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今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國際格局來看，世界多極化與經濟全球化趨勢深入發(fā)展，“多極”之間的力量對比日趨平衡，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西方經濟體深陷“新平庸”，而一些新興經濟體顯現出了強勢的增長速度。在這樣的背景下，多邊主義受到挑戰(zhàn)，全球治理比以往更加復雜。從中國自身發(fā)展來看，中國在國家身份、國際責任觀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出現顯著變化。在世界百年未有之變局中，中國作為國際社會“負責任大國”，會繼續(xù)加強國際發(fā)展合作并不斷深化改革開放，承擔應盡的國際責任以及加強在全球治理的話語權。
【關鍵詞】大變局 國家身份 全球治理
【中圖分類號】D5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07.002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共中央對國際形勢的重要判斷。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我國對世界格局長期戰(zhàn)略研判的延續(xù)。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革大調整之中”；[1]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當今世界正在發(fā)生深刻復雜變化”；[2]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更進一步深刻論述，“世界正處于大發(fā)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3]雖然世界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主題沒有發(fā)生變化，但是世界經濟周期的新一輪波動、黑天鵝事件的頻繁出現、南北經濟差距的逐漸拉大等不確定性因素極大增加了國際格局的不確定性。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及不斷深入參與全球化進程，世界的變化與中國的發(fā)展相互交織。從歷史經濟周期的波動和節(jié)律可以窺探出，現在既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好的發(fā)展時期”，也是中國面對國內外風險和挑戰(zhàn)最多的時期。唯有深刻認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脈絡、發(fā)展規(guī)律和內在特點，方可準確判斷國際格局發(fā)展趨勢，正確認識中國自身定位，才能抓住機遇、規(guī)避風險、迎接挑戰(zhàn)，在實踐中探索出“兩個一百年”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佳實現路徑。
“百年大變局”的呈現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科學技術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發(fā)展，交通運輸、信息通信、數據處理等領域都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人類的地理空間與時空限制被打破，不同國家、不同地區(qū)間的經濟交往、政治對話、文化交流愈益密切，國際分工、對外直接投資、國際貿易等也呈現出新的發(fā)展特點，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市場。全球市場的形成加快了資本、技術和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在全球的自由流動，推動了全球金融市場、國際分工格局和全球產業(yè)價值鏈的逐步完善和升級，加速了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fā)展，但同時也衍生出技術壟斷、環(huán)境破壞、失業(yè)增加等導致逆全球化的不穩(wěn)定因素。
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國際體系、國家個體、非國家行為體的短、中長和長經濟周期都經歷了深刻變化，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也相應地發(fā)生劇烈變動。政治格局多極化加速推進，各國經濟實力對比變化導致競爭與合作并存，全球治理體系與多邊合作受到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的挑戰(zhàn)，國家安全所涉及的領域外延不斷延伸擴張——這些都預示著國際格局已經進入大分化、大變動、大調整時期。
