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歐盟面臨諸多問題——英國“脫歐”，法意兩國在移民、難民問題處置上的分歧以及影響深刻的“民粹主義”。當今困擾中的歐盟前景到底如何？歐盟存在的關鍵是基于法國與德國之間的戰(zhàn)略共識與親密合作。就法德兩國特殊關系而言，如果把1963年《愛麗舍條約》視為法德和解與合作基石的話，那么，2019年《亞琛條約》可以作為兩國之間加強互信并在所有重大的歐洲與國際問題上采取共同立場的法律依據。面對全球化和新的國際問題的挑戰(zhàn)，法德兩國不僅要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機制下維護雙邊的核心利益，而且同時要成為捍衛(wèi)歐盟共同安全利益的責任大國。因此，隨著英國的退出，如果歐盟中最強大的德法兩國能夠勇于擔當歷史重任，歐盟不僅將繼續(xù)存在，而且會設法抓住全球化帶來的新機遇，最終走出目前的困境并尋找到推動歐盟持續(xù)發(fā)展的新思維與新途徑。
【關鍵詞】歐盟 英國“脫歐” 法意分歧 民粹主義 法德軸心
【中圖分類號】D80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6.006
21世紀初，一些學者信心十足地認為，一個嶄新的“歐羅巴聯(lián)盟”（United States of Europe），即“歐盟”，正出現在國際舞臺上。這個在當時擁有25個成員國和4.5億人口的高度一體化實體，不僅與美國的經濟實力旗鼓相當，而且在幾乎所有國際組織中都擁有比美國更多的席位。盡管按照傳統(tǒng)的軍事實力標準，歐盟還無法與美國分庭抗禮，但在相對健全的社會福利以及免費優(yōu)質的高等教育等方面，它已經超過了美國。國際上，歐盟更是意在以“文明超強”（civilian superpower）的身份與美國分享影響力與聲譽。的確，歐盟已經被普遍認為是最成功的區(qū)域一體化范例，這不僅體現在它的經濟、政治領域的高度一體化，而且表現在它能夠穩(wěn)定地推進政治、經濟交織并進的全面融合。早在1989年，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就指出，“一個日益趨向團結的歐洲將在經濟、技術乃至軍事力量方面，成為21世紀的支配大國。”[1]無論人們接受與否，歐盟當時被視為能與冷戰(zhàn)后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展開仲伯之爭。
自近代以來，歐洲曾在多個核心領域引領世界的發(fā)展潮流。無論是俗稱“歐洲之子”的美國，還是奮力直追的俄羅斯、日本和土耳其，均帶有厚重的歐洲印記。英國歷史學家泰勒這樣寫道：“近代歐洲文明得以在幾個世紀中讓全世界其他文明黯然失色，這一成就歸于它鼓勵個性創(chuàng)新的文化與制度。”[2]然而，自1945年以降，歐洲進入了一個近乎顛覆性的歷史時期。倘若與19世紀的歐洲政治地圖以及歐洲國家在全球范圍的支配地位相比，二戰(zhàn)后的歐洲國家從此不僅失去了對全世界的支配與引領，甚至歐洲本身也不得不接受兩個“非歐國家”的占領。以美蘇兩極為特點的“冷戰(zhàn)”秩序源于歐洲并且以其為主要競爭舞臺，直至1991年，歐洲才真正地結束了“分裂”格局。隨后出現的“歐盟”東擴速度驚人，甚至讓人相信這是命運使然。中國學者陳樂民就此寫道：“盡管歐盟在前進中時時遇到困難，但在艱難中總還在停停進進地向前邁步。”[3]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歐盟”不是一個國家，因此每當出現重大的國際事件時，歐盟難以如宣稱的那樣“用一個聲音說話”。
