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理直氣壯、借典助理、理從事出——關于毛澤東文風的鮮明特點
題記：今年是毛澤東誕辰120周年。毛澤東是偉人，是政治領袖，也是文章大家。從來的紀念都是對歷史的盤點和對未來的設計。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也出現了許多新矛盾，積累下不少問題，在文風方面更是出現了一些值得重視的問題。以史為鏡，這也是正常思維，正常邏輯。毛澤東說過：“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所以，重提毛澤東的文風，研究它、學習它，實際上是對現實中某些不良文風的批評和對良好文風的呼喚。
上篇
毛澤東的文風正如他的事業(yè)，其成就是多方面的，我們只能抽取某幾個側面。從今天角度來講，我個人認為，毛澤東的文風有四點值得我們特別關注，這可以從其文章的氣勢、思想、知識和語言來認識和領會。
第一個特點是有氣勢，即有革命家的氣勢——“理直氣壯，舍我其誰”。
領袖是什么?是領頭羊，是旗手，是燈塔，是大丈夫。當領袖先得有一種“丈夫立世，獨對八荒”的英雄氣概。凡是讀過毛澤東文章的人，都能感受到其中那種高屋建瓴、酣暢淋漓的氣勢。請看他寫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zhàn)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這真是氣貫長虹，充滿歷史唯物主義和人民英雄主義的博大氣象。這一段文字由周恩來手書，刻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兩個偉人的作品，文章、書法都可謂中國最大的一塊“雙絕碑”。這種氣勢在他一生的文章中是貫徹始終的。這是由其理想、意志、學識和性格決定的。他最早的上小學時寫的一首詩《詠青蛙》就氣度不凡：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蔭樹下養(yǎng)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做聲?
他在青年時期辦《湘江評論》，面對風雨如磐的黑暗世界就喊出：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
在革命最困難的時候，他講：
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清醒地估計了國際和國內的形勢，知道一切內外反動派的進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夠打敗的。當天空中出現烏云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
在革命取得勝利時，他講：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fā)抖吧，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wěn)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毛澤東的一生絕不服軟，絕不示弱，他的文章和講話始終充滿硬氣、正氣和王者之氣。
第二個特點是有思想，即有思想家的高度——“理從事出，片言成典”。
領袖是什么?是思想家，他要用他的思想來統一隊伍，率領民眾改造世界。人們讀領導人的文章不是讀小說，也不是來聽他說空話，是要獲得思想，要解決問題。“毛澤東思想”這個稱法之所以得到認同，是因為他的講話和文章中有思想，有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思想，解渴。毛澤東文章中的思想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大的戰(zhàn)略思想。他在各個革命歷史時期都有自己的思想，并為后來的實踐證明是正確的。如土地革命時期的農村包圍城市;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持久戰(zhàn)戰(zhàn)略;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將革命進行到底;建立政權之初的反貪廉政;還有一系列的建黨、建軍思想。
二是具體的思想。他在談每一個具體的、個性的問題時，總能歸納出本質的、共性的哲理。這就是領袖，政治領袖，思想領袖。所以他的文章總是那樣耐讀，有味，并讓人永遠地記住。他在《重慶談判》一文中講當時的軍事形勢說：
他來進攻，我們把他消滅了，他就舒服了。消滅一點，舒服一點;消滅得多，舒服得多;徹底消滅，徹底舒服。
這句話已經深入人心，在許多地方被人引用。類似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很多，比如著名的“為人民服務”思想就是在一個普通戰(zhàn)士張思德的追悼會上說的，而《紀念白求恩》一文中則產生了關于做人標準的名言：