世界多極化呈現出新態(tài)勢，新興經濟體和發(fā)展中國家迅速崛起。20世紀80～90年代，東歐劇變和蘇聯(lián)解體結束了國際格局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兩強爭霸局面，美國憑借其超強的綜合實力成為全球超級大國，國際格局呈現“一超多強”的實質單極特征。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發(fā)展中國家及其他處于發(fā)展邊緣地帶的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得到迅速發(fā)展。在世紀交替的前后20年間，除了傳統(tǒng)歐洲強國的復興，最引人注目的是發(fā)展中國家群體性崛起。據最新統(tǒng)計，發(fā)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比重接近40%，這些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80%。[4]伴隨著經濟地位的提高，發(fā)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以及廣大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力量對比逐漸均衡，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國際話語權、政治影響力也得到快速提升。從在聯(lián)合國代表權的提高，到20國集團（G20）峰會的升格，再到“金磚國家”由政治性概念落地為有影響力的多邊合作機制，以及東盟、非盟等地區(qū)合作機制作用的不斷加強，都呈現出國際社會朝著多極化方向發(fā)展。
多極中的主要力量對比也出現明顯改變。雖然美國的綜合國力仍然是世界第一，但在“9·11”之后其獨自掌控國際局勢的意愿和能力明顯下降；歐盟作為集歐洲之力的重要國際力量，因歐債危機、難民問題和英國脫歐等而變得危機重重；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fā)展中大國通過國際政治對話和經濟合作，極大地提高了其在國際政治、世界經濟等領域的影響力。尤其中國，在被美國明確為“戰(zhàn)略性競爭對手”之后，又被歐盟列為“系統(tǒng)性競爭對手”及“經濟競爭對手”，這顯示出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經濟全球化不平衡發(fā)展導致逆全球化趨勢。冷戰(zhàn)結束后，國際環(huán)境長期處于總體和平與局部動蕩的態(tài)勢，為經濟全球化創(chuàng)造了相對穩(wěn)定的發(fā)展環(huán)境。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逐漸取決于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融入程度。與前一個百年相比，世界各國和各地區(qū)的生產要素得到了更加合理、充分和高效的配置，發(fā)達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通過國際分工、國際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重新塑造了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格局，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提高，社會財富積累快速增加，全球產業(yè)價值鏈更加完善，世界經濟發(fā)展水平達到新高度。
同時，經濟全球化所衍生出的不公平問題導致逆全球化現象的出現。因經濟全球化發(fā)展不均衡所產生的負面效應，國際社會呈現出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局面。在國際社會“資源優(yōu)化配置”的背后，是不同國家或地區(qū)的某些產業(yè)、群體受到的不同程度的沖擊。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催生了西方民粹主義回潮、極右翼政黨力量上升和極端恐怖勢力盛行，全球經濟的下行趨勢致使不穩(wěn)定因素加劇了國際格局的不確定性。全球化給發(fā)達國家?guī)砹司蜆I(yè)困難、收入差距擴大和文化沖突等問題，是當代西方民粹主義興起的導火索。[5]右翼民粹主義者認為，這些問題是由政治精英推動的“畸形發(fā)展”的經濟全球化所致，只能通過反全球化的方式來解決，通過實行經濟保護主義、政治保守主義來回應中下層民眾的利益訴求，減弱多元的社會文化帶來的身份認同沖突。
有著商人本性的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其一系列違背常規(guī)的言行舉止背后，體現的是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相結合的政治理念。[6]特朗普認為，經濟全球化讓太多的國家，尤其中國，“占了美國便宜”。他對其他國家是否實行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并不執(zhí)著，但是不能容忍“免費搭美國便車”的國家。
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抬頭，全球治理體系與多邊機制遭遇沖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家處理自身問題也需要聯(lián)合多個國家共同行動。實踐證明，多邊主義對于擴大國際共識、促進國際合作具有積極作用，有助于推動國際問題的協(xié)商解決，因此成為當今國際格局發(fā)展的重要助推器，[7]不僅是當今國際體系的建構基礎，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徑。
全球治理打破了國際關系中以國家為中心的體系，倡導治理主體多元化。但在這個體系中，大國仍然是全球治理體系中最重要的主體，大國合作也是多邊合作的關鍵。但是，長期以來發(fā)展中國家在全球治理的話語權與其自身在世界經濟中的體量并不相符；而在多邊合作機制中居主導地位、掌控治理規(guī)則制定權的西方大國為了保持其優(yōu)勢地位，不僅限制發(fā)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治理體系，還逃避自身應該承擔的治理責任。例如，受部分發(fā)達國家的阻撓，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的投票權遲遲得不到提升。