那么，當今困擾中的歐盟前景到底如何？本文在探討當前歐盟面臨的諸多問題——英國“脫歐”、法意兩國在移民難民問題處置上的分歧以及影響深刻的“民粹主義”的同時，試圖闡明歐盟不會因為這些危機而分裂。與其相反，隨著英國的退出，如果歐盟中最強大的德法兩國能夠勇于擔當歷史重任，歐盟不僅將繼續(xù)存在，而且會設法抓住全球化帶來的新機遇，最終走出目前的困境并尋找到推動歐盟持續(xù)發(fā)展的新思維與新途徑。
三大危機對歐盟的沖擊與影響
近年來，一系列社會與政治動蕩接連沖擊歐盟多個成員國。其中最突出的是2016年發(fā)酵的英國“脫歐”事件，2017～2018年法國與意大利在處置“非法”難民和移民問題上發(fā)生的糾紛以及根深蒂固的“民粹主義”。這“三大危機”對相關國家的社會穩(wěn)定與經濟發(fā)展影響深遠，無論是歐盟還是其他成員國都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與擔憂。然而，通過對上述“三大危機”進行理性的梳理與分析，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它們并不會對歐盟的存在與未來的發(fā)展構成致命威脅，因為自歐共體建立，法德兩國就是歐洲一體化的核心基石。
關于英國“脫歐”是否會直接傷害歐盟的核心利益及其安全，答案是否定的。歷史上，英國曾相繼與歐洲強國——西班牙、荷蘭、法國、俄國、德國——進行過權力角逐。盡管挫敗不斷，但它最終建立起“英國治下的秩序”（Pax-Britainia）。這一結果讓英國人常常認為他們的成功是獨一無二的。1946年，英國政治家丘吉爾在發(fā)表《歐洲的悲劇》演講中，公開呼吁建立一個以法德為核心的“歐洲合眾國”，但他同時堅持英國身居其外，因為“我們是和歐洲連在一起（with）的，而不是屬于它（of）的。我們可以與它利害與共，但并不被它所吸納”[4]。由此可見，英國人對歐洲其他國家保持的這種“超然”心態(tài)從未泯滅過。
不過，歷史上任何國家的地位都是由其實力而非情結或記憶決定的。一向以務實精神著稱的英國人顯然熟諳此道。20世紀60年代，時任英國首相的希思決定申請加入歐盟的前身“歐共體”。他在發(fā)表的一席令人深思的講話中坦承道，英國在地理、傳統(tǒng)、歷史、文化和文明上都是歐洲的一部分；因此，它不會因為歐洲國家的誤解而背向歐洲大陸和歐共體國家。[5]歷經了10年的反復談判后，英國終于在1973年成為歐共體的正式成員國。1975年6月，英國政府進一步經全民公決同意留在歐共體內。遺憾的是，無論是保守黨還是工黨執(zhí)政，之后的英國政府不僅竭力保持不同于其他歐洲國家，而且習慣地按照他們的思維和利益塑造歐洲。地緣政治上，英國一直竭力強化它與美國的“親緣紐帶”，以此暗示歐盟國家，尤其法德兩國，這種“親緣”關系只能存在于英美之間。經濟上，英國不僅堅決保留了英鎊，而且相信享譽全球的“英格蘭中央銀行遠比設立在法蘭克福的歐洲中央銀行，在理財儲蓄業(yè)務和政策方面有更多的實際經驗及優(yōu)質服務”[6]。顯然，英國人不能夠接受他們被淹沒在人為促成的歐洲合眾國里。對此，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是這樣表示的，在重要的歷史轉折時刻，英國總是積極迎接各類挑戰(zhàn)；特別是在英國退出歐盟期間，她將積極、全力地在全球范圍內樹立英國的勇敢、嶄新以及積極形象。[7]
然而，歐盟對英國“脫歐”決定表現出來的淡定多少讓英倫國民感到驚訝甚至失落。多數歐盟國家，包括眾多的反對“脫歐”的英國人堅持認為，“脫歐”決定將導致它不僅失去存在于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經濟聯(lián)盟的身份與利益，而且其他國家也會讓孤傲的英國人付出代價。的確，英國對歐盟所持的貌合神離的態(tài)度從來沒有能夠深得歐陸國家的信任。2016年6月24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一份聲明中指出：“我們必須尊重英國人民的決定。但是，脫歐后的英國不能夠再享有歐盟的特權，對‘脫歐’的程序更是不應抱有幻想。歐盟仍然很強大，今天將是歐洲發(fā)展的分水嶺。”[8]
