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造成全球貿易增長乏力和增速低于全球經濟增長的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又有結構性因素。未來幾年中國對外貿易恐怕仍將維持低于經濟增長的速度，希望恢復到金融危機前或2012年前的高速增長勢頭的可能性不大。
【關鍵詞】對外貿易 TPP 中美經貿關系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2008年金融危機改變了全球貿易的原有增長態(tài)勢。危機期間，全球貿易下降了17%，是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大的一次衰退。危機之后，全球貿易出現了一次短暫的反彈，但之后馬上進入了一個“新常態(tài)”。一方面，全球貿易增長速度明顯滑落，危機之后全球貿易年均增長速度不到3%。另一方面，雖然全球經濟處于緩慢復蘇過程中，但自2012年以來，全球貿易已經連續(xù)5年低于全球經濟增長速度。二戰(zhàn)后以來，除個別危機年份，全球貿易的增長一直高于經濟增長的速度，因此貿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一直呈穩(wěn)步上升趨勢。危機之前全球貿易增長快于經濟增長，主要得益于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貿易自由化導致的貿易壁壘的不斷下降，以及技術進步導致的通訊和交通成本的降低等有利因素，但如今這一常態(tài)被打破。
造成全球貿易增長乏力和增速低于全球經濟增長的原因，既有周期性因素，又有結構性因素
周期性因素又可以分為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供給方面看，金融危機對全球信貸與融資市場的影響從供給層面會影響出口。此次金融危機期間，大量金融工具幾乎陷入失靈的困境當中，大量企業(yè)突然面臨融資約束，從而增加了企業(yè)供給層面的成本，最終導致國際貿易受到損害。危機之后的經濟復蘇階段，金融體系仍顯脆弱，出口企業(yè)面對的融資環(huán)境仍很難根本上改觀，出口能力有待提升。但更多的研究者認為，周期性因素當中對全球貿易影響最大的當屬需求因素，需求低迷才是造成全球貿易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眾所周知，金融危機對發(fā)達經濟體的沖擊最大，尤其是歐元區(qū)表現最為明顯，歐元區(qū)內貿易占全球貿易的三分之一，歐洲經濟的衰退和之后的復蘇滯后，對全球貿易的低迷造成很大影響。2012年后，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產品價格下跌，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經濟體的經濟增長速度也開始逐年下滑?？梢哉f，全球經濟增長低迷導致需求動力不足，是全球貿易增長速度急劇下降的重要原因。
需求因素雖然可以解釋全球貿易增長速度為何明顯低于危機前的增速，但卻無法解釋為什么貿易增長速度低于經濟增長速度這一現象。因為從需求角度看，貿易的收入彈性是大于1的，也就是說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相應地貿易增長要大于一個百分點。有學者對金融危機后全球貿易的收入彈性進行估算，發(fā)現雖然目前貿易收入的彈性較危機前有所減低，但仍明顯大于1，這樣來推算，金融危機結束后，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全球貿易的復蘇也應該快于經濟復蘇速度，但事實正相反?；卮疬@個問題，還需要考慮一些結構性因素。
首先是貿易結構。當前國際貿易以制成品為主，在制成品貿易內部，投資品和耐用消費品又占據了絕大部分。在金融危機期間，投資品和耐用品的下降幅度遠高于其他商品，耐用品貿易的下降是導致全球貿易衰退的重要原因。危機之后，需求的反彈作用在耐用品與投資品上又產生延遲反應，對此類產品支出增加的比例要低于總收入的增長幅度。由于國際貿易越來越集中于此類產品，因此貿易的增長速度低于經濟增長速度就成為可能。
其次，與全球價值鏈相關的國際生產分割也被視為是另外一個重要的因素。此次全球貿易增長低迷的一個重要特點在于，幾乎所有的經濟體在同一時間均出現出口與進口的增速下滑。解釋這一現象的關鍵在于找到同時性因素，這一同時性因素與國際生產分割導致的中間品貿易有關。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國際分工深入至產品內部，逐漸形成了生產工序的國際化，以及所謂的全球價值鏈的聯(lián)系。國際生產分割導致零部件、半成品這類中間品貿易的興盛。金融危機前，全球貿易的快速增長主要歸功于中間品貿易。但是，國際生產分割體系逐步將各個國家的生產體系聯(lián)系在一起，使得任何國家與經濟體的供給與需求均依賴于其他國家的供給與需求，這就導致大國一旦出現巨大需求波動，勢必產生全球性的貿易大波動，而且這一波動具有同時性。