作為發(fā)達國家的代表，美國對現有多邊機制不滿，更加偏向以可能獲得更大利益的雙邊形式進行國家間合作。美國在特朗普任內開啟了一系列涉及各個領域的“退群”行動，[8]這樣的行為體現出美國對維持全球治理中主導權的“意愿不足”。相對于以往在干預主義和孤立主義時期堅守的道德優(yōu)越感，如今的美國“主動放棄道德高地，將短期經濟利益置于維持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和國際領導權之上”。[9]
國際安全挑戰(zhàn)多樣化與碎片化。和平與發(fā)展的主題沒變，但隨著全球化深入發(fā)展，國際社會中各種行為體逐漸增多，不穩(wěn)定因素大幅增加。當前全球安全挑戰(zhàn)日趨多樣化和碎片化，世界安全格局出現更多新變化。對于中國而言，一方面，出現全球范圍內單一威脅的可能性愈發(fā)下降，大國之間的博弈競爭直接體現為安全對抗的可能性很低；另一方面，以大國博弈為背景的全球安全問題愈發(fā)多樣，種族、族群、宗教信眾等次國家群體認同的變異發(fā)展在全球范圍不斷升溫，相關問題惡化所衍生出的極端恐怖、分裂活動此起彼伏、相互呼應，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安全背景。
美國將戰(zhàn)略重點從打擊恐怖主義轉移到與中國、俄羅斯的長期戰(zhàn)略競爭；美俄分歧加大，特朗普與普京的對話并未改善雙邊關系，美國單方面終止了《中導條約》；在中東和東歐，中東、敘利亞、烏克蘭等問題使歐洲、美國、俄羅斯之間的關系緊張，影響亞歐大陸的穩(wěn)定與發(fā)展；在東亞，南海問題影響著日本、美國、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之間的關系，美日澳印四國推出的印太戰(zhàn)略試圖加強聯(lián)盟合作以針對中國。
全球化使科學技術快速變革、大規(guī)模擴散，安全沖突蔓延到多個領域，并改變了戰(zhàn)斗形式與演變速度。科學技術直接決定軍事戰(zhàn)略優(yōu)勢，國家安全問題不再局限于政治、軍事領域，逐漸延伸到經濟、生態(tài)、社會等層面?？植乐髁x和極端主義不斷發(fā)酵，傳染性疾病跨越洲際傳播，全球變暖導致生態(tài)危機頻發(fā)，網絡駭客威脅各國網絡信息安全。在這樣的背景下，現有國際規(guī)則不斷受到沖擊，多邊機制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
“百年大變局”之中國定位
1941年，美國《時代》雜志主編亨利·盧斯宣稱，“美國世紀”已經來臨。2010年，英國學者馬丁·雅克出版的名為《當中國統(tǒng)治世界：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一書廣受關注。諾貝爾獎經濟學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茲于2015年撰文指出，“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此后，有關“中國世紀”的話題不斷被外媒探討。更有甚者提出了中美共治（G2）的概念。雖然以“購買力平價”理論計算出來的“中國世紀”有些夸張，中國領導人也并不接受G2的概念，但由此足以看到國際社會在這個百年對中國角色與定位的重視和期待。
回顧百年歷史，近代中國一直在苦苦探索真正屬于自己的國家身份定位。迄今為止，中國的國家身份仍然處于不斷地追求和塑造之中。國際格局的變化和國家實力的升降是影響國家身份變遷的主要因素，而身份的變遷又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戰(zhàn)略，所以中國的國家身份體現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見證了中國的百年發(fā)展。
中國國家身份的演變。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至今，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身份定位隨著國際格局和自身實力的變化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革命的第三世界國家、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發(fā)展中國家，以及國際社會的負責任發(fā)展中大國。在不同的階段，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身份定位不同，其對外行為也不相同。
在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階段，中國要立足于國際社會，首先要爭取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自然會采取一系列傾向于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戰(zhàn)略。處于冷戰(zhàn)的大背景，中國不得不選擇意識形態(tài)鮮明的國家身份，但是作為新生的國家，其還要在國際社會爭取更大范圍的支持。所以，“與不同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間的和平共處”[10]作為“一邊倒向蘇聯(lián)”的補充，成為當時中國主要的對外政策，同時也為中蘇同盟破裂后中國將自己定位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基礎。雖然“三個世界”理論于1974年才提出，但是從20世紀60年代中蘇同盟開始破裂之初到后來破裂愈演愈烈，社會主義國家的身份凝聚力已經在逐漸減弱。從支持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到與亞非拉國家一起對抗美蘇霸權，再到聯(lián)合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共同構建新型國際秩序的努力，是這一時期中國對外戰(zhàn)略的主要內容，所以“第三世界國家”的國家身份凸顯出“革命性”。