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fā)，就可以變?yōu)榇笥欣谌嗣竦娜恕Ｒ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他到蘇聯訪問，在一場臨時的接見中講出這樣的至理名言：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這叫“理從事出，片言成典”，從一件具體的事出發(fā)總結出普遍的真理，濃縮成一句話，從而成為經典。什么叫經典?常念為經，常說為典。經得起后人不斷地重復，不停地使用。“理從事出，片言成典”，這是毛澤東的本事，是他文章的魅力。
綜上可知，領袖應該是一個思想家，他的水平已經到了那一步，隨便說出便有思想含量。用不著去湊，去憋，去描，去讓秘書班子關門生造。
第三個特點是知識淵博，即有學者式的積累——用典豐富，文庫史海，隨手拈來。
領袖又應該是學問家。他要懂社會規(guī)律，要知道它過去的軌跡，要用這些知識改造社會、管理社會，引導社會前行。政治領袖起碼是一個愛讀書、多讀書、通歷史、懂哲學、愛文學的人。因為文學不只是藝術，還是人學、社會學。毛澤東熟悉中國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隨手拈來，十分貼切，借過去說明現在。他文章中的用典有三種情況：
一是直接從典籍中找根據，證明目前之理，就是常說的“引經據典”中的“引經”。比如，他在《為人民服務》中引司馬遷的話：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
這就是政治領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發(fā)力，翻新經典，為己所用;既宏揚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經典知識。
二是借經典事例來比喻、闡述一種道理。有時用史料，有時用文學故事，就是常說的“引經據典”中的“據典”。如他借東周列國的故事說“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戰(zhàn)犯不除，國無寧日。”借李密的《陳情表》說司徒雷登：“總之是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
毛澤東的文章大部分是說給中國的老百姓或中低層干部聽的。所以，他常搬出中國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閉幕詞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他常將《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這些文學故事當哲學、軍事教材來用，深入淺出，生動活潑。例如，他在《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一文中用《水滸傳》故事來闡述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氣勢洶洶，劈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端疂G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
孫悟空在他筆下，一會兒比做智慧化身，鉆入鐵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會兒比做敵人，跑不出人民這個如來佛的手心。所以，他的報告總是聽者云集，歡聲笑語，毫無理論的枯澀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現實，把實踐融進了理論。
1949年新年到來之際，解放戰(zhàn)爭眼看就要勝利，蔣介石又要搞假和談。他立即以新華社名義發(fā)表了一個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個伊索寓言典故：
這里用得著古代希臘的一段寓言：“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復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死去，希望中國共產黨，中國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于毒蛇的好心腸。但是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卻聽見了并且記住了這個勞動者的遺囑。況且盤踞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
三是用典來“起興”，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橫生。“起興”是詩歌，特別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開花紅姣姣，香香人材長得好。玉米開花半中腰，王貴早把香香看中了。”現在，手機上調侃的段子也常用這種形式。如“曾經滄海難為水，大鍋蘿卜燉豬腿;在天要做比翼鳥，相約今天吃蝦餃;君問歸期未有期，去吃新疆大盤雞”，都很幽默。