除了上面提到的這些因素之外，近年來，也有一些學者將全球貿易增長低迷與貿易保護主義聯(lián)系在一起，認為金融危機的沖擊以及經濟復蘇的緩慢，可能會刺激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阻礙全球貿易的發(fā)展，就像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蕭條一樣。但是，相比大蕭條時期，此輪貿易下滑的原因卻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大蕭條期間，各個經濟體均采取了極端的保護主義政策，大幅提高了關稅以及其他非關稅壁壘，而此次金融危機期間及之后的復蘇期間，總體上看，關稅水平的上升幅度是非常輕微的。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不僅在于多年來各國在貿易自由化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而且在當前全球價值鏈和生產分割的國際分工模式下，本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不僅會損害他國的利益，同樣將損害本國的下游企業(yè)與本國的跨國公司。因此，貿易保護主義并不是影響全球貿易的主要因素。
全球貿易增長乏力背景下，中國對外貿易有所下滑
不考慮匯率變化的影響，除了2009年中國貨物出口受金融危機沖擊，出現了16%的負增長以外，2012年以前，中國出口一直保持20%以上的增長速度。但2012年以后，中國出口增長速度開始急劇下滑，并且低于經濟增長速度，2015和2016年更是連續(xù)兩年出現了負增長?？梢哉f，中國對外貿易的變化與全球貿易變化趨勢基本保持一致。雖然出口增長速度大幅度滑落，但中國出口占世界貨物貿易的比重不僅沒有下降，反而在不斷上升，由2012年的11.0%上升至2015年的13.8%，明顯高于位列第2、3位的美國（9.1%）和德國（8.1%）。這表明，中國對外貿易發(fā)展主要受外部需求的影響，但所受到的外部需求沖擊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這應該是中國出口產品國際競爭力的突出表現。
從出口市場分布看，美國和歐盟是中國最大的兩個貿易伙伴和出口市場。2016年，中國對美國和歐盟的出口額分別占中國出口總額的18.3%和16.2%。近年來，中國出口市場日益多元化。發(fā)達國家內部，中國對歐盟和日本的出口份額在下降，只有美國市場份額不降反升。與此同時，東盟、印度、拉美和非洲等市場對中國出口的貢獻均有所上升，尤以東盟最為顯著，中國對東盟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由2005年的7.3%上升到了2016年的12.2%。出口市場結構的變化也再次印證了外部需求因素的重要性。
從貿易方式看，一般貿易已經取代加工貿易成為推動中國對外貿易發(fā)展的主要動力。2005年加工貿易的出口份額為55%，而一般貿易的出口份額為41%；2011年，一般貿易的出口份額首次超過加工貿易；到2016年，一般貿易的出口份額已增長至54%，加工貿易的出口份額下降到了34%。貿易結構方面，中國出口產品以工業(yè)制成品為主，工業(yè)制成品出口額占中國出口總額的95%以上。2015年，中國工業(yè)制成品出口占全球工業(yè)制成品總出口的18.6%，僅次于歐盟，居世界第二位。在工業(yè)制成品中，中國在辦公及通訊產品、紡織品、服裝三類產品的出口中尤其突出。
如何看待未來中國對外貿易的發(fā)展前景？在一定的時期內，中國對外貿易也將面臨大多數國家所面對的共性問題：外部需求乏力、貿易收入彈性的下降，以及短時期內的結構性問題難以改變，因此，未來幾年中國對外貿易恐怕仍將維持低于經濟增長的速度，希望恢復到金融危機前或2012年前的高速增長勢頭的可能性不大。短期內，從需求方面看，雖然特朗普上臺后帶來了一定的不確定性，但美國經濟復蘇的勢頭仍較為看好，加上新興市場和發(fā)展中經濟體在經歷了六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之后，2016年基本觸底（尤其是俄羅斯和巴西），2017年經濟增長速度有很大可能止跌回升。從這些利好面看，結合中國主要出口市場近年來的變化趨勢，筆者預測2017年中國出口將有很大可能開始觸底反彈。