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國內外環(huán)境的變化，尤其“中國國內政治進程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11]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已經不再是中國劃分世界的標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成為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方向指導。這一時期中國國家身份最大的變化是從國際體系的挑戰(zhàn)者變成體系的參與者和建設者。“發(fā)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的國家身份，讓中國更加重視南南合作，強調“量力而行、盡力而為”。
進入21世紀，雖然從人均GDP來看中國仍然處于發(fā)展中國家階段，但是伴隨著中國自身的迅猛發(fā)展以及GDP總量的逐步攀升，僅是“積極參與國際社會”這樣的身份狀態(tài)已經不能滿足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望以及中國自身的現實要求。中國在黨的十六大之后開始以“負責任國家”來明確自己在國際社會的定位；并根據現實需求，在2005年提出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fā)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的全方位外交戰(zhàn)略，這是對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新世紀新階段的闡釋，對中國轉變對外發(fā)展方向、調整對外發(fā)展策略和提升國家形象具有重要意義。
勇于承擔大國責任。“大國責任”應該包括本土責任和國際責任，并且本土責任應優(yōu)先于國際責任。一個國家只有先對本國國民負責，才能談得上要對國際社會負責。所以在改革開放的40年間，國內扶貧一直都是政府工作的重點。據統(tǒng)計，中國在過去40年減貧7.4億人，到2017年年末貧困人口僅為3.1%。[12]歷經40年高速發(fā)展，以中國今時今日的經濟體量和世界影響力，承擔國際責任已是義不容辭的國際義務。
“國際社會負責任大國”的身份確立體現了中國外交從“韜光養(yǎng)晦”出發(fā)，逐漸要在國際社會中“有所作為”。無論是發(fā)達的西方國家，還是廣大的發(fā)展中國家，都對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角色和形象有了新的期待和要求。自2008年起，“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相繼出現，進而到“中國責任論”。從國際輿論的轉變可見，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快速發(fā)展的心態(tài)逐漸變得理性，但同時也存在矛盾。[13]比如，在國際發(fā)展援助領域體現明顯：西方傳統(tǒng)援助國既希望中國尊重西方在亞非拉世界的既得利益與優(yōu)勢地位，又要求中國分擔國際援助責任并采用西方國家的援助模式，參與和支持西方主導的國際援助體系。[14]與發(fā)達國家不同，廣大發(fā)展中國家對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期待更多的是一種善意和真誠的希望。
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身份定位直接影響了其在國際社會中的行為模式。然而，并不是所有國家都會時刻按照自己的國家身份行事。比如，近年來美國在國際組織中一系列的“退群”行為，與其作為國際社會中重要大國的國家身份格格不入，這樣異常的行為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全球公信力，是“不負責任”的行為表現。誠然，始終堅持做符合國家身份的事情并不容易，但是中國一直在國際發(fā)展援助領域承擔著其國家身份所帶來的國際責任——積極維護受援國的利益，不斷開展并擴寬與發(fā)展中國家的合作渠道，在國際場合不斷呼吁發(fā)達國家應切實踐行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援助承諾，強調在不附帶政治條件的基礎上，特別加大對最不發(fā)達國家的支持以增強其自主發(fā)展能力，呼吁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伙伴關系。
縱觀黨的十五大到十九大報告，可以看出，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對國家責任的界定更加寬泛。除了“自我責任”外，中國加強了對國際社會中應當承擔的“共同責任”的關注，尤其突出了“合作性責任”方面的重要性，比如“在實現本國發(fā)展的同時兼顧對方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的正當關切”“積極參與多邊事務，支持聯(lián)合國、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等發(fā)揮積極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
