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很多西方國家出現了社會紊亂甚至失序的現象，如金融危機、經濟停滯、暴恐頻發(fā)、難民問題、選舉亂局、民粹主義興起、右翼極端主義暗流涌動、種族歧視引發(fā)社會抗議和騷亂等。面對這些亂象，西方國家卻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即使開出藥方，也在不同利益集團相互掣肘中難以有效施治，西方社會似乎失去了自我調節(jié)以達到自愈的能力。這不僅讓自視很高的西方世界感到尷尬，而且也在侵蝕和消解著西方社會的自信心。
西方國家的亂局絕不是偶然現象，更不是由于運氣不佳。實際上，在這些現象的背后有著深刻的制度性根源。
對個人主義的放縱不斷侵蝕公眾利益
自由與民主曾經激發(fā)了西方人的創(chuàng)造精神和西方社會的活力。但是，當自由主義的價值追求失去了其斗爭對象——封建主義后，其所倡導的個人主義就出現了癌變的趨勢。按照法國學者托克維爾的理解，自由主義個性解放的理想會落入個人狹隘利益的窠臼。歐美社會的現狀證明了這個趨勢的確客觀存在。
美國學者貝瑞和威爾科克斯發(fā)現，美國政治制度的核心層面存在著一個難解的困境。這就是說，在一個所謂“開放和自由的社會”，人們可以自由地（有時是肆無忌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便其主張可能會傷害他人，并且可能不符合國家的最高利益。而困境在于，如果政府不允許人們追求自己的利益，也就取消了他們的政治自由。當人們處于自由競爭狀態(tài)時，這種利益的博弈還是可控的。但是，當資本的力量借助壟斷發(fā)揮其能量的時候，利益集團就可以借助不受約束的自由壓倒普通民眾的自由。按照這兩個美國學者的說法就是，“在我們這樣的制度下，利益集團一直向政府施加壓力，以實行一些損害一般公眾利益而有益于小部分選民的政策。”普通民眾沒有足夠的財力組成政治團體，也不可能形成增進自己利益的政治議題，而財力雄厚的利益集團卻能操縱政治進程和議題。
不少西方學者認識到，利益集團是一種癌，在西方國家機體內擴散卻得不到遏制，使國家機體逐漸腐敗、虛弱。譬如，有美國學者經過調查發(fā)現，美聯儲在治理中存在嚴重的違背公眾利益的行為，曾用秘密的應急貸款來滿足華爾街大型利益集團的需求，包括大力支持那些列席地區(qū)聯儲銀行理事會的銀行家們。這可以解釋為什么華爾街的大亨們引發(fā)了禍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卻依然能夠享有超高薪酬。
資本壟斷和財富集中激化社會矛盾
由于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力和工人階級的斗爭，西方國家曾經進行了某些改革，使不平等現象變得溫和了些，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西方國家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發(fā)展。但是，蘇東劇變之后，資本主義的本性再次暴露無遺：它不斷擴張自己的欲望，壓縮勞動群眾的利益空間。有西方學者指出，如果放任自流，基于私人產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將對社會公平正義帶來威脅。
近年來，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很多西方國家在經濟政策上擺脫了中下層民眾的壓力和公平價值觀的約束。為了轉移矛盾，其社會上層人士還在政治上操縱議題，把工人階級利益被剝奪說成是國外競爭和外來移民的結果。實際上，真正的禍根仍然是資本的集中與壟斷。正如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所指出的，勞資之間的分立造成了諸多沖突，首要原因是資本所有權的高度集中。財富的不平等以及由此產生的資本收入的不平等，事實上比勞動收入的不平等要大得多。此外，在美國，機會不平等在最近幾十年里顯著加大了。關于不同社會階層在考試分數、完成學業(yè)的時間、選擇的職業(yè)以及收入等方面的一系列統(tǒng)計數據表明，這種機會差距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趨于縮小，而現在則在不斷擴大。這就是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爆發(fā)的重要原因。實際情況更加嚴重。按照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的說法，收入增速比頂層1%的人群更快的人群只有兩個，就是頂層0.1%和頂層0.01%。顯然，西方社會的流動性隨著收入不平等的加劇而減弱了。
在歷史上，美國的社會流動性比歐洲大，這是其經濟社會發(fā)展活力的重要來源。但一些西方學者的研究表明：在當今美國，個人改變出生時社會階級屬性的難度要高于歐洲。另外，美國的教育也變得越來越不公平。超級精英無節(jié)制地將資源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而公立學校則資源匱乏。這是一種新的封閉：精英教育越來越只適用于上層社會。戰(zhàn)后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是建立在“福利資本主義”或所謂“有良心的資本主義”基礎上的?，F在，資本的任性促使資本主義再度野蠻化，從而引發(fā)了許多其自身難以化解的社會問題。