毛澤東懂文學，愛詩，寫詩，知道怎樣讓文章更美一些。他這時用典并不直接為“證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證理”，而是借典“起興”，引出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種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如1939年7月7日，他對即將上前線的陜北公學(即后來的華北聯合大學)師生講話，以《封神演義》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侖山，元始天尊贈了他杏黃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樣法寶?，F在你們出發(fā)上前線，我也贈給你們三樣法寶，這就是：統一戰(zhàn)線、武裝斗爭、黨的建設。
這里從“法寶”的字面引出下文。
第四個特點是個性的語言，即政治家加文學家的語言——典雅、通俗、幽默。
作為一個政治領袖，首先要會說話。因為你要表達，要動員。古今中外甚至有肢體殘疾的人都能當領袖(如美國總統羅斯福)，但沒有一個啞巴能當領袖。語言是領袖的第一工具，是美人的一張臉。典雅、通俗、幽默，這三點能做到一點亦不容易，但毛澤東三者皆備，而且是完美地結合。
記得我第一次接觸毛澤東的文章，是在中學的歷史課堂上，沒耐心聽課，就去翻書上的插圖。有一張《新民主主義論》的影印件，如螞蟻那么小的字，我一下就被開頭幾句所吸引：
抗戰(zhàn)以來，全國人民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大家以為有了出路，愁眉鎖眼的姿態(tài)為之一掃。但是近來的妥協空氣，反共聲浪，忽又甚囂塵上，又把全國人民打入悶葫蘆里了。
我看到“欣欣向榮、愁眉鎖眼、甚囂塵上、打入悶葫蘆”這么多新詞，不覺眼前一亮，一種莫名的興奮。這是一種從未見過的文字，說不清是雅，是俗，只覺得新鮮，很美。放學后，我就回家找來大人的《毛澤東選集》讀。我就是這樣開始讀毛澤東的文章的，開始并不為學政治，是為欣賞語言，讀文學。
我們先看毛澤東文章典雅的一面。他在抗日戰(zhàn)爭中寫的《祭黃帝陵》的開頭有這樣幾句：
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聰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偉業(yè)，雄立東方。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諾采訪時說，他學習韓愈文章是下過苦功的，如果需要他還可以寫出一手好古文。
再看他通俗的一面。他的《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
再看他的《華北各首長號召保石沿線人民準備迎擊蔣傅軍進擾》一文中的這一段：
此間首長們指示地方各界切勿驚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準備，就有辦法避開其破壞，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今春敵擾河間，因我方事前毫無準備，受到部分損失，敵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務須全體動員對敵，不使敢于冒險的敵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
“走到一起”、“還不夠”、“切勿驚慌”、“就有辦法”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語言，是一種面對面的告誡、談心。雖是大會講話、新聞電稿，卻通俗到明白如話。
再看他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的一段通俗、典雅并重，嚴肅、大氣的文字：
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
而最難的是幽默。幽默是什么?就是用輕松漂亮的姿態(tài)完成高難動作，如足球的倒勾射門，籃球的背投。政論文中的幽默就是用生動的文學語言，講清艱深的政治道理。如：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到文化的重要性時說：
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德)總司令的，一支是魯(迅)總司令的(正式發(fā)表時改 為“拿槍的軍隊”和“文化的軍隊”)。
他在對斯諾講到自己的童年時風趣地說：“我家分成兩‘黨’。一個就是我的父親，是‘執(zhí)政黨’;‘反對黨’由我、我母親和弟弟組成。”斯諾聽得哈哈大笑。
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這樣大的理論問題，他在1956年知識分子會議上的講話中說：