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從國家身份的變遷可以看出，中國從國際體系的挑戰(zhàn)者轉變?yōu)轶w系的參與者和建設者，進而努力將自己塑造為體系引領者。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行為方式和思維邏輯充分展現了中國國家身份變遷的歷史進程。多邊外交是中國參與國際事務和提升國際話語權的重要工具。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恢復了聯(lián)合國的合法席位，但在當時的國內外環(huán)境下，聯(lián)合國只是中國反對國際霸權主義的發(fā)聲渠道。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才開始把聯(lián)合國機構視為最重要的國際合作者。1986年，中國政府第一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多邊外交明確列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15]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開始廣泛涉足多邊外交領域，并對聯(lián)合國主要機構進行捐款。受當時國際發(fā)展領域趨勢和自身實力的影響，中國捐款偏重于向以“人的發(fā)展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為工作重點的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世界糧食計劃署、國際農業(yè)發(fā)展基金、聯(lián)合國人口基金、聯(lián)合國兒童基金會捐款。[16]進入21世紀，“多邊外交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舞臺”，中國政府更加重視與多邊開發(fā)機構開展國際發(fā)展合作。除了傳統(tǒng)的繳納會員費、捐款和股權融資等被動式參與方式，還有更加主動且多元化的參與方式，包括在多邊發(fā)展機構內部設立專項信托基金、設立以中國為主導的合作基金，以及支持倡導建立多邊合作框架或基金。從中央財政支出可以看出，近十年來中國向國際組織投入的資金量迅速增長。[17]
除此之外，中國重點加大在地區(qū)開發(fā)銀行的參與度。據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下屬的發(fā)展援助委員會（OECD-DAC）測算，中國2013年多邊援助的規(guī)模為30億美元，其中66%集中于地區(qū)發(fā)展銀行，如泛美發(fā)展銀行和非洲發(fā)展銀行，其余是聯(lián)合國系統(tǒng)與世界銀行。[18]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2014年，金磚國家新開發(fā)銀行（NDB）落戶上海，不同于以往的地區(qū)性開發(fā)銀行，其在機制上首創(chuàng)平權決策模式，即創(chuàng)始成員國都擁有否決權；2015年，首家由中國倡導建立的地區(qū)性發(fā)展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在北京成立，這些多元的參與模式和與日俱增的資金投入量都展現出中國在國際發(fā)展合作領域中主動性和話語權的提升。[19]不僅如此，中國開始主辦重要的全球或地區(qū)性宏觀經濟政策協(xié)調論壇，如2014年APEC北京峰會、2016年G20杭州峰會、2017年“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等。
回首七十年，中國在追求民族獨立解放、國家復興發(fā)展的過程中，用自己的方式和理念，逐漸成長為全球治理體系中一個具有重要地位和影響力的參與者。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發(fā)展理念主要是受國際發(fā)展理念的影響，重點關注以人為本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如今，中國以自身經驗為基礎，通過推動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國-聯(lián)合國和平與發(fā)展基金、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fā)銀行等來體現其在全球治理領域的重要地位。
2015年時任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在“讀懂中國”研討會上就“中國的全球秩序觀”作過重要闡述，明確了中美關于秩序理解的不同。她認為，“美國關注自身是否能在世界上保持領導地位，而中國對如何改進國際秩序、完善全球治理更加重視”。美國旨在建立“圈子俱樂部”，具有排他性；而中國則將自己視為聯(lián)合國框架下的國際機構和體系中的平等一員。[20]縱覽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格局，全球化依舊是世界經濟發(fā)展的總趨勢，中國和美國這樣的大陸規(guī)模經濟體仍然是重要的推動力。有學者指出，美國構建TPP的目的是設法減緩競爭對手的經濟增速，而中國積極推進的RCEP是最大限度地尋求亞太地區(qū)的經濟利益。大陸規(guī)模經濟體通過擴展自己的勞動力全球分工規(guī)模獲益，而小經濟體則從同大經濟體的互動中得利，從而創(chuàng)造雙贏的局面。[21]與美國的“單贏”模式不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全球發(fā)展趨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不僅要保持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經濟聯(lián)系，還要通過自由貿易協(xié)定、關稅減免協(xié)定、基礎設施建設、先進技術轉移等來促進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和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良性發(fā)展，有助于維護世界經濟格局的穩(wěn)定運行和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fā)展。[22]