雖然外部需求是影響中國出口的主要因素，但從供給方面看，政府仍有必要對國內企業(yè)給予一定的支持。目前中國在國際市場最具有競爭力的出口產品，仍然以勞動密集型產品或勞動密集型生產環(huán)節(jié)為主，在勞動成本不斷上漲的現實下，減輕企業(yè)其他環(huán)節(jié)的生產成本是需要政府認真考慮的。特別是，政府應當對私營企業(yè)給予足夠的重視和支持。私營企業(yè)2005年占中國出口的份額僅為15%，到2016年已經一路飆升至44%，接近2005年的3倍，基本上與外資企業(yè)平分秋色。與此同時，國有企業(yè)和外資企業(yè)的出口份額經歷了顯著下降：國有企業(yè)的出口份額從2005年的22%跌至2016年的10%，外資企業(yè)的出口份額也下降了將近15個百分點。毫無疑問，未來私營企業(yè)將成為推動中國出口增長的最大動力。
未來中美貿易摩擦程度有可能會加劇
1934年的《互惠貿易法案》奠定了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基石，即“公平貿易”（Fair Trade）。戰(zhàn)后以來，美國在推行所謂的“公平貿易”方面可以說是多管齊下。早期，美國主要通過其主導的多邊貿易談判，不斷削減發(fā)達國家的工業(yè)品關稅。美國還利用其勢力，將多邊貿易自由化延伸至傳統(tǒng)貿易政策之外的一些美國具有明顯優(yōu)勢的領域，如金融與通訊部門、與投資有關的貿易、知識產權保護等。隨著多邊貿易談判參與方的不斷擴大和美國國際競爭力的相對衰落，美國通過多邊主義方式推行其貿易政策的阻力越來越大，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除了多邊主義之外，美國開始借助區(qū)域主義和單邊主義，推行其貿易政策理念。美國由最初反對區(qū)域一體化的態(tài)度轉變?yōu)榉e極參與區(qū)域一體化，如與加拿大、墨西哥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qū)（NAFTA），加入亞太經合組織（APEC），同時，為打開一些貿易伙伴的國內市場，以對方對美不公平貿易為借口，威脅采取貿易報復的手段，迫使對方就范，臭名昭著的系列“301條款”就是美國典型的單邊主義做法。
TPP是美國為主導未來全球貿易規(guī)則，將主要競爭對手中國排除在外的一個產物，更多地體現了地緣政治色彩。特朗普一上任就做出美國退出TPP的決定，這對中國既有有利的一面——將中國排除在游戲規(guī)則之外的企圖暫時破滅，但另一方面，這是否又意味著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將更多具有單邊主義色彩？如果確實如此，那么未來兩國之間“短兵相接”的機會將大大增加，貿易摩擦程度有可能會加劇。金融危機之后，中國對歐盟、日本等發(fā)達國家的貿易順差在減少，但唯獨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有擴大趨勢，貿易不平衡歷來是中美貿易摩擦的熱點之一，未來也難以避免。
從貿易政策制定過程看，影響美國貿易政策的非經濟因素包括黨派性、內閣組成以及利益集團等。其中，利益集團對美國貿易政策具有重要的影響，無論在國會立法，還是權力委派（如反傾銷、反補貼）方面都是如此。從小布什政府開始，在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制定或實施過程中，利益集團的作用呈上升趨勢，并且利益集團也在不斷發(fā)生分化。原先支持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是一些勞工組織和與意識形態(tài)有關的原則組織，工商組織大都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但近年來一些代表中小企業(yè)的工商組織也加入了游說對華貿易保護的行動中。特朗普上任之后，隨著內閣成員的陸續(xù)出臺，其“美國至上”的理念將可能得到更多的體現，從而在政策制定上更易受國內利益集團的左右。
正如前文提到的，經濟全球化和國際貿易分工的不斷深化，將會抑制貿易保護主義的擴散，任何的貿易大戰(zhàn)或貿易報復的升級都會造成“兩敗俱傷”。特朗普作為商人出身的總統(tǒng)，以及其內閣成員中諸多經商背景的人選，意味著他們既在維護美國利益方面高度敏感，又深諳討價還價之道。與外交、軍事領域相比，中美之間在經貿領域維持“斗而不破”更有可能成為“均衡”狀態(tài)。
（作者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教授）
【參考文獻】
①《特朗普正式宣布美國退出TPP》，新華網，2017年1月24日。
責編/張寒 美編/于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