搞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質的花樣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羊肉、鴨子應該更好吃，更進步，這才體現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我們在羊肉面前就沒有威信了。社會主義一定要比資本主義還要好，還要進步。
毛澤東的文章開創(chuàng)了政論文從未有過的生動局面，工人農民看了不覺為深，專家教授讀了不覺為淺。他是鄉(xiāng)間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又是戰(zhàn)火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在學生時期，他就受過嚴格的古文訓練，后來在長期的斗爭生涯中，一方面和工農兵廝磨在一起，學習他們的語言;一方面又手不釋卷，和各種書(如文學書籍，小說、詩詞、曲賦、筆記)纏裹在一起，須臾不離。他寫詩、寫詞、寫賦、作對、寫新聞稿和各種報告、電稿。所以他的文章典雅與通俗共存，樸實與浪漫互見。其語言熔古典與民間、政治與文學于一爐;時常有鄉(xiāng)間農民的口語，又能見到唐詩、宋詞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頭說古，娓娓道來，又如詩人江邊行吟，感天撼地。
下篇
也許有人不禁要問：毛澤東為什么能寫出這樣精彩的文章，有什么秘訣嗎?其實，不是什么秘訣，是規(guī)律，是大白話。如果好算是秘訣的話，主要有三條：一是多讀書;二是不脫離實踐;三是不偷懶，親自寫。
第一個原因是多讀書。
毛澤東讀書有這樣幾個特點：
一是讀得多。他自述其學問，從孔夫子、梁啟超、拿破侖到馬克思，什么都讀。現在，廬山圖書館還保存有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借書單，從《廬山志》《昭明文選》《魯迅全集》到《安徒生童話》，內容極廣。
二是讀書已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井岡山、延安時期找不到書，他派人到敵占區(qū)買。那時八路軍駐西安、武漢、重慶等辦事處，都有一個任務，就是給延安買書。解放后他出差，隨身的行李首先是一個大的木頭書箱。他的住處名“菊香書屋”，藏書9萬冊。他睡一個大木床，有半個床堆滿書，就這樣常年伴書而眠。而且為了方便看書，有兩個床腿還墊高一拳頭，床面左右傾斜。晚年，他患眼疾近乎失明，就專從北大請一個教師來給他讀書。他在延安時說過：“我要能再活10年就一定要學習9年零359天”。他去世的前一天，全身插滿管子，醒過來就看書。最后一次閱讀是去世前7小時。
三是認真讀，研究，辨析，寫了大量筆記、批注。如1958年劉少奇談到賀知章的詩《回鄉(xiāng)偶書》：“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以此來說明唐代在外為官不帶家眷。他為此翻了《舊唐書》《全唐詩話》，然后給劉寫信說：
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事，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自從聽了那次你談到此事以后，總覺不甚妥當。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
這里引出一個問題：一個領袖首先是一個讀書人，一個讀了很多書的人，一個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一個不會自己母語的公民是不合格的公民，一個不熟悉祖國典籍的領導者是不合格的領袖。毛澤東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典故，僅《毛澤東選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語、典故342條。
第二個原因是不脫離革命實踐。
他的文章是用血與火寫成的，是中國革命的寫照。從1921年建黨到1949年建國，凡是中國人民、中華民族經歷的大事，毛澤東的文章中幾乎都寫到了。如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第一次內戰(zhàn)時期的根據地斗爭(《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對日斗爭(《論持久戰(zhàn)》)，解放戰(zhàn)爭時期推翻蔣家王朝的斗爭(《將革命進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專門文章。如西安事變、皖南事變、重慶談判。從建黨到建國，他參與了中國革命的全過程，這是一個最波瀾壯闊的時期。所以，他的文章不像馬恩那樣是純理論，也不像中共的早期領袖李大釗、陳獨秀、瞿秋白那樣還不脫文人相，他深入到軍事、政治活動中又與工農更密切地接觸。這既豐富了他的思想，也豐富了他的語言。
第三個原因是親自動手。
不管什么樣的天才，讀了多少書，經歷了多少活動，你要轉化為文章，還是得親自去寫，多寫，常寫，熟能生巧，逐漸掌握規(guī)律。毛澤東特別強調領導親自動手。他在1948年草擬的《關于建立報告制度》一文中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1958年《工作方法六十條》第38條規(guī)定：“不可以一切依賴秘書”，“要以自己動手為主，別人輔助為輔”。