雖然英國“脫歐”沒有引起歐盟成員國之間的內訌，但法國和意大利卻因難民問題而發(fā)生了二戰(zhàn)以來最激烈的爭吵。歷史上，難民問題一直是國際社會面臨的棘手問題。由于近年來戰(zhàn)爭不斷、經濟惡化等諸多問題，來自非洲、阿富汗、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等地區(qū)、國家的難民或移民前往歐洲。他們選擇的路線是經由地中海與巴爾干，再設法進入歐洲國家，這里主要是指歐盟成員國。意大利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自然成為大批難民涌入的首站。在日益緊迫的財政與社會治安的壓力下，2018年上臺的意大利極右翼政府決定采取強硬措施驅逐難民，包括命令海岸警察扣押難民乘載的“迪喬蒂”（Diciotti）號船只。當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指責意大利政府的不負責任時，意大利副總理兼內政部長馬泰奧·薩爾維尼立即予以駁斥。他強調意大利自2017年已經接受了7.3萬移民和難民，約占歐盟允許接納總人數的14%。同時，意政府堅決要求法國政府接受相應數量的難民。雖然法國最終接受了這一要求，但是薩爾維尼毫無妥協(xié)之意。當“黃馬甲”騷動開始困擾法國時，意大利極右翼領導人公然與這些極端抗議者遙相呼應，聲稱有必要在歐洲各地鼓勵民眾的自發(fā)行為。
最終，法國和意大利之間出現的緊張關系在兩國總統(tǒng)的協(xié)商下得以緩和，雙方重申兩國關系的重要性以及歐盟國家內部團結的必要性。然而，法意兩國的社會“波動”以及英國“脫歐”的背后存在的真正社會根源是“民粹主義”。它起源于19世紀中期，在20世紀末再次盛行起來。中國學者俞可平認為：“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是一種極端的平民化傾向，即把平民化和大眾化作為所有政治運動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以此來評判社會歷史的發(fā)展。它反對精英主義，忽視或者極端否定政治精英在社會歷史發(fā)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民粹主義也是一種政治統(tǒng)治的策略，即動員民眾參與政治進程。若以此為論證，民粹主義既成為操縱群眾的一種特殊的和具體的表達其利益的手段，同時也對這種統(tǒng)治構成一種潛在危險。”[9]
歐盟自建立之日起就伴隨著包括民粹主義在內的諸多壓力。近年來，移民和難民的涌入導致歐洲社會關系日趨緊張，歐盟在2015年不得不決定由各成員國接納12萬難民，但遭到了來自東歐成員國的紛紛反對。雖然幾經商量，但斯洛伐克只同意接受16名難民，捷克則接受了12名難民，而波蘭和匈牙利一直把難民拒之國門之外。2018年，歐洲議會主席圖斯克坦承，強行分攤難民名額的政策在實際操作中已被證明是無效的?，F有數據表明，難民和移民問題是眼下歐盟選民的關注之重。對此，聯(lián)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擔憂地表示，歐洲接納移民和難民的空間正在收縮。鑒于此，歐盟各國亟需一道改革政治避難體系，否則，面對民眾的抵制與壓力，它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內訌和分裂。雖然根據現行法律，人人可以申請庇護，但許多人是沒有資格申請庇護的。鑒于歐盟國家普遍出現的經濟萎縮，隨之出現的就是政治上的極端主義以及社會上的排外情緒。[10]