結束語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社會歷史螺旋發(fā)展和經濟周期節(jié)律波動的具體體現，投影到當今的國際格局之中，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安全碎片化構成了大變局的世界政治經濟圖譜。和平與發(fā)展相互交織的世界潮流中也夾雜著單邊主義、民粹主義、恐怖主義、極端宗教勢力等不穩(wěn)定和不確定因素，世界秩序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風險和挑戰(zhàn)。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fā)展中國家，復雜多變的國內和國際局勢使其更加堅定地加強多邊外交以及參與全球治理。一方面，讓國際社會更加了解中國的發(fā)展理念，加強國家間信任與合作，減少其他國家對“中國威脅”的擔憂；另一方面，增加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提高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代表性。中國在國際發(fā)展合作領域從被動式參與到主動甚至主導式參與，體現了其在國家身份上的轉變。在“國際社會負責任大國”這樣的身份定位下，中國不能只是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更要建設性地主導式參與全球治理。
經典的現實主義觀念認為，“國家變得富有和強大之后，它不僅尋求與其能力相符的世界政治影響力，而且會產生更大的控制欲望（包括對于領土、其他國家政權，甚至世界經濟秩序），并會在世界范圍內不斷地擴張利益，若是必要，還會進行大規(guī)模的戰(zhàn)爭來修正或推翻現有的國際秩序”。[23]于當今的國際環(huán)境而言，崛起國發(fā)動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可能性較低，更多地體現于在其他領域（經濟、科技、國際規(guī)則制定）挑戰(zhàn)守成大國的領導地位?，F實主義的邏輯更加強調零和思維，而中國在百年發(fā)展的大部分時間則是秉承雙贏思維。不論是“美國至上”的霸權思維，還是“歐洲模式”的優(yōu)越感，對中國發(fā)展的忌憚歸根結底在于“制度競爭”。由于中國40年的大發(fā)展，美歐的經濟發(fā)展模式、外交政策、價值觀念均受到挑戰(zhàn)。但是，鑒于全球經濟狀況進入了一個“新平庸”[24]時期，穩(wěn)定的經濟增速和堅定擴大開放的決心是可以讓中國在國際社會有所作為的。所以，在當前右翼民粹主義盛行的歐洲，德國外商和批發(fā)商協(xié)會（BGA）主席賓格曼發(fā)聲認為：“歐洲不應該被擴建成一個圍城。對中國的‘恐懼癥’沒有存在的理由。德國應該是中國經濟崛起的獲益者，而不是受害者。”[25]意大利成為G7成員中首位與中國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備忘錄的國家，具有很強的象征性意義。繼意大利之后，歐盟金融中心之一的盧森堡日前也與中國簽署了備忘錄。此外，歐洲議會“一帶一路”政策溝通委員會也于近日成立。作為互聯(lián)互通的基礎，國家間的政策溝通至關重要，這對于在歐洲推動“一帶一路”合作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全球化時代使得各國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緊密的命運共同體。中國近百年的命運尤其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fā)展有力地證明，中國的發(fā)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fā)展也更需要中國。中國政府真誠希望在當今世界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與各國人民一道通過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堅持公正合理，破解世界治理赤字；堅持互商互諒，破解信任赤字；堅持同舟共濟，破解和平赤字；堅持互利共贏，破解發(fā)展赤字，[26]通過“一帶一路”這一參與全球治理的合作平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實現更加美好的未來。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歐美主要國家執(zhí)政黨治國理政經驗教訓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6JJD710009；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博士研究生王墾對本文亦有貢獻）
注釋
[1]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6429855.html。
[2]胡錦濤：《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11.html。
[3]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17年10月18日，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14.html。
[4]引于2018年7月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辦的金磚國家工商論壇公布的數據。
[5]黃沛韜：《當代西方民粹主義的挑戰(zhàn)：社會秩序的更替與世界秩序的嬗變》，《區(qū)域與全球發(fā)展》，2019年第1期，第59頁。
[6]李強：《美國保守主義興起的“智庫”因素》，《北京日報》，2018年5月21日，第16版。
[7]Robert Keohane, "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autumn 1990, 45, pp. 731-64.