利益集團之間的爭斗導致劣質民主
經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爭取，西方國家的民主在一個時期的確有逐步擴大的趨勢。但是，很多西方國家在制度上把民主僅僅理解為政治權力的票決。這不僅縮減了民眾的民主權利，而且為資本的操縱留下了很大空間。被資本控制的“民主”操作，導致不同利益集團為攫取權力進行不擇手段的爭斗。這不僅撕裂社會，也導致民主制度劣質化。
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在《權力精英》一書中認為，美國是被擁有財富和權力的少數人統(tǒng)治的。精英階層是社會議題和進程的真正決策者，“民主”實際上是糊弄大眾的幻象。為了博取選票，黨派競爭演化為演講技巧甚至“顏值”的比拼，而真正的治理規(guī)劃和理念卻被遮蔽了。不同黨派選出來的候選者往往不是真正有經驗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者，而是一些巧言令色、善于用許諾博取好感的人。讓美國人感到煩惱和無奈的這一輪總統(tǒng)選舉，是這一趨勢的最新發(fā)展。這些人上臺之后，就把自己競選時的許諾拋到九霄云外。即使有些人想有所作為，但考慮到連任的需要，也不敢真正進行觸動利益集團奶酪的改革。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承認：“在我們的體制中，產生了強大的利益集團，它們能阻攔我們進行實質的、必要的改革。”當執(zhí)政者沒有連任顧慮的時候，其執(zhí)政歲月也所剩無幾，已經來不及實現自己的想法了。奧巴馬的競選口號是，我們可以改變。對此，一些美國人調侃道：現在看來，他基本沒有改變什么，連關閉關塔那摩黑監(jiān)獄都無法兌現。他所能改變的就是自己的頭發(fā)變白了。
奉行干涉主義危及自身經濟穩(wěn)定和社會安全
壟斷資本所支持的軍工綜合體以及在殖民主義基礎上形成的文化霸權，促使西方國家任性地干涉他國事務，不僅引起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的動蕩甚至戰(zhàn)爭，也危及西方國家內部的經濟穩(wěn)定和社會安全。
幾個世紀以來特別是19世紀以來，綜合國力優(yōu)勢使得人口僅占全人類人口一小部分的西方世界成為全球治理規(guī)則的制定者，這就促成了西方的傲慢。西方高人一等的霸權意識致使它們奉行干涉主義，不僅摧毀不符合其口味的國家的社會秩序，而且耗散著西方自身的力量。當前，在全球治理中，西方國家已經有捉襟見肘的態(tài)勢：一方面，西方的干涉不僅沒有給其他國家?guī)砦拿鳎炊蛊湎萑敕榛疬B天和水深火熱的境地；另一方面，不斷攀升的高額軍費，也動搖了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影響了其國內的民生發(fā)展。另外，讓干涉主義者始料不及的是，西方國家引起的戰(zhàn)火造成了大量難民。這些難民不斷涌向歐洲，給歐洲和國際社會造成很大壓力。哪里有野蠻干涉，哪里就有反抗。被干涉國家的人民變得更加反美、反西方。從某種意義上說，恐怖主義就是反美、反西方傾向的極端化。
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西方國家不能平等地對待非西方國家。在歐美人看來，非西方國家基本上沒有能力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建設性作用。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之后，西方國家不能積極看待中國及其他新興國家的崛起，反而把發(fā)展中國家的發(fā)展以及新興國家提供越來越多的國際公共產品看作是對自己霸權的挑戰(zhàn)。西方人驚呼：“我們正處在實力從西方轉向亞洲的歷史性轉折點上”。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觀，讓西方人低估了非西方文明和發(fā)展中國家在歷史發(fā)展中的作用，他們不斷用所謂“再平衡”“接觸中的遏制”等舉措來圍堵、壓制中國，這種行為將在更大程度上消耗西方國家的物力和道德資源。實際上，只有允許發(fā)展中國家深度參與世界事務和全球治理，才能建立更加民主、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世界秩序。從這個角度說，西方國家確實應該進行比較深入、比較徹底的制度性改革了。
（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教育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6年10月23日 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