以2014年5月歐洲議會（第八屆）選舉為標志，歐洲國家的民族或民粹主義政黨數量明顯增加。這些政黨在選舉中高調呼應蔓延的種族主義和排外情緒，其中最具影響的是主張脫歐的英國獨立黨、反移民和反歐盟的法國國民陣線、保守的德國選擇黨和激進的意大利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等。當這些國家的執(zhí)政黨無力應對大量涌入的難民時，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黨派通過強調“歐洲至上”吸引了眾多的右翼極端分子、中小工商業(yè)者以及青年失業(yè)人員。這些極右翼勢力或政黨不僅給本國造成混亂，而且揚言要影響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和2020年的歐盟主席選舉。此外，由于他們在政治上強調“本國優(yōu)先”以及在文化與宗教上渲染“伊斯蘭威脅論”，這些保守或分裂的歐盟各國黨派及其政策則開始挑戰(zhàn)已經存在的《申根協(xié)定》及其相關規(guī)則。實際上，他們已經在蔑視布魯塞爾的權威、限制媒體自由，甚至拒絕履行歐盟規(guī)定的人權標準。如果歐盟難以控制其成員國之間發(fā)展水平差距的不斷擴大，各種標簽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必抬頭，并最終以“經濟民族主義”為旗幟破壞全球化進程和多邊主義的規(guī)則。
歐盟存在與發(fā)展的基石——法德的戰(zhàn)略合作與共識
毋庸置疑，面對極端主義思潮在歐洲社會上的蔓延，歐盟的政治家們不會視若罔聞。2018年11月11日，多國政要匯聚于巴黎凱旋門前，隆重紀念一戰(zhàn)結束一百周年。借此機會，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指出，要警惕狹隘的民族主義，因為愛國主義與極端民族主義并不相容。德國總理默克爾隨即表示，目光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正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qū)奪得權力，一些人只顧追求自己的利益，從而忽略了二戰(zhàn)后維系世界和平的紐帶，這種趨勢令人擔憂，必須予以制止。[11]鑒于此，人們不禁要問，歐盟存在的關鍵是否基于法國與德國之間的戰(zhàn)略共識與親密合作？這顯然是不爭的事實。
實際上，1946年當丘吉爾提出未來歐洲藍圖時，他以其獨到的戰(zhàn)略眼光指出，未來的歐洲和平首先是基于法德兩國能否真正做到盡釋前嫌。12年后，法國總統(tǒng)戴高樂做到了。1958年9月，他邀請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首次訪問法國并與其會晤，兩人達成共識——“法德兩國的前途乃至歐洲的前途最終取決于法國與德國能否構建密切的友好關系”[12]。1963年1月，戴高樂在否決英國初次申請加入歐共體的同時，與阿登納總理簽署了著名的《愛麗舍條約》。這個被稱為20世紀歐洲最重要的雙邊條約，不僅消除了法德之間存在數百年的積怨，而且從建構上促進了兩國的實質合作。條約規(guī)定，法德兩國將在“任何重大的外交政策決定之前相互磋商；首先，在共同利益方面，雙方盡可能考慮達成相近的立場”[13]。雖然當時《愛麗舍條約》更具象征意義，但是當戴高樂因拒絕了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提出的歐洲發(fā)展方案、并且否決了英國加入歐共體的申請而陷入孤立時，是阿登納總理伸出的友誼之手緩解了法國的外交困境?；粮窬俚刂赋觯?ldquo;法國的實力讓它難以獨自處理歐洲事務，但是如有德國的協(xié)助，法國足以把事情擺平”[14]。可見，1963年的德法友好合作條約不僅成為兩國全面和解的象征，而且為日后歐共體的未來方向奠定了基礎。憶往昔，在歐共體與后來的歐盟演進過程中，法德兩國發(fā)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故被稱為推動歐盟的“發(fā)動機”或者“法德軸心”也符合事實。畢竟，“法德軸心”這一地位的確立是通過《愛麗舍條約》奠定的契約基礎和框架結構來實現的。
