況并不一樣。從歷史角度看，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通過自我犧牲在歷史中獲得了人民的認可。從現實角度看，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下的新中國，取得了不容否認、舉世矚目的治理成就，進一步鞏固了人民的認可，也彰顯了黨的執(zhí)政能力。就政黨類型而言，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兼容并蓄型”政黨，既有廣泛的代表性，又有強有力的大眾動員能力；既有利益整合能力，又有政策轉化能力，還有象征性認同功能。這些因素綜合構成了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的深厚基礎，在此基礎上獲得的廣泛認同，為實現有效治理注入了強大力量。“堅持把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持續(xù)推進有效治理“現代化”的不懈追求，將確保在黨的領導下中國穩(wěn)健前行。
（作者 王若磊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法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