毛澤東的一生是寫作的一生，他用筆桿子打天下，寫公文、論文、新聞，幾乎用盡了所有的文體。毛澤東在西柏坡期間，一年時間親手擬電報408封，指揮了三大戰(zhàn)役，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F在，西柏坡紀念館將這些電報裝飾成一個大走廊，是一個很壯觀的時光隧道，我們走在其中，又回到了那個歲月。讀書、革命、寫作這是毛澤東三位一體的人生。
近年來，我們黨對領導干部提出了改文風的要求，提倡“短、實、新”，去除“假、大、空”。其實，在此方面，今天的領導干部可以從毛澤東的文風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示。我個人認為，主要有三條：
第一條要學做文，先學做人。我們常說文如其人。現在的問題是假風盛行，不只是做文假，而且做人假，做事假，假人做假文，假事靠假文。要想恢復好傳統，先破這個“假”字。習近平同志指出：有的干部認為講大話、空話、套話、歌功頌德的話最保險，不會犯錯誤;言行不一、表里不一，臺上臺下兩個形象，圈內圈外兩種表現。現在，干部隊伍中作秀風氣很盛。沒有學問，裝學問，讓秘書查典故寫稿子，講話背稿子，急著在報上發(fā)文章，出書，寫傳記，編日記，圖虛名。這樣何談寫文章，更不可能寫出毛澤東式的文章。毛澤東可能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他始終是一個真實的人，他從不作秀，不裝，不假。他在八大開幕詞中講“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獲得一致好評和熱烈的掌聲。他不掠人之美，立即說這不是我的話，是一個年輕人，我的秘書田家英寫的稿。
第二條是去讀書。一個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首先應是一個讀書人。我們的干部隊伍中，不乏一些干部本來沒有讀多少書，陰差陽錯地當上了干部或高級干部，到了領導崗位上也不知道趕快去讀書補補課，自以為學問也同步見長。還是腹中空空，拿什么來寫大文章?讀書是獲得精神營養(yǎng)，就像吃飯一樣，別人不能代替。讀書寫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工作的一部分，也是為政的一部分。古人講“立功、立德、立言”。
第三條是親自動手。如毛澤東要求的不要秘書代勞。特別是署名文章一定要自己寫。如果不會寫就不要寫?，F在問題是不少干部，不寫文章，卻爭署名，要留名。搶著發(fā)文章，爭版面，托人送稿子，拼書出。朱镕基出版他的講話實錄時特別聲明：秘書代寫的一篇不收。
當然還有許多，但能先從這三條做起，就很不容易了，就會大有起色。
民族復興離不開文風復興。文風從來不是一股單獨的風。它的背后是黨風、政風、官風、民風、商風及社會、時代之風。一個社會，經濟在下、政治在上，文化則浸潤其間，溢于言表。凡一種新風，無論正邪，必先起于政而發(fā)于文，然后回旋于各行各業(yè)各階層民眾之間，最后才現于文字、講話、藝術及各種表演。所以，當我們驚呼社會上出現某種文風時，它早已跨山越水，穿堂入室，成了氣候。文風這個詞雖是中性的，但通常只要一單獨提出，多半是出了問題。而且是從根子上出了大問題，就像我們看到遠處的樹林里冒出青煙時，那片林子已經著火了。
我們歷史上，治理文風從來是和治理黨風、政風連在一起的。延安整風中，毛澤東把文風與學風、黨風并提，討伐“黨八股”，給它列了八大罪狀，說它是對五四運動的反動，是不良黨風的最后一個“防空洞”。現在，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先要復興好的文風，好風憑借力，再用這好風去推動社會改革。
文風是黨風、政風的表現，但它一旦形成就會頑固地影響黨風、政風。所以政治改革必先改文風。那么，如何實現文風復興?關鍵是兩條，一是積極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二是領導帶頭。中央要剎吃喝風，立即就剎住了。說明并不難，但要真抓，還要上面帶頭。比如當年毛澤東就真抓。說“黨八股”是又長又臭的裹腳布，是個癟三，瘦得難看。多次下發(fā)文件，要領導干部親自寫公文，痛批壞文章，毫不留情面。
有一次，他看了一些會議文件，不滿意，大怒。他說：“講了一萬次了，依然紋風不動，靈臺如花崗之巖，筆下若玄冰之凍。哪一年稍稍松動一點，使讀者感覺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為延長一年兩年壽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在毛澤東這樣嚴厲地要求下，對壞文風可以說是“露頭就打”，未能有太大的泛濫。而現在壞文風已是滄海橫流了，如果毛澤東在世還不知會氣成什么樣子?，F在必須認真對待，就是拿出百倍的力氣，也許才能收十分之一的效果。對此，不能掉以輕心。
(作者為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壓題圖：《萬類霜天競自由》，籍忠亮作)