盡管當前歐盟面對的困境不足以危及它的實際生存，但畢竟英國曾是歐盟中二號軍事強國和第三大經濟實體。故英國“脫歐”與美國推行的“單邊主義”政策，或多或少地讓一些歐盟國家意識到最終歐洲的安全必須掌控在他們自己手中。2014年，歐盟主席容克曾經表示，一支由歐盟指揮的武裝力量會向世界表明，歐洲內部不會再發(fā)生戰(zhàn)爭。2018年，默克爾總理在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上發(fā)表講話時，呼吁建立歐洲“聯(lián)合軍”。外界普遍認為，她的這一表態(tài)是對法國盟友的堅定支持，因為此前不久馬克龍重申了關于歐洲防衛(wèi)以及軍備研發(fā)的計劃。由此，默克爾對馬克龍的再度支持，其政治意義不亞于1963年阿登納對戴高樂的支持。雙方同時也強調，未來的歐洲軍事力量只會作為北約的補充，而無意替代它的核心角色。[15]
一方面，但凡學習歐洲歷史的人都不會期待近期出現籌建“歐洲軍”的計劃。另一方面，默克爾的講話也同樣釋放出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即法德兩國領導人將以更大的勇氣塑造命運相系的兩國關系。這里包含兩國承諾為現在和未來的挑戰(zhàn)、科技進步、氣候變化及安全問題承擔義務。尤其是法國與德國將進行富有成效的合作以應對這些挑戰(zhàn)，并且給予歐盟發(fā)展新的動力。[16]正是本著這一精神，2019年1月22日，默克爾總理與馬克龍總統(tǒng)在歷史名鎮(zhèn)亞琛簽訂了《亞琛條約》。由于時逢1963年法德簽署的《愛麗舍條約》55周年，《亞琛條約》明確表明雙方將“致力于一個強大、持續(xù)和獨立的歐洲”，尤其在深化歐盟各成員國之間的團結與合作中繼續(xù)發(fā)揮重要的作用。就在英國脫歐以及民粹主義者預計將在下屆歐洲議會選舉之前鞏固勢力的關鍵時刻，法德兩國簽署《亞琛條約》具有難以估量的歷史性意義。
在長達16頁的條約內容中，兩國承諾在彼此遭遇軍事攻擊時并肩作戰(zhàn)，雙方將籌組一個新的聯(lián)合防御與安全機制，聯(lián)合部署、調遣以及協(xié)調軍事設備出口規(guī)則。輿論普遍認為這是法國意在組建“歐洲軍”計劃的第一步。此外，在經濟方面，法德兩國同意建立一個“依循通則的聯(lián)合經濟開發(fā)區(qū)”。為了進一步深化經濟整合，他們成立10人聯(lián)合專家委員會，積極協(xié)調經濟法中的棘手問題并設法消除投資障礙。兩國還計劃積極拉近邊境地區(qū)的往來交流。
顯然，信奉現實主義的理論家或者片面理解歐洲近代史的學者對《亞琛條約》會有各種各樣的譏諷與懷疑。不僅如此，意大利、波蘭等國也不滿意法德兩國如此高調談論他們在歐洲安全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進行秘密談判的方式。盡管如此，這些都無法改變一個既定事實：法德兩國承擔的核心角色與所代表的“歐洲聯(lián)合精神”是任何歐洲其他國家難以取代的。對此，默克爾進一步強調，法德兩國追求的新目標與合作形式將擴大到兩國加強邊界合作、保持稅收和社會問題上的協(xié)調一致。[17]
對于法德兩國將開啟全面合作以及他們決心維護歐盟團結的新舉措，前德國外長兼副總理約施卡·費舍爾提出了深刻的看法。他在不久前撰寫的文章中指出，德國作為歐盟的經濟引擎與人口第一大國，特別是它關鍵的地緣位置，決定了沒有德國的參與是不可能組建歐洲聯(lián)合安全機制的。而法德之間的合作精神甚至可以追溯到1923年出現的“泛歐聯(lián)盟”。費舍爾進一步指出，當今在組建歐洲共同安全力量時，歐盟各國應該汲取當年形成歐盟貨幣聯(lián)盟的教訓。盡管歐盟成員國應該保留各自的經濟和財政政策，以及不同的政治文化與態(tài)度，但歐盟要切實推動并建立必要的政治機制作為共同利益的根本保證。作為歐盟中最強大的兩個成員國，法德無疑是維系歐盟團結的保證，為此兩國必須相互妥協(xié)而合作。[18]