[8]接連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TPP）、巴黎氣候協(xié)定、伊核協(xié)議、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和人權理事會，并且推翻原有的《北美自由貿易協(xié)定》，簽訂了更有利于美國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xié)定》。
[9]肖河：《特朗普的“退出外交”并非孤立主義表現》，《世界知識》，2017年第22期，第58頁。
[10]《中緬兩國總理聯(lián)合聲明》，《人民日報》，1954年6月30日。
[11]秦亞青：《國家身份、戰(zhàn)略文化和安全利益——關于中國與國際社會關系的三個假設》，《世界經濟與政治》，2003年第1期，第11頁。
[12]《數說改革開放40年：40年減貧7.4億人》，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10/c_1123833866.htm。
[13]周桂銀：《中國崛起過程中的國際責任》，《江海學刊》，2009年第5期，第171頁。
[14]劉鴻武、黃梅波：《中國對外援助與國際責任的戰(zhàn)略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11頁。
[15]《關于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86年10月。
[16]據作者對1980～1995年中國對聯(lián)合國系統(tǒng)10個主要機構捐款額的統(tǒng)計得出，90%的捐款投入以發(fā)展為導向的機構，而對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機構持謹慎態(tài)度。
[17]作者根據財政部數據統(tǒng)計，2008～2018年，中國政府向國際組織的投入（多邊渠道）與對外援助（雙邊渠道）的比例從5:1升至1:1。
[18]OECD, Multilateral Aid 2015: Better Partnerships for a Post-2015 World, 2015, p. 17.
[19]黃梅波、徐秀麗、毛小菁：《南南合作與中國的對外援助：案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第138頁。
[20]傅瑩：《在共同的屋頂下——中國的全球秩序觀》，http://theory.rmlt.com.cn/2015/1115/408564.shtml。
[21][22]羅思義：《別誤讀中國經濟》，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0、249～273頁。
[23]［美］阿拉斯泰爾·伊恩·約翰斯頓、羅伯特·羅斯：《與中國接觸——應對一個崛起的大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3頁。
[24]這一概念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首創(chuàng)，描述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尤其是西方國家經濟增長緩慢的現象。
[25]《BGA主席：歐洲不應存“中國恐懼癥”德國是中國崛起的獲益者》，http://news.china.com.cn/txt/2019-04/01/content_74633670.htm。
[26]習近平：《為建設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貢獻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的講話》，2019年3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3/26/c_1124286585.htm。
責 編／刁 娜
The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and Evolution of China's Identity
Shi Zhiqin
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is experiencing unprecedented changes that have never been seen in a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pattern, the trend of world multi-polarization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developing in depth. There is a growing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the "multi-polars" and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order is accelerating. Western economies are mired in a "new mediocrity", while some emerging economies are showing strong growth rates. In this context, multilateralism is challenged and global governance is more complex than 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own development,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 Facing the "Great Change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a, as a "responsible big count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continue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eepen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sume its du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and increase its voice in global governance.
Keywords: Great changes, national identity, global governance
史志欽，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一帶一路戰(zhàn)略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研究方向為中歐關系、比較政黨與政府、社會民主主義。主要著作有《全球化與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轉型》《全球化與世界政黨變革》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