那么，法德兩國將如何克服他們之間的世紀恩怨并協(xié)調彼此利益？法國作為世界上五大擁核國家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德國對它的安全要求表示理解，例如在獨立的軍事行動以及軍售產品的權利方面。但是，法國應該意識到，今天的德國對戰(zhàn)后歐洲形勢的理解完全不同于1945年之前。其中主要因素既有美國軍隊駐扎在德國土地上以及北約組織的存在（法德兩國均為成員國），也包括戰(zhàn)后德國公開表示放棄傳統(tǒng)的強權政治與冒險主義的內外政策。20世紀末重新統(tǒng)一后的德國堅持奉行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恪守不尋求武力擴張或追求排他性利益的外交政策。由于德國已經完全融入歐盟并且是北約成員國，它更愿意接受美國承諾保護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安全與危機處置的責任。德國社會時常出現奉行中立的呼聲。美國政府的處事風格以及德國在整個歐洲的地位和影響，讓它意識到必須承擔維護歐盟成員國的主權與安全。[19]實際上，歐盟在2002年正式啟用共同貨幣——歐元，以及2004年在羅馬簽署了歐盟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條約，都是力求通過共同遵守的制度來確保德國未來發(fā)展方向的途徑。
就法德兩國特殊關系而言，如果把1963年《愛麗舍條約》視為法德和解與合作基石的話，那么，2019年《亞琛條約》可以作為兩國之間加強互信并在所有重大的歐洲與國際問題上采取共同立場的法律依據。面對全球化和新的國際問題的挑戰(zhàn)，法德兩國不僅要在共同外交與安全機制下維護雙邊的核心利益，而且同時要成為捍衛(wèi)歐盟共同安全利益的責任大國。考慮到這一現實，德國積極納入歐洲共同安全機制符合包括它自己利益在內的各成員國的集體訴求。
結語
毋庸置疑，1963年之后的法德關系并非一帆風順。繼阿登納之后，西德總理路德維希·艾爾哈德（1963～1966年）開始轉向親美英的立場，因為德國國內一直存在加入“大西洋”陣營的呼聲。然而，戴高樂依然耐心地推動法德雙邊關系的發(fā)展。他在1967年會見艾爾哈德時指出：“雖然《愛麗舍條約》沒有像開始期待的那樣發(fā)展為‘特殊關系’，但我們應該記住只有當法德兩國真正攜手時，一個獨立的歐洲才有可能成為現實。”[20]今天面對美國對外政策的不確定性、英國脫歐、俄羅斯的強硬外交以及新興國家?guī)淼臐撛谔魬?zhàn)，《亞琛條約》似乎正在提出新的使命——歐盟急需維護它的權益和地位。
盡管有人認為《亞琛條約》更具象征性意義，但是深化歐盟各國之間的團結與合作刻不容緩。對此，法德兩國領導人心知肚明，他們在強調兩國關系的同時，顯然也明確地表示德法之間的伙伴關系不是邁向對歐洲的支配，而是在歐盟成員國中起到表率作用，即以“亞琛精神”推動各國之間的相互理解與合作。那么，一個團結、獨立的歐洲究竟何時出現或曰如何到來，并不是本文的重心，重要的是從戰(zhàn)后法德兩國關系的演變來分析，他們之間的和解與合作對歐洲未來的和平與穩(wěn)定的影響。對于歐洲一體化、尤其法德兩國和解的深遠影響與巨大作用，前輩的努力將會得到歷史予以他們所期待的結果。
注釋
[1]Samuel Huntington, "The U.S.—Decline or Renewal?",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8-1989, p. 93.
[2]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xxi.
[3]陳樂民：《20世紀的歐洲》，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3年，第9頁。
[4]Desmond Dinan, Ever Closer Union: An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Palgrave, 2010, p. 11.
[5]Desmond Dinan, Europe Recast ―A History of European Union, London: Palgrave, 2004, pp. 135-136.
[6]T. R. Reid,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pp. 83-84.
[7]"Theresa May's Brexit Speech in Full", The Telegraph, 17 January, 2017, https://www.mirror.co.uk/news/uk-news/theresa-mays-brexit-speech-full-9637696,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9.
[8]阮佳聞：《德國總理默克爾就英國脫歐等問題表態(tài)》，海外網，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4631433378620653&wfr=spider&for=pc，2019年2月27日引用。
[9]俞可平：《現代化進程中的民粹主義》，《戰(zhàn)略與管理》，1997年第1期，第88～96頁。
[10]趙晨：《歐洲議會選舉之后的歐洲政治走向》，《當代世界》，2014年第8期，第63～65頁。
[11]Eugenio Bregolat, "Learn from the mistakes that led to the World War I", China Daily, 11 November, 2018.
[12]Desmond Dinan, Ever Closer Union: An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London: Palgrave, 2010, p. 33.
[13]Roy Macridis and De Gaulle, Implacable All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p. 188.
[14]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p. 615.
[15]《默克爾呼吁建立有爭議的歐洲聯(lián)合部隊》，《國際在線》，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7074983952168216&wfr=spider，2019年2月26日引用。
[16]《加強法德軸心，兩國新簽〈愛麗舍條約〉》，《大公報》，2019年1月26日引用。
[17]Jiang Feng, "Can the Aachen Treaty revive Europe", Global Times, February 11, 2019.
[18]Joschka Fischer, "Will Germany permit join European security policy", February 23, 2019, https://news.cgtn.com/news/3d3d414e356b544f32457a6333566d54/inde, accessed February 27, 2019.
[19]Henry Kissinger, World Order, London: Allen Lane, 2014, pp. 91-92.
[20]Norman Davies, Europe ―A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073.
責 編／周于琬
The Benefits of the French-German Axis to the Troubled European Union
Wang Li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EU faces many problems, such as Brexi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rance and Italy in the settlement of the immigrant and refugee issues, and the influential "populism". What is the prospect of the EU that is currently plagued? The key to the EU's existence is based on strategic consensus and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France and Germany. As far as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nce and Germany is concerned, if the 1963 Elysee Treaty is regarded as the cornerstone of French-German reconciliation and cooperation, then the 2019 Treaty of Aachen can serve as a symbol of their mutual trust and the legal basis for them to adopt a common stand concerning all major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Faced with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and new international issues, France and Germany must not only maintain bilateral core interests under the common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mechanisms, but at the same time become the responsible countries that defend the EU's common security interests. Therefore, with the withdrawal of the UK, if Germany and France as the two most powerful EU countries can take up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he EU will not only continue to exist, but will also try to seize the new opportunities brought about by globalization and eventually get out of the current predicament and find new ideas and new way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words: EU, Brexit, French-Italian differences, populism, French-German axis
王黎，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歐洲外交、大國外交與國際關系理論。主要著作有《歐洲外交史（1494～1925）》《跨國視角下的世界秩序與國際社會》《Chinese Version of Alliance with Russia Comes of Age》《美國外交——理念、權力與秩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